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对这段话，质疑者极多，其实这里面有三层意思。一是古人的天命神授的思想在作怪。古人认为凡人间的大事发生，就必然会出现一些相应的天相吉兆，从发明文字亘古未有，这是人类文明史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是人类大智慧之光在历史的天空中划出的一道闪电、彩虹。在文明大地上耸起一座奇峰，是历史的长河里布起的一道万丈瀑布，一道奇幻的风景。这件千古大事一定会有反应，这样“天为之而雨粟、鬼为之而夜哭”，不这样不足以证明其伟大，不这样不足以证明其磅礴而闻名于世。天象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天下起了小米，夜里鬼神为之哭泣！这是因为人类又掌握一种窥探天地秘密的武器，鬼神也敬畏三分。第二层意思就是王充分析的。“天雨粟，鬼夜哭”是可能实实在在发生的。如果在仓颉文字颁行天下时，就发生了“小米雨”这样的事，夜里又出现了莫名其妙的哭声，就犹如鬼哭狼嚎一样的怪叫。这都是有可能的。“下小米”据很多史料记载， “下稻谷”、“下小麦”、“下鱼”、“下沙子”的事情都有发生，这是飓风搬运的结果。鬼哭：等于夜间怪叫，更是会经常发生，正如王充说的这都不是对应仓颉发明文字这件事的。“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实也，言其应苍颉作书，虚也！”但《论衡·异虚》第三个意思：完全是夸张的比喻。发明文字是一件前无古人、惊天动地、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因此“天雨粟、鬼夜哭、龙潜藏”都表明这一层的意思。不这样说不足以彰显这一壮举的非凡的意义。

　　高诱在为《淮南子》作注时，还有一种说法。他说“仓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荫生，诈伪萌生则趋本弃末，弃耕作之，业而务刀锥之利。天知其将饿，故雨粟，鬼恐为文书所劾，故夜哭”。这种解释很牵强。高诱不怎么懂历史。“诈伪者，弃耕而业务刀锥”，其实那时候农耕经济刚启动，诈伪与农耕弃耕没什么关系，文字为之信，这是后来的事。至于说天知其饿，就下小米，更是主观臆测，“文以立信，史记善恶，书契之后，这些功能随之而生。鬼因此而哭泣悲伤，也只是宛转的道出文字的一部分功能。好文章是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

　　关于“仓颉造字”许多人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五代时有个叫丘光庭的人认为”后人多以文字始于黄帝苍颉者，明曰：非也，自生人以来就有文字，何以知之，按《山海经》云：凤凰首文曰德，背文曰义，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岂凤凰？……由此而论，文字之兴，其来远矣，假令苍颉在黄帝之前，亦不始于苍颉矣，盖广而论之，故寻得其也。“《兼明书·文字元起》有人又提出反驳，认为：”丘氏言自有人生以来，就有文字，实为妄言，即如《山海经》说，凤凰首德、背义、翼顺、膺仁、腹信之文，也是后人造之后附会而生，岂有凤凰鸟类自生文字之理？对于文字的产生，宋人张君房《云笈七签》中述：“轩辕之时，苍颉傍龙凤之势，采鸟迹，为古文，以代古体也。”“有臣沮涌，苍颉，观鸟迹以作文字，此文字之始也。”同时作注说：“先儒论文字之始不同，或始于三皇，或始于伏羲，或云与天地并兴。今据司马迁、班固、韦延、宋衷、博玄等，云苍颉黄帝臣，今据此载之，诸家说苍颉亦无定据。”众家意见纷纷，使文字发明成了一桩公案。

　　关于文字起源总结起来有四个说法，一与天地并兴，二始于伏羲，三始于黄帝，四始于苍颉。从这里看，三与四可以合并，无论始于黄帝说、始于苍颉说，都是这么表述，黄帝是领导者，而苍颉是具体发明人，准确的表述应是：三黄帝时代的仓颉所创。丘光庭举出凤凰首德、背义、翼顺、膺仁、腹信，这是《山海经》作者附在凤凰身上的文化，如同鸡有五德的说法是一样的。凤凰与龙都是一种文化。龙文化是黄帝关于“陶天下为一家”“无我”“融百家之长为我所用”思想形象的表达，而凤凰文化则是龙文化的延续，龙文化以爬行动物、大动物、海生动物图腾的大联合，凤凰则是以鸟图腾部落文化的一种集合，其产生要晚于黄帝的龙文化，几乎就在黄帝晚年，黄帝的儿子挚，史称少昊金天氏的，其封于山东曲阜，以治理东至于海的九黎众部落，其以鸟官命名，而形成一个东方体系，后世人称之东夷。三苗九黎原为蚩尤的部属，一直对黄帝政权心怀芥蒂的，一有机会就会有人出来煽动部落情绪，东山再起，少昊金天氏正因为无能力治理这一地区，黄帝百年后才让其孙颛顼帝继任。凤凰文化是符合龙文化精神的，是龙文化精神的一种继承，所以一直与龙文化并行，凤凰被称之为百鸟之王，虎为百兽之王，而龙文化则是至尊的文化，后来又创造了麒麟文化百祥之瑞，这些文化都是在龙文化精神下的小系统。凤凰文化中，凤凰就是一种文化创造。而“德、义、顺、仁、信”是凤凰文化提倡的道德准则，首德：德是首位的，是第一位的；义在背，担负肩上的责任、正义、公平；翼之排列，羽毛长短排列有序，十分顺畅，“翼顺”才能发挥整体力量，振翼高飞；膺仁，胸怀仁爱之心；腹信，信为立身之本，是要时刻揣在肚里，不可背信弃义，失信于人。因上古时法律不健全，其保证都在“信守承诺”上。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极有可能是凤凰文化体制中提出的完整的道德文化标准和要求。以此来论证文化的起源，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文字源之于三种说法，其实都有道理，相互之间不是一个排斥的关系。而是一个顺序关系。

　　第一说，与天地同兴。始于生人，这就是说“有人就有文字”。大体说来是有道理，但不准确。这就是文字的发展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字的发展过程也有一个渐进，由简到繁，低级向高级自我发展的过程。人类从一开始就有文字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但人类发展一定的时候就会出现文字，那么这时候又具体在什么时间？这就回到了文字起源的问题。首先是人类必须用语言进行交流，语言是人类生活中出现最早的。只要有两个人在，交流就会产生，语言交流是最基本的形式，鸟有鸟语，兽有兽语，何况人呢，当口语交流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系统时，人们就面临着如何记录的问题，用什么形式去记录的问题，中国人最早用的是：结绳记事。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这个说法把结绳记事定在神农氏时代，是不准确的，只能说神农氏时代还在用结绳方法记事。《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书契。”这就是说结绳记事，是还要古老的时候，是在符号、图画以前，人们用结绳系物的方法去记录一些简单的事情的发生。直至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由于没有文化，不识字，用禾杆来记录一年的收成，用木板刻点和苞谷米粒之来记工分，汉族的生产队长，用香火烙洞记工分。在很多故事里，一些文化程度低的人，遇上不会写的字，还很自然的运用图画的形式，穿插其中，以表达自己的思想。高玉宝写自传体小说《高玉宝》时就把不会写的字画成图去表达。美术片“半夜鸡叫”就是根据高玉宝的小说改编的。

　　“结绳记事”发挥了文字的一部分记录传播功能，是文字的开始，但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文字。所以很多人，包括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都否定“结绳记事”是文字，但必竟是文字的萌芽阶段。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中说：“文字是语言的表象”。郑慧生先生在《中国文字的发展》一文就认为：”没有语言就不会有文字。”“结绳”变“书契”之说，忽略了“记事”与“记话”的区别，把记事的符号（结绳）和记话的符号（文字）混同起来，给人以这样的假象，好像书契（文字）并不需要语言就可以存在，那是完全错误的。其实这命题是个假命题。结绳记事，是记事，而“记话的符号”的出现的一部分功能也是记事，同样是符号，同样能记事，只是两者的形式不一样，不能因此否定其作为初期文字符号这个事实。所以后人为了争论文字起源其主要分歧就是对“结绳记事”的定性上。古人认为“结绳记事”是文字的初始阶段，担负了一部分文字的功能。否定者认为，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字，故尔不能说文字源于此。

　　许慎《说文解字》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实象。”这是提供了一个源头，就是伏羲氏发明文字的问题。其据是《易》八卦。“结绳记事”是简单的线型记事方法，“结”表明数量、顺序，大小、时序的，而系的“物”就是具体可辨的。如“八月二日，打死一只虎”。在绳结上系上一枝桂花，桂枝。打二个小结，表明“桂月”是“八月”，“二个结”是“二日”，在下面系上一个“虎牙”或“虎毛”、“虎尾”，这样一条绳子，就记下了“八月二日打死一只老虎”这么一件事。到了伏羲氏时，人们要表达复杂的事情，而且要思考万事万物的关系、兴衰、福祸、成败，用“结绳”的办法不好表达，就从“河图洛书”思考的基础上，采用另一个表述的方法，用“-”表示阳，用“- -”表示阴，一阴一阳来表示男女、公母、雌雄及相对的事物。用上下摆列顺序表示主次、尊长、顺逆、正反、大小，如 阳在阴上，为之顺，为和谐，为正……阴在阳上为逆，为冲，为反……，然后又用三个阴阳爻，组成一个完整的象，去反映万事万物所处于的状态位置，八个卦象组成一个基本的方位系统，两个经卦相迭加，组成六十四卦，形成事物运动的一个周期，从初始、成长、成熟、衰落，由生到死再重生的辨证，运动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去表述一个思想系统，这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而组成易经”。这种以阴阳八卦系统表述的复杂的事物状态，严格的讲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字。从结绳的“结”到河图洛书的“黑白点”，到伏羲八卦的“阴阳爻”，有相似性。但是，河图洛书的表述方式把事物抽象化了，结绳记事是用实物来表述，绳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结已经有了抽象的表达，河图洛书则是完全的抽象表达，实物图画的具象表达，与抽象的表达为文字表达提供了两者途径。但是，河图洛书还不具备完全文字功能。

　　所以在否定前两个源头后，就到了第三个源头。这就是黄帝时代的仓颉，首先仓颉的身世和职务已表明了很多的信息。史皇氏。这是说仓颉的祖辈都是做记事，也就是史官的。从结绳记事开始，各部落就应该有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记事记史”。当然，三皇以德服天下，所记事就会多杂，这就要求史官们有很专门的知识，熟悉大部分部落“符号图形”的表现形式，而且史皇氏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也应该有自己的“符号图形”系统。而仓颉应该是那个时候很出色的“记事人”，被黄帝引为史官。史官是职业性的，而且是一代又一代的相传，这在战国、汉代都还是如此。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作为一个史皇氏的子孙，又是黄帝时代负责记史的史官，有责任担负起解决记录语言的文字的重任，也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

　　首先是各部落都在思考解决这一问题，根据考古发现。距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中贾湖遗址出土了刻符龟甲。上面刻有象形文字“目”字，俨然就是一只眼睛。说它是一幅画也能成立。距今六千年前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出土了113个文字符号，在陶器和陶片上出现彩陶花纹图案，鱼、羊、山林、左中右三角棱形，中间为一甲虫形状的人脸。在陕西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发现129个符号，在彩陶上出现了了两条被从中间剖开的鱼，两只乌龟，对称排列，在甘肃省临洮县的辛店遗址出土了陶片上出现绘制的“人、兽、鸟”及一闪光太阳状中划一十字形的图形。距今三千多年，陕西李家沟仰韶文化遗址中出现23个符号，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距今6300-3900年，出现了4个符号，上海青浦县松泽大汶口文化距今5900-4300年，出现六个文化符号，浙江良渚大汶口文化出现九个符号，上海马桥半山马西文化出现了5个符号，距今5800-4400年，从陕西甘肃直到东海岸的上海，从辽宁一直台湾岛，都出现了文字符号，这还是指陶片上的，因为陶片便于保存，那些被刻于竹片、木片、丝帛上的不便保存，无法寻到，刻在石壁上的也因几千年的风化腐蚀难以保存，地表以上极罕见，地下出现的都是便于保存的，不便于保存甚至还未露庐山真面目，都无从知道。从这些可以看出，各地的原居民都有自己的符号系统。而且大致都沿着一条基本路线。这就是图画形式，渐渐演变为抽象符号。二是各地符号体系差异大，不统一；三是在年代上跨度大，前后三千多年，这说明了一个事实，随着伏羲氏阴阳八卦的哲学思辨，中国人在思想上踏入一个新台阶，在思维上更加成熟，在语言表达上更加丰富。简单的结事记事的方法，已无法满足文化发展，于是以图画、符号为特征的表现形式开始多元化发展，由于各部落相对独立的自治，这就形成各自独立的符号表达系统。有些文化发达的部落形成中心文化圈，但总体讲系统繁杂，如同后来的方言区、亚方言区一样。因此很多人都认为文字早在黄帝时代以前都已存在，但这时的文字符号是分散的、多元的，自成系列、音形义不统一的文字。

　　当黄帝统一万邦后，首先解决的是文字统一的问题，只有文字统一才能政令畅通，文化才能以书契的形式交流，许多思想、文档、著述、发明，或刻于石，刻于玉，刻于竹木，刻于陶，写于帛，写于皮革，这就落在了仓颉的身上。这是中华文字改革的第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对中国文字发展产生巨大的深远的影响。如同后来的秦实行的“书同文”一样，和20年代的“中国汉字简化及普通话”运动一样，这是中国文字改革三大里程碑式的改革运动。仓颉造字，对中国文字统一、规范、成熟、创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字的三要素就是形、音、义。形是文字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语言流行的时候，音和义的问题已经解决，要把音、义表达的内容固定在一种字形符号上，使三者统一。所以人们最初的造字方法就是将具体的事物描摹出来，这就是中国文字创造的基本方法，造字是象形。

　　《说文解字·序》说：“仓颉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孽乳而寝多也。”由客观事物的具体形象而抽象或概括而成的单体图案文字叫作文。由两个以上的文字重新组成的合体图案叫做字。这样，会意、指事、形声三种方法出现了，然后又出现了“转注、假借”，由汉代《说文解字》中概括汉字结构六书，基本概括了汉字的结构方法。

　　《说文解字·叙》说：“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横之上就是上，横之下就是下），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画成圆形的太阳和弯形的月亮），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江河曰属水，谓之形“工”“可”表示读音），四曰会意，会音者，以类合谊，以见指扐，武信是也。止戈为武，人言为信，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考、老是同一表示长者的，向左是考，向右是老），六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用同音字表示不同的词意）。”六书中，象形字是汉字的核心，指事加强符号指示性，而形声、会意是合体字，其原则形声相加、用义音联合，会意是词义含意，这四种方法是汉字的造字方法；而转注是同类变形，而假借是词义要扩大和转移，就文字创立这个角度是造字，但从文字系统来说用字意味更足一些。

　　仓颉造字，前无古人，面对纷杂的符号怎样入手。宋人胡宏《皇王大纪·五帝纪》说：“书契作而史官建，左史记言，右史记功。仓颉，沮诵，轩辕史官也，见鸟兽蹄迒之迹，有文理之可滋，作鸟迹篆，以乂百工，以察万品，其文分类，象形而生，故谓之字。”

　　在胡宏描述里，有矛盾的地方，一边说：“书契作而史官建”，一边又说仓颉是史官发明文字。到底是什么在前，什么在后，如果先有书契，后有史官，那就没有史官仓颉去发明文字这一说，要是先发明文字后才有书契，就不能说“书契作而史官建。”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黄帝史官仓颉，取象鸟迹始作文字，记其言功，策而藏之，名曰书契。”这种说法较为合理。继“结绳记事”之后，实行的一种不成熟的符号系统，到了仓颉时又整理发明了一系列符号，叫鸟迹篆。

　　鸟迹篆是仓颉发明的一套文字方案，古代的符号线条是用尖刀的东西刻的，就形成在下尖刀的地方深，后边轻细尖，其形如雪中的爪痕，称这种字体是鸟迹篆也很形象，象形字多以名词为主。但具体的可感的名词还不能完整表达思想，于是仓颉在用象形的方法规范了名词的文字后，又“穷天地之变化，又观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这就是用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的方法造出了动词、名词、助词、语气词、形容词，使鸟迹篆能完整无误地表达思想意识。这样不仅可以用于政令通行天下，还可以用于文化理论建设，把一段记述片断串缀在一起，就成了书契。就是后来的书籍，从此书籍成为中华智慧的结晶。

　　文字改革与建设是一直在进行，从仓颉的“鸟迹篆”到甲骨文、金文、秦篆、秦隶、汉简、唐楷，才基本形成规范的汉字，从唐至现代，虽然文字变化不大，但新字异体字层出不穷，到现代，进行汉字简化及普通话的规范读音，在字形与音方面变化极大，词义上个别词义也有变化，中国汉字是在不断变化中追随时代。如果把结绳记事、陶文算上去，中国文字发展可谓是源远流长。而归纳起来。仓颉造字、秦“书同文”、现代的简化字与普通话是对中国文字三次大的变革，仓颉造字在我们历史的源头上，开我国文化之先河，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一行动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无怪古人以“天雨粟、鬼夜哭、龙潜藏”而标志这一伟大的创举。

　　仓颉这位伟大的文字改革家在文字改革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从不绝于书的记载看，人们都是用一种赞许崇敬的心情去面对这位先贤，而历代人民都用不同方式纪念这位文字的发明人。

　　仓颉造字台，有很多处，清顺治十六年《祥府县志》说：“仓颉造字台在府城北时和保，世所仓颉造字之所。唐代著名诗人岑参赋诗曰：‘野来荒台晚，寒天古木悲。乌阶有鸟迹，犹似造书时。’这是说：仓颉造字台在今开封县境内，在这里还有仓颉城。《祥府县志》说：仓颉城，在县北时和保，世传仓颉所筑。

　　仓皇陵，在开封县东北10公里处。《祥府县志》说：“仓皇陵，城东北二十里；时和保谷，呼为仓皇冢是也。《禅通记》说：“仓颉居阳武，而葬于利乡即此，利乡即时和保之墟。

　　在洛阳修有仓圣祠，清乾隆年间《续河南通志·舆地志·坛庙》记载：“仓圣词，在洛阳县迎恩寺。其址在今洛阳市东。”

　　陕西省有二座仓颉墓，一位于商县北，一位于白水县东北42.5公里处，长安县西15公里，西宫张村三会寺中有一仓颉造书台，歧山县西南2.5公里处有仓颉庙。淅江嵊县关帝庙前有一座仓帝祠，龙家县南面滩上有仓帝庙。

　　甘肃天水县北有一仓帝庙。

　　山西临汾市南关有仓颉故宅，阳曲县城东圣母庙中有古苍颉庙。

　　江苏南京市聚宝门外有一仓颉庙，宿迁县东北有一仓圣祠，苏州市百狮桥仁堂内有仓圣庙，常熟市三元堂有仓圣祠，昆山市 马鞍山县华亭有仓圣祠。

　　湖南桃源县路鹭鹚门外有仓圣庙。

　　云南陆良县学宫内东隅有仓圣祠，临沧县学宫内有仓圣殿。

　　这些遍布祖国东西南北中的台、墓、庙、祠、殿，都是人们在表达对仓颉的崇敬之情，缅怀之情，敬重之意，当然这是仅存的一部分，历史也许会湮没有形的建筑，可是很难抹去无形的丰碑。

　　仓颉将与中国文字一起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