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公元前190年，西汉的皇帝汉惠帝刘盈解除了秦朝对于书籍的禁令，为书籍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到到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很多过去被禁止的书籍才开始在民间流通。汉武帝在位时，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国家的藏书积如丘山。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这四个皇帝继续奉行汉武帝推行的以儒学为一尊的文治政策，进一步完善了政府对于书籍的典藏工作。为了统一保管和检索国家的藏书，公元前26年，汉成帝命令刘向带领一些知识分子做校书工作，刘向校书19年后死去，他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终于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国家藏书的目录学术著作《七略》。《七略》一书真实反映了西汉的书籍之盛，它著录的书籍分为6大类、38种、603家，共13219卷。书籍经过秦火焚毁、项羽再次焚毁之后，经西汉上百年的搜集，又能如此之盛，实在是了不起的。同时，经刘向父子校写的新本书籍，也被统一存放在汉王朝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中。

    公元8年，王莽篡汉自立，建立新朝，不久，农民大起义爆发。公元24年，赤眉军与更始军在长安激战，汉朝的宫室被焚，使得“礼、乐分崩，典文残落。”《文献通考》中说：“王莽之乱，焚烧（书籍）无遗。”西汉上百年对于书籍的辛苦经营，几乎全被焚毁。

    东汉光武帝刘秀极为重视藏书工作。《后汉书》上说：“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术阙文，补缀漏遗。”在刘秀的号召下，王莽之乱时携带图书隐匿林野的学者“莫不抱负典策，云会京师。”公元25年，刘秀迁都洛阳，当时，“经牒秘书”这些书籍装满了两千余辆车。后来，汉明帝、汉章帝等东汉皇帝继续征集遗落民间的书籍，东汉的国家藏书最盛时“书增三倍，以其数计之，当为六千余乘。”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公元190年，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临行前，董卓纵兵大肆烧掠，书籍再次惨遭厄运，“典策文章，竞共剖散。”董卓的士兵把用绢帛抄写的图书拆开，大的粘连起来，做成车的帷幔和顶盖，小的则制成口袋。运抵长安的书籍，只有30余乘。公元195年，董卓的部将李傕和郭汜对长安进行屠城，随后，又在城中混战，使得“符策典籍，略无所遗”，当时东汉政府的藏书，惨遭焚毁。王吴军（原标题：文史杂谈 古代书籍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