1948年10月郑州解放，郑县变郑州市的市区，仅限于原县城内16个自然村。省会迁郑大扩张，需要的技术人才甚至连服务人员都找不到，可谓“手中无网看鱼跳”。

郑州四处作揖请人。据《郑州市志》记载，1953年迁入人口32万余人，直到1960年，企业招收工人得到控制，人口机械增长率降到23.71‰。激情燃烧的岁月，新省会的拓荒者绽放着青春，释放着智慧与盲目，收获着喜悦和内疚。

首批公交车，由六个旧厢车拼装而成

1954年一开春，省会由汴迁郑就成为省委、省政府的头等大事。对于郑州来说，要把省直机关大量的物资和人员安置到位，需要各方面的统筹。1954年6月5日，郑州市成立了“欢迎省会迁郑委员会”，副市长王均智任主任。他目睹了半个世纪以来郑州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省会迁郑前后，国家对郑州进行高强度投资，这从《郑州市志》中《郑州市城市建设历年投资一览表》可窥一斑：1953年投资额为200万元，1954年为601万元，1955年为507万元。

有了钱，大规模建设高潮兴起。道路以火车站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形成功能各异的行政区、文化区、商业区、工业区、铁路枢纽区、物资仓储区和居民生活区。

有了钱，工厂呼啦啦都来了。那架势，跟现在的郑东新区一样。郑州西部从南到北，电缆厂、第二砂轮厂、煤矿机械厂、火力发电厂一字排开；建设路一带，五大国棉厂、印染厂、纺织机械厂依次就绪；郑州工程机械厂、郑州勘察机械厂、热电厂等也各就各位。大中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相继扩展着“新区”的模样。

有了钱，郑州才开始有了城市功能。1954年10月14日《河南日报》头版刊发的一则消息，反映了当时物资供应的大体面貌：“合作社在省直区设立了菜场、布匹、百货、副食品等门市部；在河南饭店门口设立了零售糖果、糕点、纸烟等物品的小木房一座。另外，又在菜场北边盖了照相、理发、洗染、自行车修理等门市部，十月中旬可开始营业。食品公司特在菜场设了肉类门市部，已开始供应。煤建公司也在省直区建立了煤场，充分供应燃料……河南人民剧院、郑州剧院和德济路剧院，这些工程本月即可完竣。”

省会迁郑，市民才真正享受到了都市生活：1953年8月，市民用上了自来水，告别了挖井摇辘轳、吃苦咸水的日子；1954年，郑州开天辟地有了公共汽车，六个小头大屁股的旧厢车，在汽修厂拼装后，“整整容”、“化化妆”就上路了，一路从火车站至棉纺厂，一路从火车站至行政区，结束了骑毛驴“赶脚”的历史。

城市商业的“皮”有了，但还没有“馅”。

当时的市区就在郑县老城内，由16个自然村组成。有技术含量的理发、修理、照相之类的技术人才奇缺。没办法，王均智找到曾任郑州市委书记、后调任广州市委第二书记的赵武城，求他“拉兄弟一把”。当几百名广州各行各业的师傅到达郑州火车站时，市领导专门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就这样，郑州才有了服务技术人员，著名的艳芳照相馆，就是那时来的。

各大工厂从各大城市调来的人才仍不够用，郑州市决心从香港招人。“有人担心‘会不会有特务混进来’？大家讨论后认为不怕，真有特务混进来，再惩办他们。郑州的人才，就是这样一拨拨请来的。”王均智说。

两处简易平房，撑起“工人新村”

由于财力物力非常困难，政府只在南关和人民路东侧建了两处简易平房的“工人新村”。

大多人没有住的地方，建设者用毛竹在野外撑起架子，顶上用芦席或牛毛毡一罩，四周用芦苇秆当围墙，在上面糊上泥巴就成了办公室、食堂和宿舍。一个大席棚里，分列着一排排通铺，一个通铺睡三四十个人。遇到雨雪天，大城市里来的年轻人怕“房子”压塌，搂着哭。

这些苦难不倒从上海、江苏、湖南、湖北等地调来的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没米吃。没有大米，菜又没有油水，红薯面、高粱面做的黑馍涩得咽不下去。一些吃不惯面食的南方人端起饭碗就哭，但“忍饥挨饿”还在大干。

计划经济体制下粮食调拨极为困难。王均智当起了“大米市长”，以“协作”名义交换彼此的特产，用本地的大枣和花生，从南方“协作”来不少大米，用煤炭从舟山群岛换来鱼虾。

光靠“换大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6年，黄委会在花园口开挖闸门，引黄河水淤灌大堤外低洼易涝土地，增强大堤的防洪能力。王均智感觉这是个“商机”，借此在郑州东郊和北郊修鱼塘、种水稻。但搞这个必须建电网，这种计划外的项目是买不来电线、电器的，王均智为此大伤脑筋。

一次，王均智陪同一机部部长周子健视察郑州电缆厂。看到电缆厂有很多铝、铜线下脚料，就张口要，想换建电网所需的材料。当时纪律严，周部长不敢“私授”。

无奈，王均智“讹”上了老战友——上街铝厂经理余坚。余坚做通冶金部的工作，供给10吨铝。王均智用这，换来了电网必备的变压器、电动机和电线，南方人才吃上了更多的大米和鱼虾。

纺织女工，一个班要走80里

郑州棉纺路、建设路沿线数公里，排列着五大国棉厂和众多工厂。纺织女工是众多战线来省会拓荒者的一个缩影。金梭银梭，编织着数万职工的生活，流转的岁月，将她们载入耄耋老人行列。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纺织行业名气大，收入高，那时能进国棉厂觉得很自豪，郑州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娃儿妮儿快点长，长大以后进纱厂。”

“纺织业说是‘轻工业’，但一点也不‘轻’。”现年78岁的荆秀荣，说起当时的姐妹们，不时抹眼泪。

荆秀荣带领的国棉三厂第八工区小组，是全省先进班组。她说，纺织工业推行“郝建秀工作法”，一个人由看300纱锭提高到2000个左右，一个线头得在两三秒钟接好，机器催着人跑，一个班要走80里，饿了，往嘴里塞口馍，转回来再啃一口，怕上厕所耽误时间，上班都不敢喝水。回去，挨着床、靠着凳子就睡着了，有的姐妹抱着孩子掉地上也不知道，过会儿一激灵醒了：“孩子呢？”

荆秀荣说，那时住房紧张，有了小孩的，两家才有资格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菜面、家什就放在床下，中间用布帘一隔就是两家，男女老少挤在一处，床上动一下对方都能听到，要多尴尬有多尴尬。

那时的早班、中班、夜班轮换上，上夜班是最难受的，下了夜班人要瘦一斤多，整天在灯下不见太阳，人走起路都迷迷瞪瞪。荆秀荣说，但妈妈们最喜欢上夜班，白天可以洗洗涮涮缝衣做饭照顾孩子。一上白班，她就像丢了魂，因夫妻两地分居，五六岁的孩子轮着做饭，生不生熟不熟地吃了，孩子生病时，吃啥喝啥也不知道。说到此，荆秀荣再度哽咽。

郑州如今成“堵城”老市长深感愧疚

当时，白纸上画画，留下了诸多遗憾。老市长王均智回忆往事，愧疚不已。

郑州成为“堵城”，当初的铁路分隔城市规划就是原因之一。

为了解决城市铁路和街道的关系，方便群众生活，减少污染和噪音，郑州市坚持把铁路编组站向北推延跨越贾鲁河。另外，把新发展的建设路，经解放路和老城的东西大街直接连通，作为城市的主干道。

王均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同铁道部总工程师争执不下，郑州市建设局计划室主任程壬拿出数据和资料，同他们力争，我们的意见得以列入规划。过了几年，由于种种原因，原规划未得实现。由建设路直通东西大街的规划，因郑州铁路局擅自在郑铁分局附近修了车辆厂，未能直通，改由中原路越过铁路，经由正兴街、二七广场再接东西大街。”

那时，人们有着斩断黄河建花园口水利枢纽造福人民和建郑州水陆码头的伟大梦想。但由于缺乏科学盲目决策，美梦双双破灭。

1959年初冬的一天，王均智得知省里在花园口上游截断黄河建拦河大坝。该工程总称为花园口水利枢纽，习惯称“东风渠”。时任市长的王均智提出，把这个500个流量的大水引进市区再到中牟，把郑州和淮河直接连通，开展豫、皖、苏三省的航运，使郑州不仅是铁路重要枢纽，也成为航运码头。这个工程就是我们常说的东风渠，当时叫“小东风渠”。

省里调集10万大军修花园口水利枢纽；郑州调集包括18岁以上的中学生在内的各阶层人士，义务劳动挖小东风渠。花园口水利枢纽完成，郭沫若留下诗句：“东风渠上舒长望，已伏黄河护我华。”

“遗憾又可惜的是，当时的决策者忽视了黄河水严重的泥沙问题，水利枢纽经放水，不但淤积了渠道而且耕地盐碱化程度严重，遂停止使用。郑州同时开挖的小东风渠也无水可流，我的水运码头梦也告破灭……由于我的这个意见，造成了劳民伤财的一大错事。每念及此，愧疚不安。”王均智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