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内的地下监狱示意图
 

  郑州记忆之“谍影重重的日本领事馆”系列之二

  □记者 朱金中 文 李康 图

  引子

  PREFACE

  站在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前，这两幢青灰色的小楼虽然与周围现代化的高楼不甚协调，但也不算太惹眼。两幢小楼整个结构若碉堡，看上去非常坚固。谁能想得到，这座当年打着外交幌子的楼房里，又隐藏着哪些秘密呢？

  根据资料记载，那时候领事馆白天基本不开门，二楼阳台上有日本兵站岗。到了晚上，小楼里灯火通明，常有日本人带着花枝招展的年轻女人进进出出。

  在领事馆旧址维修期间，河南博物院副研究员刘东亚找到一份名单。从刘东亚出示的这份复制名单上，记者看到，这些名字带有“琴”、“红”、“兰”、“香”、“芳”、“花”、“云”、“英”、“珍”、“春”、“凤”等字，总共50个，年龄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15岁。从她们居住的地址看，分别是“新春里街8号、19号、22号”,“新里街14号、8号、甲5号、7号、9号”,“瑞祥巷2号”,“三兴里9号、7号”等。刘东亚说，如今，这些街道名称已不存在，根据郑州市民政局地名办提供的信息，三兴里在今天的郑州市东起西一街，西至铭功路；瑞祥巷位于东起二七路，西至西一街；新春里街和新里街大致在老坟岗一带。

  对于这些女人的身份，刘东亚认为很有可能是日本人控制的慰安妇，但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礼先生认为也有别的可能，“没有足够证据不能妄下结论”。

  除了中国女人名单，刘东亚还发现了隐藏在领事馆楼下的一处秘密地牢。

  “你看，这个地牢修得像迷宫一样，不知道在这里干了多少罪恶勾当。”刘东亚拿出他按照洞穴原始结构绘出的图纸，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所见。此洞高1.8米，宽0.5米，里面曲折迂回，纵横交错，若无照明工具，很难进出。越过5米深的踏步(通讯井里的一种物品，用于人下到井口里面去——编者注)进入洞内，一个约8平方米的狱室呈现在眼前，墙壁上还遗留着悬挂刑具的钉子。据说工人曾在该室发现过一副日军制式手铐。狱室顶部覆盖着厚约４米的钢筋水泥。从该室南端向东下坡延伸，到达13米深的第二个层面，这里有四五个小房间，每个约2.6平方米，这是地牢的核心部位。经过清理，从地牢里搜出不少烟盒、药瓶等物品。

  蒋介石答应设立领事馆

  日本于1931年2月在郑设立领事馆，“九一八事变”使郑州掀起了强大的抗日浪潮，日本领事馆被迫撤离郑州，直到1936年1月才在郑州市东三马路西段再度开馆，这是日本在中原腹地建立的唯一外交机构。郑州在当时只是县级建制，地位远不及省会开封，也不及古城洛阳，日本之所以在此建立领事馆，是因为郑州重要的战略地位，正如日特档案中所说，“郑州为平汉、陇海之交点，可称为重地……”日本在此建领事馆，有其重要的政治、军事目的。 

  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在郑州开设领事馆的过程才非常曲折。

  20世纪初，随着京汉铁路、陇海铁路在此交会贯通，使郑州这个不知名的小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趋势，尤其是以棉花为主的交易活动最为繁盛。

  日本商界先行渗透，试图以借款的方式打开郑州的门户。

  1919年8月，在各地争相要求本地自开通商口岸，以招商引资、增加经济收入的背景下，郑州县知事王光弟也以郑州地处京汉、陇海两路交点，商务日盛为由，向北洋政府要求将郑州辟为商埠。1922年3月，北洋政府批准，大总统徐世昌任命河南省省长张凤台兼任督办郑州商埠事宜。日本方面对郑州开埠事件极为关注，商界更是闻风而至。很快，日本商界利用各种手段，避开政府规定，在郑州开办洋行，从而实现了在中原地区设置据点的企图。

  但经济先行并没有带来政治跟进，虽然从北洋政府时期日本人就在郑州开办了洋行，但开设领事馆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

  不论是早期的河南省省长张凤台还是后来统治河南的军阀吴佩孚，都对领事馆一事说“不”。

  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与冯玉祥所部在郑州、开封会师。之后，冯玉祥出任河南省主席。冯玉祥决定设立郑州市，并组织了市政筹备处。其间，郑州地区商业活动一直比较活跃。国内报刊上关于郑州地区的各种报道经常出现，也表明了人们对于郑州这个商贸之地的重视。

  此时，已经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沿海、长江沿岸地区获得巨大经济、政治利益的日本商界闻风而至，在郑州开设洋行，推销商品、收购货物、承揽工程，采取各种手段打入郑州市场，并以此为基础，对河南以及西北各省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扩张。不过冯玉祥始终对日本人很警惕，他曾对日本记者说：“对日本极希望早日取消不平等条约，使中日邦交日进亲善……唯吾所希望于日本国民者，不要心怀仇视，日图侵略。”尽管日本方面与冯玉祥多次接触，但日本人扩大或增加在河南的权益始终没有丝毫进展。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的亲信刘峙担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由于南京政府里亲日派非常活跃，日本方面就利用各种关系，希望能在中原腹地设立领事馆，作为将来侵华的战略据点。

  当南京政府提出在台北（当时中国台湾尚在日本统治之下）、台南增设领事馆的外交事宜后，日本政府提出所谓的“外交相互主义”，要在中国的郑州等三地增设领事馆。南京政府认为“日本侨民在郑州出入者众多，设立领事馆尚无窒碍”，欣然应允——其他两处由于各种原因，双方没有协商成。第二年，中日双方同意，南京政府在台北设立领事馆，日本在郑州设立领事馆。

  消息传出后，激起了全国有志之士的愤怒，因为郑州已经成为山西、陕西、河南数省主要棉花集散地，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纺织业重要的原料来源地。倘若增设日本领事馆，势必使日商此前的竞价争购气焰更加嚣张，助长其对华经济侵略政策的实施。国内工商业人士纷纷通电抗议，但南京政府对此置若罔闻，1931年2月，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介石以第727号国民政府令予以批准。日本驻汉口领事馆随即派人到郑州筹备建馆事宜。

  “九一八”后

  日本首度闭馆

  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的设立，确实鼓励了日商在郑州扩大经营和日人的游历活动，但事情很快起了变化。

  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爆发，随即东北大片国土沦丧，中日关系骤然间变得异常紧张。

  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和日信洋行指使其中国雇员、夫役对抗日活动秘密调查的事情被曝光后，引起了郑州人民的愤怒。

  10月3日，日本领事馆门前贴出了一张传单，是写给郑州日本领事馆暨日信洋行中国职员、夫役的，内容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派兵侵占我东三省，残杀我国人民。此等奇耻大辱，同人等非凉血动物，亦抱有五分钟热度，敌忾同仇。无奈同人等，因为日本人薪水甚优，一时难舍去，更以同人等老母妻妾，均与日本人情义密切，不令作反日运动……”显然，这是郑州民众逼迫这些人“联袂辞去，作人格上之完璧”的义愤所为。

  10月4日，郑州对日经济绝交会召集全城商界召开万人大会，决定组织商团，要求政府坚决对买卖日货者处极刑等，当日全城下半旗，休业半日以示决心。

  鉴于中国人民的反日怒潮，10月6日，日本内阁决定，在华全部日侨向上海及汉口集中，置于其海军易于保护之处。此后，在郑州的三井、日信及其他日商及侨民连同领事馆全体成员共计20人离开郑州，一部分南下武汉，一部分东行，由开封、商丘、徐州经青岛回国。

  “一二·八”事变以后，由于南京政府曾经一度迁都洛阳，河南省内包括郑州城内，基本上没有日本人的踪影，日本的经济势力和外交势力基本在河南绝迹。（原标题： 郑州记忆之“谍影重重的日本领事馆”系列之二 开馆过程异常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