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400年之间帝舜兴起的时候（参见《帝舜、〈禹贡〉与玄女》一文），伏羲族和戎族曾经激烈地交战。《山海经·大荒北经》里记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注：怵字的通借）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与之相类似的一段文字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内中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里的黄帝即轩辕，指的是帝舜。《尧舜及其族群考论》一文已指出涿鹿在濮阳。把“涿鹿之野”和“冀州之野”对照起来看，《山海经》似乎是暗示伏羲族在濮阳苦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宜将剩勇追穷寇”，继续前进，去攻占族群的应许之地－冀州。

　　这时，东北的红山文化在时代风潮的激荡下，变得“空前活跃，其分布区域明显超出了红山文化前段的发现范围”（《中国通史》第二卷，白寿彝总主编），以策应青、徐地区大汶口文化向冀州的进军。大汶口文化朝着它的鼎盛阶段迈进，稍晚，在红山文化后段晚期，冀、沇、青、徐四州可能都已牢牢掌握在伏羲族手中，此时“燕山、熊耳山（注：在河北省阳原、宣化之间）南北的北方古文化都有向南推进的趋势”，大汶口文化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帝舜定都于鸣条，即开封陈留一带。伏羲族在河南控制区域的文化有人称之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颍水类型的分布范围“已达豫西、豫南地区，涵盖黄河以南的商丘、周口、许昌、平顶山、郑州、洛阳、南阳、信阳、驻马店等9个地市”（《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也就是说，已经基本上控驭了豫州。冀州和豫州既已收入囊中，构筑九州攸同的天下体系也就指日可待了。

上篇　光融天下

　　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以后，在青、徐二州的大汶口文化崛兴的同时，荆州的大溪文化也兴盛起来。大溪文化分为南北二支，其北支称为关庙山类型，主要分布在鄂西的长江及其支流沮水、漳水两岸；其南支称为汤家岗类型，主要分布在湘北的洞庭湖沿岸，以澧水流域最密集。

　　澧阳平原的居民最早发明了中国的稻作农业。1988年，在澧县彭头山遗址的陶片中见到了制陶时掺和的大量稻谷和稻壳，掺杂的时间大约在9000年前。1995年，又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澧县八十垱遗址西边的古河道淤泥中出土了稻谷和大米1万多粒。此时正当北方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的开端，最先种植小米的神农族逐渐衰落了，我猜它的一部分可能往南发展，于是神农族和最先种水稻的族群之间发生了冲突，那埋藏的稻谷和大米便是斗争的见证。在八十垱还见有环壕和土垣，应是抵御神农族入侵的设施。1996年，澧县城头山发现了世界上目前年代最早的古稻田，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古代城址，时当公元前4500年左右。戎族打败伏羲族的濮阳大战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湖北境内的汉水流域及河南境内的淅水沿岸，均零散地分布着一些半坡和庙底沟两类型居民的移民点”（《通史》），我推测戎族在濮阳之战后沿着汉水、淅水追击神农族，将其逼出豫州；神农族不得已而大批南下，和湘北的原始族群相互斗争，汲收他们种植水稻的技术，形成大溪文化的北支。湘北的原始族群曾筑城抵抗，又因受到神农族文化的冲击而形成大溪文化的南支。

　　《史记·楚世家》里说：“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帝喾高辛即帝舜，由此可知重黎与帝舜生活在同一时代。《国语·楚语下》言：“古者民、神不杂……及……民、神杂糅……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里颛顼不过是帝舜的讹变，绝天地之通不过是神话而已，南正和火正也看不出有什么差别。有意义的是，重和黎一分为二了。《鲁语上》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神农族的柱和周族的弃先后成了北方的农神。我们注意到，沮－柱，漳－重，澧－黎，都是近音字的组合，于是作出推断，所谓重黎实际上是大溪文化南北两支的合称。《山海经·大荒东经》里讲“帝俊生中容”，我们又有了近音字组合：柱－祝，重－中，融－容，因而所谓祝融是指神农族名为融的人。《大荒南经》又提及炎融，为祝融之异名，祝既然能替换为炎，而炎与融意近，则此人本名必为融。此外，《墨子·非攻下》有“天命融隆火”，《国语·周语上》有“融降于崇山”之句，更证明了融可以单用。《大荒南经》述及炎融之句为“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而《大荒北经》说“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釐姓”，故炎融－驩头－苗民这三者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釐、黎音近，所以湘北的原始族群即苗民，也就是古苗族。苗字顾名思义，就是田里种的庄稼，因此在上古时代，苗字代表了种水稻的族群－苗民。炎融、苗民都清楚了，那么驩头究竟为何意？

　　《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共工就是鲧，讙兜或驩兜即驩头。如果“流共工”和“殛鲧”两相对应，那么“放驩兜”和“迁三苗”两者之间似乎也有所关联。“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荆州有炎融和苗民两支，则驩头可能在江淮之间，是三苗的另一支。所以驩头是长江下游种水稻的族群。

　　在吴语地区，民间有一种古老的信仰，将马头娘祀为蚕神，又叫马明王菩萨。中国人一般均认嫘祖为养蚕的始祖，吴语地区却供奉马头娘，一定有特殊的原因。在一些蚕区，过去每到清明节前，就有民间艺人挑了担子，担子上放着马明王菩萨的像，到蚕户门口大声喊“蚕将军来哉！”作为迎蚕神的仪式。（《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姜彬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既称“蚕将军”，也许马头娘原本是男性神。马明王菩萨使人联想到马头明王即马头观音，那么很可能马头娘＝驩头＋观音。前引《山海经》说驩头是鲧或颛顼（实即戎族的代名词）的后代，驩字读音正从鲧字或颛字而来，那么驩头一词暗示当地的原始族群曾与戎族结盟，其头领骁勇善战，以马首所指方位作为部下前驱的导向，为了纪念他，就用驩头来代表其人和这个族群了。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地区的马家浜文化估计就是这个族群创造的。可能戎族曾经联络驩头，请驩头向北阻击伏羲族，使之徘徊于青、徐地区而陷于失败。

　　因此所谓三苗乃是三个种植水稻的族群。其中神农族原来种小米，到了南方改种水稻。三苗之中，《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苗民在西北，则《山海经》的作者在苗民以东以南，很可能在广州、温州之间。《大荒北经》说驩头生苗民，那么在作者心目中驩头的地位更高，作者的居住地似乎离驩头更近，或许是在温州、泉州之间。《山海经》里有秦汉郡名，则定稿者多半是汉初闽越国人。

　　古苗族的城头山遗址在湖南澧县车溪乡南岳村，南岳衡山是南方有名的山峦，我们不妨把苗民称之为南岳系。驩头分布于《禹贡》所叙扬州境内，我们不妨称之为扬州系。神农族早已退出中原，在帝舜的时代也不可能大规模北上争锋，那么，“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是在什么时候？

　　在江苏新沂花厅村遗址的墓葬中，“良渚文化的征服者把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用来殉葬”（《通史》），良渚文化属于扬州系，其分布区域距离花厅村数百公里之遥，因此扬州系发动战争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此时约当公元前3000年左右，正是大汶口文化前期和中期的分界线，伏羲族盛极而衰，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明日黄花，竟无法抵挡扬州系的劳师远袭。在这之前，想必神农族及南岳系已经多次从荆州北上，撼动了伏羲族在中原的根基。

　　荆州屈家岭文化继承了大溪文化，其碳十四测年一般在公元前3000年至2500年之间。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分间式住房，出现于公元前3500年以后。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的第三期和第四期都发现了分间房屋，如果和《左传·昭公十七年》的历史记载（“郑，祝融之虚也”）联系起来，就可断定神农族在中原的据点就在大河村附近。大河村第三期距今5300～5100年，第四期距今5100～4900年。第三期两间的房屋有两座，第四期四间的房屋也是两座，说明第四期神农族文化的特色更加明显了。

　　第四期住房内除了见到灶台、取暖用的烧火台之外，还见有祷祝用的烧火台。我们知道，融字的本义就是炊气上升；这个时期神农族的巫祝试图借助烧火台来沟通人神、与神融合为一，前引《国语》里重黎绝地天通的传说即体现了人们的这种愿望。所谓火正之职当然也是从烧火台的宗教作用引申而来的；因为南方炎热，重黎来自南方，所以又把火正叫作南正。后世民俗中的灶王爷故事或许即源于此。总而言之，融字反映了这个时期神农族通过烧火台上烟气上升来达到人神融合目的的宗教仪式内容，因此就用它来代表那位首先采取这一做法的神农族领袖。在融字之前加上祝字，就是为了强调他政教合一的职能。在《山海经》里，祝融又讹变为烛龙，炎融亦讹为晏龙，经中还有烛光、宵明之名，正符合前引《史记》“光融天下”的说法。疑今日玩龙灯、打灯笼的风俗便是从烛龙的故事演变而来。

　　又想到夏族传说中的始祖启，《山海经·大荒西经》里讲：“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开就是启，《天问》也有“启棘（亟）宾（嫔）商（帝），九辩九歌”之句。“启亟嫔帝”可能是说启急切地想把女儿献给上帝，上帝感念他的虔诚，就赐给他《九辩》、《九歌》。《九辩》、《九歌》大概是人神交通的歌舞；启的意思是开门，也就是掌握了会通天神的门径，获得了上帝赋予的力量和权柄。所以，公元前3000年前后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各族都产生了自己沟通人神的特殊方式。夏后启或许就生活在这个年代，这也就是夏文化发端的时代吧。

　　1982年，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F411发现了一幅地画。画面上有三个人，西边的一人见有头部和右手握棍状物的痕迹，中间是一膀大腰圆的男性，东边的人胸宽腰细，显然是一女子。在男性和靠西人像下方画了粗黑的框子，框中绘有两只蝼蛄，头向东。我推测西边的人代表上帝，棍状物即其权杖，男性就是启，女子是启的女儿。惊蛰过后，天气回暖，蝼蛄出来活动，比喻戎族蛰伏几百年，终于等到了重整旗鼓的机会。蝼蛄的头朝向东边，是说戎族要向东进发了。为了感谢上帝的恩典，启就把女儿奉献给他。和周围的房子一样，F411也是门朝北，它北面的F901规模宏大，其“正门朝南……从正门进去，迎面有一个大火塘”（《通史》），应是启献燔祭的地方。“火塘后侧有两个对称的顶梁柱……南北墙壁上各有8根扶墙柱”，可能代表戎族分两支统领的十六个部落，或即《五帝本纪》中八恺、八元之由来。F411门外“有两排柱洞，每排六个；柱洞前有一排青石板，也是六个，与柱洞相对应……还有一个露天火塘”，柱洞可能代表伏羲族的十二支派，青石板和火塘用来杀牲后烧死，以诅咒伏羲族。另一座房F405也很大，规格稍低于F901，估计就是戎族内部的另一支了。地画中蝼蛄有两只，也代表着戎族的两支，因年久传说失真，变成了启“乘两龙”了。

　　就在讲到夏后开的同一篇《大荒西经》的开头说：“……水东有幕山。……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殇）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幕就是尧，此段似乎暗示了纪念女娲殇死的牛河梁陵庙遗址。遗址年代测定为距今5500年左右，正在帝舜时代。到了大约5000年前，神农族“光融天下”，夏后氏蠢蠢欲动，驩头为乱江淮，帝舜开创的盛世过去了。

　　上图是在山东莒县（属帝舜故乡诸城所在的鲁东南地区）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口陶尊。陶尊上刻着太阳、山峰，在山峰与太阳之间以月牙形隔开，表明太阳在天上，隐含了帝舜在泰山祭天的情景。我认为这是伏羲族在追怀帝舜和那个时代的荣光，可以释为昊字。所以太昊、少昊之名标记的首先是时代，然后才是族群内的分支。在此之前的五百年是伏羲族的太昊时代，约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即是少昊时代，所以少昊的传说很丰富，而太昊的传说较少。

　　在莒县大朱村和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地也发现了相似的徽记。豫东鹿邑栾台一期与尉迟寺遗址年代相近，也在以尉迟寺为中心的伏羲族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尉迟寺类型应该是承袭自前一期的颍水类型。在尉迟寺的墓葬中，儿童的瓮棺葬比例很高，有人说是由瘟疫引起的。刻徽记的大口尊也用作儿童的瓮棺，估计是情急之下的仓促之举。尉迟寺类型的居民在神农族和扬州系的夹缝里生存，境况一定是十分艰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