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朱金中 文 李康 图

  到了第二年，中日关系有所缓和，日本商界开始恢复在郑州的活动，遭到了郑州人民的坚决抵制。

  但是，日本并未放弃向郑州扩张努力，各类人员以各种名义到郑州、开封、洛阳一带游览观光、考察商情，也进行一些非法活动。据档案记载，仅1934年4月到1935年9月的不完全统计，日本人到郑州者共81例60人次，其中包括天津日军参谋长若合甚之、陆军少佐浅海寺久雄，日本外务省官员松本忠雄、长栖一郎、八谷实等军政人员，还有青岛日侨工商参观团、日本帝国大学师生、日本东方文化学院研究所研究员等。

  在这些人中，有擅自购买地图者，有拒不接受检查者。八谷实在翻译帮助下在郑州、开封一带窥视地形要塞，被当地民众逐出河南。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南京政府采取妥协政策，致使日本步步进逼，在华北形成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独占性扩张，并且继续向南发展。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开始恢复其在郑州的领事馆。

  根据相关档案的记载，当时的舆论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人卷土重来的消息。《河南民报》在1935年9月某日的报道中说，“近日恢复郑领馆之说甚嚣尘上。日前汉口报载开封电讯，日在郑设领事馆，并已开始办公”；该报当年10月报道：“10月16日，日筹设驻郑领事馆。酝酿已久之日本恢复驻郑领事馆，现已见诸事实。领事馆佐佐木高义偕随员平山勇、永山田专一、岛山正一三人于今晚（15日）8时半由汉乘车抵郑，驻华安饭店。领事馆馆址及成立日期，俟与各方接洽后，即可决定”；“10月22日，驻郑日领事抵汴。佐佐木高义偕岛山正一、山田勇、平山勇一行21日下午三时由郑赴汴，旋赴省府拜会刘主席（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有所磋商。又闻刘主席……在党政军联欢社欢宴，为日领事洗尘，邀有党政军各要人作陪云”；“10月27日，日本东京记者关中平抵郑，视察日领馆筹备情形……”

  显然，日本人对驻郑州领事馆再次开张是势在必得。

  日本有关人员经过与刘峙等协商后，最终确立了重新开馆的事宜。不久，日方选定东三马路原美孚煤油公司地址作为日本驻郑州领事馆。

  1936年年初，日本驻郑领事馆正式开馆（对此史学界曾有争论，有人认为此举是重新开馆，也有学者认为1931年那次仅是派驻了领事人员，并没有正式开馆）。

  领事馆内

  曾驻兵70人

  相较于二战前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其他领事馆，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是最为短暂的，由于存在时间短，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的规模、人员编制、具体分工一直是个谜。

  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是有日本驻军存在的。根据《辛丑条约》及其附属规定（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政府是认可其法律效力的），日本可以在其驻华使领馆驻军，根据史料记载，驻领事馆的驻军一般为一个小队的规模。

  2004年，郑州市文物局在对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进行维修时，在二号楼的地板夹层内，维修工人找到了一张保存完好的日军士兵名单。这份名单用繁体中文写成，所有名字均竖向排列，并按照分工不同用表格进行了归整。

  这份名单详细记录了当时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的驻军情况。所列的项目非常细致，分为分队、器具、番号、阶级、兵名等。这份注明“第三小队”的花名册上标明负责该队的人叫内喜三郎，他管理着5个分队，每个分队有14名士兵，总共70名士兵。在这份名单上，还清楚地记录了夜班、白班执勤战备的时间，并有专门负责联络上下、传达命令的士兵。

  根据二战时日本军队的编制来看，日军陆军一个小队的规模在70人左右，这说明当时郑州领事馆的驻军属于满编状况，足见日本方面对驻郑州领事馆的重视。

  根据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礼的研究，直到抗战爆发前，日本驻郑州领事馆一直隶属于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先后入驻郑州领事馆的日本官员有：负责社会调查的平山勇、小德林一；负责文件处理和交际的大轮知博；负责情报收集的宾中隆博；汉语翻译昌山正一、罗发森（华人）；武官增田繁雄、成田贡；负责商务的松井益太郎以及山田勇、大泽重英、山野宗松、成相一郎、饭山定雄等人。

  众所周知，日本有一个专门特务机构，特高课。特高课成立于1928年7月4日，原为应付国内事变的机构，后来增加了国外间谍活动的任务。当时日本驻外国的使领馆官员在搞情报工作的同时也必须配合特高课进行活动，甚至特高课会派出专人以外交人员的身份进驻使领馆进行谍报活动。

  由于史料的缺失，当时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究竟有多少成员？这些成员中哪些是外交人员？哪些是间谍？他们的具体分工和任务都是什么？至今还是个谜。

  庇护日本人在中原腹地从事非法活动

  1931年至1937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策划并实施全面侵略中国的关键时期，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的设立和活动，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组成部分，其真实意图是为日本侵略铺路。

  日本领事馆重新开馆前后，大量日本人出现在郑州。仅1935年12月份的统计，就有70人次之多，且不少人夜宿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在众多的来访者中，除了文武官员外，以商人居多。如日本阜华公司经理清水敏夫，东和商事公司大森聆三，满铁职员高桥喜代治、吉闻正雄、吉水性、男木原青等，还有日本砂糖协会会长山下久四郎，日本木材商东久助等8人。

  随着日本人的增多，在中原腹地带来的非法活动也经常发生。根据档案记载，这些非法活动主要分为两种：

  一是私带现银。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宣布白银国有，严禁白银在市场流通，规定白银持有者必须限期到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兑换为法币。但不少日本人对此置若罔闻。

  据档案记载，1935年11月18日晚8时，在平汉车站，当局查获韩国人张铉携带现银1000余元，当即押往中国银行兑换法币。日本人木崎三郎、多田次郎、金亭镇等携带大批现银，由汉口乘车抵达郑州。他们态度强硬，不许检查。1935年12月10日，日本人古宫胜由携带现银3000多元从郑州赴天津，被当局查获，受到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干涉。当月25日，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派馆员平山勇偕韩国人崔永祯等赴安阳，向专署交涉查获私运白银案。

  二是贩毒活动。1936年8月7日，日本人在平汉铁路贩毒，被平汉铁路警察段和当局宪兵一团二营查获，不服检查，交给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处理；同年8月19日，日本人鸟次茂在郑州车站贩毒，查获红丸20袋，由领事馆解决。1937年6月，陇海铁路会兴镇站查出一墨汁箱内藏红丸，约24万粒，嫌疑人交日本领事。同年7月，发现日租界内有数家制毒厂，其中一厂每天生产吗啡78盎司、二厂每天生产海洛因40盎司、三厂每天生产红丸1000盎司，均运往河南，此违法行为受日领事保护，已有三年。

  毒品案件在当时是影响很恶劣的，尽管消息被媒体披露后，河南人民异常愤怒，但处理结果不能让人满意。由于日本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只能没收其毒品，将涉案的日本人交给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处理。在那样一个时代，大家用脚丫子也能想到结果——在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的包庇下，涉案日本人都没有受到必要制裁，只能不了了之。（原标题：“华北事变”后,日本领事馆再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