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二百多年前，秦丞相李斯以谋反之罪被腰斩于咸阳市。李斯之案固冤，然李案之审理亦可露古代刑事审判之一端：秦二世令赵高审理李斯谋反案，赵高对李斯严刑拷打，致其“不胜痛，自诬服”。但李斯心存侥幸，自认有功，且实无反心，寄希望于上书秦二世，冀其醒悟。但赵高是何等人物，怎容功败垂成，他不仅将李斯致秦二世的信半路截下，还派人假扮御史、谒者、侍中轮流讯问李斯。李斯自以为抓到了救命稻草，大喊冤枉，但随之招来的不是特赦，而是无端反复的拷打。如此这般，当秦二世真的派人来查验李斯时，后者已如“狼来了”般不敢再翻供，而是破罐子破摔自诬以避刑。使者很快就将李斯的供述呈报秦二世，秦二世庆幸不已：“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
这个故事其实并没有完结，因为无数的刑讯逼供戏码仍旧在中国的司法裁判长河中不断上演，这当然不可完全归咎于刑事侦测手段的匮乏，究其根本，还是源于落后的“据供词定罪”的证据原则。在该原则指导下，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有时候甚至不再需要其他证据佐证，单此一项，便能出入人罪。如西汉酷吏温舒之辈专事酷刑，务在得人有罪供述，即使犯人缄口硬扛也难免“靡烂狱中，行论无出者”，可见刑讯逼供已到了何等境地。裁判者对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几乎是围绕着“供词”而发生，当然，古代所谓的供词不单指被告人的供述，还包括原告陈述和证人证言。但“供”由何出？无非刑讯，正所谓“诘之极而数也，更言不服，其律当笞掠者，乃笞掠。”无论如何，“供词中心主义”已成为中国古代刑事司法裁判的首要证据规则，以至于越到后面，裁判者为取供词已不再满足于赵高式的欺骗，刑讯的花样越发翻新，如《梁律》首定“测罚”之刑：“断食三日，听家人进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与粥，满千刻止。”
但好的一面是，刑讯程序逐渐从野蛮走向文明，开始有所讲究，如《唐律》不仅规定了刑讯的仗具和拷打的部位，还对刑讯的对象作出了限制：法定的官僚、贵族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等人群不得适用刑讯。可以说在唐朝的法律层面上，李斯可免于拷掠之苦。到了明清时期，刑讯被严格限制在人命案及强盗等重大案件范围内，如《大清律例 刑律》规定:“强盗、人命即情罪重大案件,正犯及于连有罪人犯，或证据已明，再三详究，不吐实情，或先已招认明白，后竟改供，准夹讯。”可见，但凡是盗窃、贼杀、犯奸等恶性刑事案件，裁判者审讯案件的中心任务仍旧是获取原、被告的供词，正所谓“断罪必须输服供词”、“无供不录案”。
如今，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处刑罚”从中国的法制史层面看，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从世界法制史角度观察，这种进步还是过于缓慢。因为英国早在十六世纪后半期就规定“自白不得自证其罪”，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不得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这足以引起我们反思。作者：林兰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