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水坡蚌砌“中华第一龙”出土后，立即轰动了海内外，并引发了对龙文化精神实质的探讨。西水坡蚌龙遗迹有三点被学者们关注：一是蚌龙的时代和地域。蚌龙发现于历来被称为中华民族摇篮的黄河下游、古史传说中“颛顼之墟”（春秋时被称为帝丘），而且，碳十四科学测定其年代为仰韶时代早期距今6460＋-135年；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也相继出现了不同造型的“龙纹”。二是西水坡蚌图第一组出土于墓葬中，而且作为随葬品龙虎相伴随。第三组又有人骑龙形象。三是在塑造蚌龙的时代，这里气候湿热，水域广阔，水草茂盛，有所谓雷夏泽、大野泽、菏泽，最适合鳄的生存。而“雷泽”即传说中华肯履大迹孕伏素之处。以上三点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起源的早期就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之根，黄河流域仍然是最先进、最发达的地区，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主根之一。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传人”，在西水坡找到了最为有力的注脚。“中华第一龙”在濮阳出土并非偶然，是这一古代文明胜地所应有的杰出作品。有的学者，从濮阳龙产生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这一独特视角，比较了商代龙与濮阳龙造型上传承关系，认为“‘濮阳龙，与鳄的‘亲缘’关系以及濮阳龙作为后世‘中国龙’的直系祖先的观点，可以从商王朝礼器上已趋于定型的龙纹中得到证据”。“以濮阳龙为主根系，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吸收各区系‘龙’的‘神’与‘形’，融合而成的‘商代龙’是为中国龙的祖型。在其后，特别是在秦汉帝国建立之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龙的‘精’、‘气’、‘神’及龙的造型不断深化与丰富，而使龙具有了腾云驾雾，翻江倒海，呼风唤雨，气贯长虹的无穷神通，它充满活力，成为无与伦比、无可替代的中华民族的族徽，成为中华全民族精神上的血缘纽带。而龙一度曾被赋予的皇权象征的特质，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瞬间变异而已。”④为什么许多中华人文始祖如伏羲、黄帝、颛顼都和龙有关系，从这里也可以得到科学的说明。蚌龙出土之所以在海内外引起偌大的轰动，在濮阳一时也到处出现了众多带“龙”字的商店、宾馆，并引以为自豪，其原因就是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这一文化传统的核心就是“大团结”、“大统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义利观文化——华夏民族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这一观念产生一股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炎黄子孙共同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奋斗。

    三、蚌图遗迹的含义

    史前先民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形式是宗教的形式，这种在当时唯一可以称为人文的东西，是在人们改造自然、认识自我的最初生产实践中产生的，而这一认识成果只有在生产力获得初步发展并进入农耕定居社会的前提下，才能给予比较完整清晰的表达，因此，在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中，常常包含着与农业文明有关的科学内容。例如先民为安排农业生产进行天象观测所形成的“北斗、二十八宿”天文学体系就是这样。在先民的心目中，日月星辰、寒暑四季的变化规律由大的意志主宰，尊重自然规律，就是尊重天的意志。

    西水坡M45中龙虎陈设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中国传统天文学四象体系。顺着这一思路，一些学者⑤试图用天文学的观点对M45进行解释。他们依据考古和文献资料进行比较准确的天象推算，发现M45所有迹象和M45时代的真实天象完全吻合。“四象”中只有“两象”是和当时只有冷暖两个季节相适应的，从而大胆地得出结论，M45是中国最早的天象图，这样就把我国传统天文学“四象”体系的起源提前了近4000年。

    西水坡M45这一天文学内涵深深包裹在原始宗教的思维方式之中，即既体现了宗教观念，又包含着科学认识。其宗教内涵的实质，就是以龙虎图案作为墓主人死后灵魂升天的媒介和天人对话的工具。天文学中“四象”（苍龙、白虎、朱雀、玄虎）也被称为“四灵”或“四神”，本身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从美术史角度把这种充满神话色彩的艺术构思称为“人兽母题”。从神话中黄帝骑龙升天、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到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帛画、壁画、画像石等遗物上各种骑龙升天形象，都是这一题材的生动体现。而第三组人骑龙摆砌图案，更生动地说明史前神话题材所包含的真实历史素地。

    在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中，“人文”和“天文”是两个十分重要、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结合“人文”研究“天文”，往往是破译考古之谜的一把钥匙。所谓“天文”，就是“天象”，即带有意志的天体变化；所谓“人文”，即人对自然的认识。在古人的眼里，天体与人间可相互感应，天象的变化乃是上天对人间祸福的预示。天人合一思想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天象崇拜信念合乎逻辑的发展。西水坡M45号墓把自己骨骸和龙虎埋葬在一起的做法，就是天人合一这一思维方式最早最生动的图解。

    濮阳是上古五帝之一颛顼及其部落的活动中心。颛顼的主要功绩，是对“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时代原始宗教所进行的改革。史书所载“绝地天通”，“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⑥，是其改革的主要内容。这里所说的神，或许已如徐旭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对帝颛顼宗教改革所做的分析那样，濮阳西水坡M45的时代，已完成了“绝地天通”的伟业。

    四、蚌图遗迹发现的考古学意义

    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发现了四组蚌图遗迹，而要科学地说明它的性质，必须结合出土的所有遗物和其他遗迹。从出土器物分析，其文化面貌属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而且明显受到北辛文化的影响。从地域上讲，濮阳处在文献所载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的接合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可以相互印证，四组蚌图遗迹应该是两种文化的不断交往的结果。然而，由于蚌图在中原仰韶文化考古史上乃首次发现，学者们在兴奋之余，对其牵涉的中国文明起源，仰韶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讨论，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

    不可否认，四组蚌图是仰韶先民祭祝活动的产物，即吴汝祚先生所说的“礼制建筑”（7）。如果冀南豫北地区磁山——裴李岗、后岗一期、后岗二期（河南龙山文化）这一文化发展序列定位不错的话，那么西水坡蚌图“礼制建筑”应是在磁山遗址原始祭坛遗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蚌砌水平上所体现的高超技艺表明，没有训练有素的专业巫师难以达到如此水平。巫师在当时不仅从事宗教活动，又是天文、医学等科学知识和艺术文化的掌握者，所以巫师的作品常常体现着社会分工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的文明程度。苏秉琦先生在蚌图出土后不久就在一文中对这一“艺术神器”的文明因素作了充分的肯定。（8）虽然对西水坡M45周围几具“殉人”的性质看法不一，但考虑到M45的高超水平，“文明曙光”的结论是不过分的。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多年来一直是多学科共同关心的课题。80年代中期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址的发现，为学者们向前追溯中国文明起源提供了希望。而这种规模宏大礼制建筑的突然出现，使学者们意识到，中国文明起源可能更早。时隔不久，在1987年发现了西水坡遗址，四组蚌图祭祀遗迹在布局上与女神庙以坛、庙为中心，两侧为积石冢这种布列方式是有相似之处的，这使人想起了苏秉琦先生对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两种文化交往的路线所作的论述：“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区连接，向东北往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9）虽然豫北仰韶文化如何向北发展与红山文化相交汇，还没有更多的资料证明，但红山文化受到豫北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是没有疑问的。如此看来，吴汝祚先生提出的西水坡蚌图是中国礼制建筑源头这一观点是十分有见地的。（10）

    濮阳是中国历史上的胜地，文献记载中的中华民族的祖庭圣地、祖茔圣地和龙源圣地，在西水坡遗址发现以前，这里的考古工作做的不多。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就有如此惊人的发现，使人们看到了前途和希望。我们相信，随着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进行，濮阳地区一定会对中国的考古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濮阳县西水坡仰韶文化蚌图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年），第174页。

    （2）《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现场会发言摘要》，《华夏考古》1988年第4期。

    （3）同（2）。

    （4）邵望平、高广仁：《“濮阳龙”产生的环境条件与社会背景》，《‘95濮阳“龙文化与 中华民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5）李学勤：《西水坡“龙虎墓”与四象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 年第5期；伊世同：《星象考源·中国星象的原始和演变》，《中国科学技术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陈美东、林文照、周嘉华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

    （6）《国语·楚语·观射父问绝地天通》。

    （7）吴汝祚：《西水坡遗址发掘的意义》，《’95濮阳“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8）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部曲与三模式》，三联书店1999年版。

    （9）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10）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