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败的瓦片
废弃的瓦片主人都收集着
(画外音:对郭家人来说,不丢弃,也许是对祖屋和先人最好的交代)
除了少数祖祖辈辈生长在郑州的老市民,大多数这个城市的二代、三代“移民”,一出生就在崭新的楼房里构建记忆,“家”不过是个水泥房子,他们并不了解所谓祖屋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这里有生,有逝,有历史,有故事,甚至有恩怨,有关乎命运的节点。
郭天育指着上房自豪无比:“俺院跟文庙、城隍庙同列管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呢。”
郭天育的三弟郭振玉、堂弟郭玉合和妻子张广华,承担起了对祖屋的修缮养护工作。“房子坏了都是我们自己修。”张广华说,祖屋最大的问题是屋顶遇雨天极易漏水,因为顶上的瓦片全是“老东西”,年久失修,“瓦眼看要掉下来了,都是他们两兄弟上房修,老房子别人不懂咋整,他俩修瓦,我就在下面帮着和泥。”郭玉合说,从第一次上房修瓦开始,废弃、残破的所有瓦片他都保留下来。
“我半片瓦都没丢过,用铁网焊了个笼子收集着。”郭玉合说,这个大概150厘米见方的铁笼如今依然静静地守候在郭家大院门楼西侧的一个角落里。对郭家人来说,不丢弃,也许是现有条件下对祖屋和先人最好的交代。
敞开的院门
外出不锁门方便邻居借东西
(画外音:如今,那出不闭户的时光从书院街的树影斑驳中渐渐过去了)
住惯楼房的你对邻里关系抱有何种意想和期望?住了好几年却连对门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但在郭家大院,却是不折不扣充满正能量的“都市传奇”。
“从前他们(老街坊)还没搬走的时候,别说对门了,一条街从东到西全认识。祖宗三代都熟悉的,你说谁还有什么戒心?”张广华说,像下雨天气,要是有人来借伞,“直接就给了”。
郭玉合把这种毫无防备的善意用郭家一种代代相传的朴素价值观来解释:“自己吃了填坑,别人吃了传名。”张广华说,她从结婚进入郭家大院,院子门就没有上过锁,“就为了家里没人的时候,街坊邻居做个饭少个盐、酱油的,能直接来俺家拿,回头见了说一声,这不才叫邻居嘛。不锁门也从来没见丢东西!”
然而,多年前的拆迁大潮过去,书院街上的郭家大院成了硕果仅存的“老院儿”,曾经的“家人”大都搬离,虽然有了新的邻居,但那出不闭户、见谁都要唠两句的时光从书院街的树影斑驳中渐渐过去了。
漫步的老鼠
穿过站满人的过道进了东厢房
(画外音:这里的环境谈不上舒适,但主人说只有晚上回了自家院儿才睡得着)
雨一直下,下午的天光,竟有一只硕大的老鼠慢悠悠地穿过站满人的过道,从门缝挤进了东厢房,郭振玉只是微微瞥了下,并没让这只朝夕相处的生物打断自己的话。
时代在发展,郭家大院的陈旧与破败在紫荆山路上不断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的包围下愈加明显。与现代化的居住条件相比,这里的环境实在谈不上舒适。
郭振玉有点不好意思:“说出来怕你笑话,我们家也没厕所,都是去街上的公共卫生间,洗澡去公共澡堂。”
厨房则是郭振玉拆了二道门改造的,一块块用砖砌起来,不足5平方米,四处透风。“过习惯了,也没啥。”张广华显得颇不以为意。
“要说住得舒服,还是老房子。”郭天育插嘴道,“老房子接地气儿,冬暖夏凉的。我就不愿意去住高楼。”
郭家的子女们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成家的成家,陆续搬离了祖屋。张广华和丈夫也过上了老院子待一阵儿、女儿家待一阵儿,两头跑的日子,但她说,只有晚上回了自家院儿才睡得着。
郭天育说,现在,为地铁让路似乎成了郭家大院无可抗辩的宿命。
自从得知自家院子被划入“规划红线”,面临拆迁的命运,郭家人就开始了煎熬。“房后种的黄瓜、丝瓜该摘了,也没心思去看。”张广华说。郭天育想不通,告知规划中书院街要新建18个仿制的四合院,为何却容不下自家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正品”,“就算我们搬走,也希望能留下这个院儿,以后让子孙看看,别一说看四合院只能买火车票去北京看。”
砖牌坊街
闲聊的邻居
除了三餐上楼,都在楼下和人说话
(画外音:胡同里的落日被闲聊的街坊、回家的母女映衬出恰到好处的温柔)
砖牌坊街很神奇,不仅在于这是条已经拆迁完毕、混合了不少新式住宅楼的“混血儿”,更在于它过分的安静。拜访砖牌坊街,没有下雨,胡同里的夏季落日,被闲聊的街坊、回家的母女、刚出摊的小贩们细碎呢喃映衬出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温暖。
64岁的郭大妈是砖牌坊街的新移民,原本世代居住在城南路平房里的她,4年前拆迁后就租住在了这栋6层高的楼房里。热心的她很快就和新邻居们“混”熟了。去年老伴儿过世后,郭大妈每天“除了三餐上楼,都在楼下和人说话”。她说自己住惯了平房,那时候一出门邻里都互相帮助,可现在楼里的人都不认识,“一扇门,把啥事儿都关进去了。”即便如此,住在三楼的郭大妈还是会一出门就把钥匙交给二楼的邻居,“怕自己忘事儿,搁邻居家放心。”
狭窄的街道
逼仄的过道尽头就是她的家
(画外音:在胡同里生活25年也没拿到“房本”,但邻居早已把她看成“郑州人”)
300多米长的砖牌坊街,69岁的江素英每天要扫两个来回。从兰考老家来郑州打工,一晃已经25年了。头发近乎全白的江素英没有“房本”,她初来这座城市时只能在这条胡同的一个角落里安“家”——一个亲手搭起来的石棉瓦棚,不过十来平方米,在一个走过了也不会察觉到其存在的狭窄的过道尽头。
“我不觉得累,我可喜欢扫地,西大街这片儿哪一道街我都扫过。”江素英扫地认真仔细,晚上七八点,结束了第二轮打扫的江素英回家给孙子做饭。
江素英说,家里没有自来水,她只好租用几十米外邻居的水龙头,每月付五到八块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江素英说自己也没觉得无聊和孤单。
一贯负责的工作态度为她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即使现在没以前腿脚利索,领导仍然很放心地不去检查她的工作成果。街坊们更加爱护这个勤劳善良的“移民”,在她工作闲暇时同她唠嗑,她在饭点经过时送她食物,在她“饭也吃不上”的困难时期纷纷借钱给她。
25年的胡同时光,虽没能像本地人一样“凭关系”拿到“房本”,但江素英在邻居们心里,还是成为胡同里的“郑州人”。
年初刚刚调高了工资,每月1300元的收入,江素英还要寄钱给老家健在的老娘。她不怕石棉瓦家里的冬冷夏热,只是担心不久以后的拆迁来临时,哪里是她下一个家。
南门西拐
厚厚的灰尘
百年绣楼强撑着空虚的门面
(画外音:,70岁的张大妈守着这个她并不感兴趣的“老家伙”安然度过了20多年时光)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南门西拐4号院成了“郑州文化用品厂”(以下简称“文化厂”)。水泥模雕的门头,黄底五角星,随处可见的“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红色年代革命风格的厂区,把院子里面一座青砖灰瓦、花雕墙角、坐西朝东的绣楼,无限神秘地揽入怀中。
文化厂被划入商城遗址规划区后,4号院的厂房陆续被拆除了,现在只剩曾经风光无限的绣楼被厂办公室占用后,强撑着空虚的门面。不知多少年前就被用作仓库,绣楼二楼堆满了文化厂淘汰的文具,半米宽的楼梯又窄又陡,布满了厚厚的灰尘。文化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说不清这楼的历史,“至少百多年了”。
走近4号院的大门,70岁的张大妈抱歉地笑着说,她只是个看门的,历史什么的不清楚。张大妈守着这个她并不感兴趣的“老家伙”安然度过了从许昌来郑后的20多年时光。她和老伴儿互相依偎,蜗居在10多平方米的门卫房里。
“胡同”摄影师:
当生活被遗忘,只有生存继续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刘现义是个喜爱一切老东西的郑州本土摄影师。
古老的胡同狭窄的街,闲聊的邻居漫步的猫,宁静的老宅祥和的树,他和他的镜头偏爱郑州市管城区的这几条胡同里与“老”相关的一切物件儿。
刘现义每年都要来串胡同,试图记录郑州为数不多的老式生活场景。他说远远地看到墙上新喷的“拆”字,他什么都做不了,唯有拿起相机,尽可能定格下触动他心弦的每一个瞬间,留存在记忆里。
刘现义说:“我们不停地把古老都灭掉,以为能生活得更好。其实我们忘了,这些被无情抛弃的老建筑里,那些被遗忘的时光,才是真正有滋有味、有情调的‘生活’,在所谓的现代化城市里继续的,不过是‘生存’而已。”
记者手记
可否用实物
保留郑州的过往
据郑州市管城区文物局介绍,除了书院街112号的郭家大院,南门西拐的绣楼也是郑州市管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对这些文物的保护工作,有关部门还只是停留在“制订方案”的阶段。而且即便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范畴,郭家大院似乎依然难逃“迁移异地保护”的命运。
文物保护单位尚且如此,那些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达不到文物评定价值,但却让世代生活在其中的郑州人无比珍视、难舍难分的老宅院、老建筑,等待它们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文物部门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复。
去年我曾有幸采访过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卢秀丽馆长,以前不为人知,香港这个堪称“白富美”的国际化大都市,还保留着一些分散的古村落。年轻人多数都搬出了村落,只剩老人依然留守。但是政府的保护却不遗余力,按照建筑物本身的历史价值进行分类,价值巨大的被列为“法定古迹”由立法来保护,价值没那么大的也采取行政措施进行保护。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香港把一些老建筑集中的地方进行集体保护,修筑了“文物径”(将各个老建筑用一条小路连起来),市民可以集中游览、观看。而说起修筑“文物径”的初衷,卢秀丽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孩子常被递给去了皮的苹果,会以为苹果本就是白色的。要让孩子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才明白香港的过往怎样,所以见证了香港历史的实物一定要保留下来。”
在老宅相对集中、还有现成胡同的郑州市管城区是否也可借鉴?(原标题:走进老胡同 探访“老郑州”的老式生活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