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夏商周时期中原和周边地区交流融合、相互促进，奠定了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1955年郑州商城的发现，标志着中国夏商周考古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以韩维周、安金槐、邹衡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为夏商周考古学研究和郑州商城的发现、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为纪念郑州商城发现60年，缅怀韩维周、安金槐、邹衡三位考古学家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进一步推动夏商周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局、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于2015年7月在郑州联合举办“夏商周时期的中原与周边——纪念郑州商城发现60周年暨韩维周、安金槐、邹衡先生学术成就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及省内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单位的1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夏商周时期中原与周边关系、郑州商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意见。

    一、中原与周边——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时空体系

    （一）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学术界对夏商周时期的年代框架、社会结构、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等研究日益深入，视野愈发开阔，研究领域愈加广泛。但是，目前夏商周考古存在着考古发现多、重要学术突破少的现状。专家们认为，要转变传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拓宽视野，从夏商周时期中原与周边的关系着手，认真梳理考古资料，发现线索，寻求突破。对此，专家们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指出：一是重视对夏商周时期中原与周边地区关系的研究。夏商周文明的核心在中原，但中原不是孤立的，它与周边地区互动发展，关系密切，应该把夏商周时期中原与周边关系研究纳入到夏商周考古学时空框架体系中去考虑。既要把中原搞清楚，也要把周边搞清楚，这样才有助于研究以中原为核心的国家形成、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二是要认真梳理和研究考古发掘材料。目前，夏商周时期的时间框架、分期框架已经基本清楚，但还有缺失，需要进一步完善，对考古发掘材料进行认真梳理，尤其是重点区分出属于夏、商、周不同朝代不同文化性质的遗址，发现线索，深入研究。否则，就很难期望三代考古研究有更大进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为大会作了《深入开展夏商文化探讨的几点设想》的报告，他认为：夏商文化研究要有新的突破，首先要从考古发掘做起、要有考古新发现。比如偃师商城一期资料太少，要继续发现和补充新材料；郑州商城宫殿区大型建筑尚未发现，需要新的发掘资料。他建议应该将郑州商城和周边地区城址进行比较研究，对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寻找地层证据，辨析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陕西师范大学朱士光教授认为，要继续探寻新遗址，对商代前中期都邑——城址——聚落三级遗址，特别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全面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郝本性研究员建议加强学术交流、信息公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夏商周考古体系；进一步加强郑州商城的发掘和研究，解决存在问题。中国社科院赵春青研究员着重谈了对中原地区夏代考古研究的意见。他认为，一是要加强郑州地区早期城址的研究，尤其是夏代城址分布、性质以及夏商时代划分等专题研究。他特别提出要重点解决新砦遗址中宫殿和大型墓葬的研究；二是要采用航空摄影等手段对龙山城址进行全面的研究。三是要理清夏代遗址的分布范围，对典型遗址加以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作了《商系文化遗迹组合初探》的发言，他将类型学中的“器物组合”概念运用到商周考古遗迹研究中，提出“遗迹组合”的概念，是考古研究方法的新尝试。他认为“遗迹组合”是指几类不同属性的遗迹，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经常共存出现，功能密切相关，从而形成一个“遗迹组合”：遗迹组合是一种聚落特征和文化特征，有助于分析考古学文化因素，探讨当时的社会结构。

    专家们还结合各自的研究，对夏商周考古研究工作提出了设想和建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下一步开展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夏商周时期中原与周边地区关系研究

    在研讨中，与会专家对夏商周时期中原与周边关系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朱士光教授认为，中原是以王都为主体的政治中心区，它与周围地区共同构成了商代的完整疆域，是一个整体。目前，周边地区的夏商周考古研究工作，必须大力加强，从而构建起夏商考古学的新格局。他认为湖北盘龙城是目前发现规模仅次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第三大商代城址，可能是商朝的“南都”，应进一步加强对盘龙城性质的研究，以探究商代江汉地区与中原的关系。重庆师范大学刘俊男教授从追寻楚文化的源头着手，运用地层学、类型学的方法论证了炭河里古城出土陶鬲时代应为商代末期，其形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并结合了南方鼎的风格，进而推断出炭河里古城应为商末周初楚国的都城和文化中心。

    广西博物馆蒋廷瑜研究员结合《尚书》《礼记》等文献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帝舜”等记载，对广西境内发现的遗址、岩洞葬以及印纹硬陶、青铜器等进行了详细梳理和研究，论证了尧舜时期中原与岭南已有交往，夏商时期瓯、邓、桂国、损子、产里、仓吾等是当时广西境内的古国或方国；在广西境内发现的中原文化风格商周青铜器，印证了广西同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岭南地区夏商周文化面貌研究进行了尝试探索。

    刘延常研究员以山东地区岳石文化、商文化和珍珠门文化考古资料为基础，通过对其文化特征、时空关系的分析，勾勒出山东地区早商、中商、晚商时期商文化东渐的路线和方式，对夷商联盟、夷商对峙、商进夷退的基本格局和山东地区逐渐纳入商王朝的动态过程进行了研究。南开大学陈絜教授通过对与雍地同版出现的卜辞地名“榆、宫、、疐、丧、高、就”等地望的研究，认为卜辞雍地属东土地名，大致在汶水与淄水的发源地原山附近；林方或在泰山南麓或东麓，即原山附近。山东大学郎剑锋博士通过对大辛庄遗址陶范等铸铜遗物的分析和青铜器工艺的研究，提供了大辛庄遗址青铜器产地线索，探讨了大辛庄遗址的文化内涵和聚落形态，进一步完善了大辛庄遗址文化编年，丰富了商代生业经济和人地关系的研究资料。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温玉成在《探究“昆仑邦国”与大夏诸国西迁》一文中，将实地踏勘和传世文献相结合进行研究，探讨了昆仑山、昆仑邦国和大夏诸国的地望，以及大夏、析支、织皮、大月氏的迁徙。山东大学方辉教授认为武王灭商、周公东征等标志性历史事件对东方地区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分封制推行、封国都城政治中心的突起与商代政治中心的突然衰落，是这种影响在政治景观方面的显著标志；而西周早期对各地的统治政策取决于周王朝对原住民的控制程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文胜研究员从郑州商城发现的三处青铜器坑入手，对中国和日本青铜器埋藏地点、青铜器特征等进行了比较分析，对东亚青铜文化圈内的青铜器进行考古学观察，有助于理解中原与周边区域青铜文化的内在特性与文化特征。

    刘源研究员从西周金文资料入手，对商、西周的社会形态及其与春秋、战国的区别等问题，做了宏观考察。他认为商代贵族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宗族，贵族是王朝的基石，势力显赫。周代殷后，社会结构没有本质改变，但由于周人治国宗法制度独具特色，社会面貌较殷代有重大变化。

    周昆叔教授对商代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推动作用及其动因作了论述和分析。他认为，商代在夏商周三代之中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奠基和疆域轮廓的形成，其动因在于商文化独特的生态动因和多元融合的文化动因，孕育着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和凝聚力。

    （三）中原地区夏商周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原一向是夏商周考古研究的中心地区，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顾万发院长介绍了郑州近年来发现的东赵、花地嘴、望京楼、大师姑、南城遗址等夏商周时期的大型遗址、城址及初步研究成果。其中，东赵遗址是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共发掘出土大、中、小三座城，时代分别为东周、二里头和新砦期。其中属于二里头二期的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是目前全国已知最大的早夏时期城池，而位于中间的小城则可能是李伯谦先生提出的后禹传宗代夏之后在郑州西北部建立的防卫据点。南城遗址发现了东周城址、商代环壕和仰韶文化城址迹象，其中商代晚期环壕面积约11万平方米。这批考古新发现为中原地区夏商周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许多学者介绍了中原地区夏商周考古研究工作的最新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宏研究员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M3是迄今所知二里头都邑中最高等级的墓葬之一，墓主是较高等级的贵族，并以墓中大型绿松石龙形器体现的早期中国龙等神话和半神话动物图案为“母题”，探讨了与早期礼器的关系和文化内涵。他认为在二里头发现的“圆陶片”应和漆觚有关联，提供了认识“圆陶片”用途和性质的新视角。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侯彦峰馆员通过对2003-2004年殷墟孝民屯遗址出土晚商卜骨和卜甲的加工痕迹和兆纹进行镜检，观察了锯切位置、凿坑形态和灼痕分布情况，总结其制作工艺，推测占卜流程；通过重构实验，探讨晚商甲骨制作和占卜的选材、锯切、打磨、凿坑、施灼、解读兆文、刻辞工艺及流程。王龙正研究员通过分析铭文“小子休盨”与“小子吉父甗”铭“仲大师小子”的称谓，推断仲大师乃周幽王卿士虢石父，佐证了虢国墓地M2001墓主人虢季为虢公忌父（亦即小子吉父）与M2001埋葬年代为春秋早期的观点，并进一步推证其具体时间应为公元前715年至前707年之间，虢国墓地年代应为春秋早期。

    樊温泉研究员对郑州市区仿铜陶礼器墓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进行了讨论，并对各类组合形态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勾勒出了郑州地区韩文化对郑文化的取代以及韩文化在战国各时期发展演变的轨迹，印证了战国时期韩国统治者对郑州商城作为军事重地的高度重视。蔡全法先生对

    郑韩故城发掘出土的无字碑的地点和背景加以分析，认为该碑是战国时代韩国宗庙碑，出土地点为韩国的宗庙遗址。这个发现对于认识郑韩故城城池的布局、坐落方位的改变以及宫城性质的确定，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魏兴涛研究员通过对平顶山蒲城店遗址的发掘研究，认为蒲城店遗址西周遗存的年代为早、中期，背后的人群可能与殷时应国的遗民有关。蒲城店遗址处于中原地区通往东南地区的中间地带，是交通要道，该遗址和南方相关遗址所出陶鬲的演变轨迹显示出了西周早期殷遗民向南方迁移并逐渐本地化的宏观历史趋势。

    刘五一博士运用岩画微腐蚀断代技术对具茨山凹穴岩画年代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时代应在BP6000年-BP3000年左右，对研究中原上古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纪念郑州商城发现60周年

    （一）郑州商城发现与研究

    郑州商城发现六十年来，重要考古发现迭出，成果丰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是郑州商城遗址最主要的考古发掘研究单位，刘海旺研究员作了《郑州商城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要》的专题报告，回顾和总结了河南省考古研究院结合科研课题和配合基建所进行的郑州商城考古发掘、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以及郑州商城考古研究的规划和设想，并重点介绍了小双桥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情况。小双桥遗址是近年来郑州商代考古的重大发现，遗址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遗存丰富。重要遗迹有宫城墙基槽遗迹、高台型夯土建筑基址、宫殿基址、居住址、祭祀坑群、奠基坑、壕沟、灰坑，与冶铸青铜器有关的遗存以及出土器物、卜骨、朱书文字等，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小双桥遗址的性质、内涵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点。关于未来郑州商城考古研究，他认为要创新郑州商城考古工作方法，探索新形势下城市考古工作的新模式；开展多学科研究探索，加强考古研究新技术的应用和跨学科协作；加强郑州商城考古研究规划，尤其是重视信息化和发掘报告出版，做好基础工作。

    李维明研究员对郑州商城60年来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总结。他将郑州商城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商文化发现与认识获得重要收获。主要成就是郑州商代遗址、郑州商城的发现和王都地位的讨论，以及对夏商文化分界、早商文化等问题的初步认识。第二阶段是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对商城内涵与性质的争论。主要成就是郑州商城宫城墙、外城墙、宫殿基址、青铜重器窖藏坑、铜器墓等发现和认识，确认郑州商城为商代前期王都的性质和地位，为认识夏文化和早商文化奠定了基石。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至今，商城内涵补充与研究视野扩大。外城墙、宫殿基址、青铜重器窖藏坑、铜器墓材料、“亳都说”文字新实证等补充发现，确定了郑州商城商代第一都地位，城市布局大势渐显，学界研究视野更为宽阔。曾晓敏研究员长期从事郑州商城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他对郑州商城发现60年来的发掘、重要发现、学术成就以及韩维周、安金槐、邹衡、裴文中、杨育彬、郝本性等先生为郑州商城研究所作出的贡献，做了系统完整的记述。材料真实可信，是郑州商城考古研究史最详实的一篇文章，很有价值。

    （二）新认识、新观点

    随着郑州商城研究的深入、新材料的出现以及科技手段的应用，郑州商城研究课题趋于多样化，研究领域趋于广泛，新认识、新观点层见叠出。

    “亳都”“隞都”之争，是自郑州商城发现伊始即存在的问题，迄今仍为学术热点。吉林大学王立新教授从古文字学、文献学以及考古材料等角度，对“亳”字陶文重新进行了检视，认为郑州商城出土旧释为“亳”的字仍应以释“亳”为是；带“亳”字戳记的陶豆应是战国时期“亳墟”祭器；大量“亳”字陶文是郑州商城东周名“亳”的证据和商汤都“亳”的重要依据。

    侯卫东先生认为郑州商城形成于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过渡期，多元文化因素共存、尚未形成稳定风格；二里岗期早段青铜器仍以二里头风格为主，晚段形成典型二里岗风格。二里岗文化的演变趋势从多元到一元，聚落由简单到复杂，反映了中心都邑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过程。李素婷研究员提交的《试论郑州南关外型文化》论文，通过对现有考古资料检核分析，论述了南关外型文化的分布、内涵、分期及特征，认为南关外型文化早期遗存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偏晚或三、四期之交，属先商时期；晚期年代应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属早商；南关外型文化是从漳河型、辉卫型、鹿台岗型先商文化发展而来，并在吸收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最后发展成为二里岗型商文化，它与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是三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进一步明确了南关外型文化的性质及地位。郑杰祥先生对小双桥遗址的时代和性质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小双桥遗址是商王所建祭祀天地神祖或行献俘礼的“南单”遗迹。

    郑州商城的考古学年代，是学界长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至今仍存分歧。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程平山教授梳理和分析了学界关于郑州商城年代的各种学说，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对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郑州商城作为都城的使用截止年代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郑州商城始建年代应在二里岗下层一期；而作为都城的年代应在二里岗上层二期；郑州商城的规划、营建、完成均在成汤时期。

    郑州商城的布局规划，也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张立东先生通过对郑州商城平面的观察、城墙考古资料的分析和与国内外城市模式对比佐证，推定郑州商城总体格局是内四（边形）外八（边形），其规划理念可能是“四面八方”或“四象八卦”。杨树刚、杨瑞霞二位学者重点对郑州商城规划布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为郑州商城遗址考古研究、保护与展示提供了技术支撑。

    胡永庆、董俊卿、李青会选取郑州商城遗址二里岗下层二期21件玉器为研究对象，采用主量元素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微量元素外束质子激光X射线荧光、物相分析X射线衍射、结构分析显微拉曼光谱等技术手段，对玉器的种类、材质及其地质成因进行研究和对比分析，为中原地区玉器种类和功能变化提供了新证据，为郑州商城玉器的原料来源提供了线索。

    杨育彬、郝本性、杨肇清、李德方等学者，也针对目前郑州商城考古研究现状，提出了具体的想法和思路。

    三、韩维周、安金槐、邹衡先生的学术成就

    韩维周、安金槐、邹衡三位先生曾经为郑州商城和夏商周考古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次会议特意为三位先生在郑州商城举行了铜像揭幕仪式，对三位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回顾和评价。杨育彬先生认为韩维周先生首先发现郑州商代二里岗期文化遗址，为郑州商城的发现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标志；首次认识到二里头文化遗迹和遗物，成为探索夏文化一个重要的节点，对中国考古学作出了贡献。张国硕教授认为，韩维周先生最早分辨出二里头文化（玉村下层）与二里岗商文化的不同，是二里头文化的发现者。

    安金槐先生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长期主持郑州商城考古发掘研究，是河南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是“河南考古第一人”。李伯谦、杨育彬等学者认为，从郑州商城发掘、“隞都说”，到王城岗遗址发掘研究、“禹都阳城”，以及“夏文化”概念的提出，记录了安金槐先生在夏商周考古研究方面的重大学术贡献。安先生发现了郑州商城，提出“隞都说”，建立了二里岗文化年代学框架，极大地推动了夏商周考古学发展。他提出的原始瓷器源于商代说，把我国瓷器出现提早到商代，得到学术界认同。在主持发掘登封王城岗遗址时，提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早期夏文化、王城岗城址为“禹都阳城”的重要观点，成为探索夏文化的重大突破，在后续考古发掘、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得到了证实。郝本性、杨肇清、李昌韬、张国硕等先生也对安金槐先生的学术成就作了论述，他们认为安金槐先生是郑州商代城址的发现者和郑州商都性质的提出者、论证者，是“隞都说”的代表性人物，对郑州夏商文化研究贡献巨大。

    邹衡先生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是国内外公认的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学术权威、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回顾和总结了邹先生的生平及学术成就，并重点介绍了邹先生与河南及郑州商城的渊源以及与安金槐先生的深厚学术友谊。刘绪教授对邹衡先生生平和学术贡献作了全面介绍。他认为，邹先生一生提出和论证了一系列重要学术问题，如建立商文化分期编年，提出郑州商城亳都说；最先论证二里岗文化是早商文化，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最早论述先商文化和先周文化；最先提出北京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早期都城、山西天马-曲村遗址是西周晋国早期都城的看法，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李维明、徐良高认为邹衡先生构建起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研究体系框架，确立了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范式。徐良高先生将邹衡先生的成就放到中国考古学史中来分析，使人们对其学术意义和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张国硕先生认为邹衡先生是汤都“郑亳说”的旗帜性人物，对夏商文化的分期以及相关问题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夏商周考古的基础。

    郝本性、杨肇清、宋豫秦、李德方等学者亦深切回顾了邹衡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专家们还缅怀了三位先生热爱考古、严谨治学、务实求真、勇于探索的学术精神，以及对今后开展夏商周考古乃至整个考古研究工作的现实意义。专家们认为，要继承三位先生“求本、务实”的治学态度，要有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和激情，认真对待每一个考古线索，用学术眼光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要注重基本功的锻炼，注重基础工作研究；在坚守传统考古工作方法的同时，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更有效地继承和传承，做好考古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