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里长出了梆子腔

　　——中原戏曲以质朴自然取胜

　　“黄土厚，黄土黄，黄土里长出了梆子腔。”诞生于中原大地的戏曲艺术，带着天生的民间性格，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无论是豫剧的激昂豪放、曲剧的清新柔美还是越调的苍劲沉雄，都渗透着中原人的群体性格，都关照着普通百姓的好恶爱恨，是世世代代中原人民审美心理沉淀的结晶。那一台台在全国赢得如潮好评的剧目，那如火如荼的戏迷演唱活动，那遍地开花的戏曲茶楼，那备受关注的“梨园春现象”，共同构成了河南戏曲文化的独特景观。

　　魏明伦（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长、著名剧作家）：不得不承认，在当今中国地方戏市场中，豫剧是个特殊的个案，不但在河南，而且在全国都有着广泛的市场。豫剧为什么在中国戏曲、中国戏剧甚至中国舞台剧陷入“台上热闹，台下冷清”这么一种现状的时候，还能有那么多以农民为主的观众？大概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河南戏曲与生俱来的草根性，如此家常，如此世俗，如此与生活不可分，那种热爱是骨子里的。我们一般认为豫剧很“土”，但那种土是一种大俗大雅。如果河南戏曲一直扎根民众，则未来生命力很强。

　　郑传寅：豫剧生机蓬勃，活力无限，信手拈来尽是自然口语，寻常琐事，沁人心脾。激动处掏肝剖肺痛快淋漓，深情处细说情真意笃。说它土，土得可爱，令人想紧紧拥抱，说它俗，却一点不空泛。豫剧的剧场规律不如京剧严谨，但是也因此不像京剧会受惯性套式拘束。我以为，豫剧的艺术不在于情节题材的花样翻新，观众要听的是最原始、最贴心的感情。

　　姚金成：河南人，因其性格开朗豪爽，故表达情感酣畅淋漓，大喜大悲，敢爱敢恨；因其固守“仁义礼信”的道德标准，故崇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戏剧结局。如《卷席筒》中苍娃的母亲做了坏事，连亲生儿子也不原谅她，而且还去替无辜的嫂嫂坐监。河南这块土地，因其文化底蕴深厚，其民间语言犹如经过千熬百煮的浓汤浓汁，朴素、凝练、准确、生动。河南戏，因把握住了平正畅达的民众心理，故能够得到广大观众的情感认同和“疯狂般地拥护”。无论是苦难年代还是太平岁月，在戏台与看台这块天地里，永远是骚动的海、欢乐的洋。对拥挤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里是他们精神的圣土、欢乐的殿堂，他们对戏曲有着近乎虔诚的热爱和依恋。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历了长期灾荒、战乱、贫穷的河南人，依然能够保持乐观、坚忍、豁达的性格，因为他们在和自己血脉相连的戏曲中，找到了排解苦难、纾解愤懑、寄托情感、寻找快乐的途径。有如此“贴心”的戏曲伴随，再苦的日子也是甜的。

　　纪慧玲（媒体资深戏剧记者）：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知道豫剧，第一次听到河南梆子的声音，王海玲一身喜红，摇摇晃晃坐在大花轿里活泼利落的形象还深印我脑海。我以为河南戏地方味儿就是这么足，这么地道，这么独树一帜。

　　戏剧学者汪其楣特别翻查了早期看戏笔记，温习当年回忆，还是觉得，即使同一戏码，比如《白蛇传》、《金水桥》、《奇双会》，豫剧的诠释都比京剧好。我主观认为，河南戏有浓厚的乡土味，生活气息，一直就是这个味道吸引人，让她与京剧一板一眼、大义凛然的气味不同。

　　范红娟：我的感觉，中原戏曲对中国戏曲最大的影响在于中原戏曲的世俗性，它影响着中国戏曲的基本品格和发展流变的基本走向。宋杂剧伴随着市井的喧嚣而繁盛。勾栏演出使中国戏曲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产生了商业化的戏曲演员，戏曲演员脱离了皇室贵族的豢养而和市民观众建立起一种商业性的经济依存关系。它导致戏曲走下神坛、迈出宫廷，走向市井民间。此后，世俗性一直成为中国戏曲的主流品格。即使是被称为“大雅之音”，常在小庭深院中演出的昆曲，也一样由于其叙事性和传奇性而被涂抹上一层俗世的油彩，这不能不说是来自于中原文化传统的哺育。至于各类地方戏曲词的俗俚化、音乐的民歌化、表演的身段化，无一不承袭着中原文化的世俗性色彩。

　　石磊：大凡一个民族艺术品种的诞生，与它植根于这个民族群体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地理环境之上的群体意识、群体性格、习惯，特别是民族群体的文化，包括心理结构和审美心理定势，有直接关系，蕴藏着诸多历史文化信息。现在，面对大的社会环境，戏曲艺术的走势趋于瓶颈，一些人的视线，特别是一些年轻人的视线淡出了这一艺术品种，但这完全不代表它真正价值的消失。尤其是我们河南地方戏（包括一些稀有剧种），它所富含的诸多历史文化信息、它所具备的审美价值是其他包括号称“国粹”的京剧艺术在内的诸多地方性剧种所不能代替的。面对着这样厚重的河南戏曲文化资产，如何去保护、保存、传播、开掘和发展，是摆在我们每一个戏曲艺术工作者眼前的问题。尤其是面临着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艺术“同化”现象，人们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不断增强，人类如何正确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适应、去发现，而不是去扭转戏曲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如何使作为艺术商品的戏曲艺术根据它自身在文化市场的运作中所得到的种种信息反馈去调节、完善、革新自己原有的步伐；既使这些祖宗留给我们后人的珍贵遗产保存完美无损，又不使其沦为博物馆藏品，这是积自上世纪发生在清末民初的“戏曲改良”运动至今的近一百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是人们在今后的戏曲改革工作中首先应该严肃考虑和面对的问题。

　　用口来醒事

　　拿戈去惊人

　　——关注现实、惩恶扬善的中原戏曲基调

　　“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明代高则成《琵琶记》开头的话点明了中国戏曲的精神。而河南由于长期以来久居全国的政治中心，加上儒家哲学中重政治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因而造就了中原戏曲自觉的政治意识、时代意识、社会意识、责任意识。在贴近现实、惩恶扬善这一点上，中原戏曲显得坚决彻底。尤其是豫剧长期以来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调，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唱红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影响波及港澳台及海外华人世界。三国、包公、杨家将、岳家将等历史故事被改编为中原戏曲优秀剧目后，久演不衰，成为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贵财富。

　　杨兰春（著名剧作家）：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提问：“《朝阳沟》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七天里连写带排就上演了？”我觉得跟我在登封市大冶镇曹村一带的生活经历有关系。1945年，战争时期，我在那儿亲眼看见当地老百姓的苦难生活，更看到他们与八路军的鱼水深情和血肉关系。1957年，再次回到曹村，和老乡们朝夕相处。当地有老农民对我说：“老杨，你说这新社会，谁家的孩子不念两天书，谁家的姑娘不上几天学？读两天书上两天学都不想种地了，这地叫谁种呢？哪能把脖子扎起来？”我觉得农民说出了一个真理。那时正是党号召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我就抓住了这个主题：城市知识青年王银环下乡与劳动人民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什么在1958年“大跃进”背景下写出的《朝阳沟》到今天还有生命力？我觉得它基本上是从写人物出发，用唱词来表现各个人物的真实情感，刻画出有性格、有灵魂的活生生的人。因为贴近生活，所以容易为观众接受。

　　石磊：说到中原戏曲的思想内容和精神风貌，我想以樊粹庭的戏为例说明。中原戏曲经历了三个关键性的发展阶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戏由乡村草台向城市剧院扩展，一批知识分子进入戏曲领域，对梆剧艺术品位的提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樊粹庭为陈素真创作的《凌云志》、《义烈风》、《三拂袖》、《柳绿云》、《萧壤恨》、《涤耻血》、《女贞花》等剧。作为河南近代戏曲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樊粹庭用眼睛观察生活，用笔反映生活，在其作品中为我们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具有我们中华民族心理特征、性格特征和民族气质的人物。他一生创作剧本60余部，人称“樊戏”。由于他关注社会，关注时代，故其剧目多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多反映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由于他有强烈的民主思想，对女性心怀同情悯恤之心，故多描写受压迫、受污辱最甚的中国古代妇女；由于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故其剧作近贴时代脉搏。“樊戏”是最底层的艺术，是愤怒的艺术，更是时代的艺术。不同时期的河南戏能风靡全国、历久弥新的魅力正在于此。

　　姚金成：河南戏曲关注现实、贴近生活的传统从上世纪初就开始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原戏曲在充分发挥传统剧目和新编古装剧审美功能、社会功能的同时，对现代生活进行了热切的关注、提炼、开掘、表现，使河南的戏曲创作始终与时代同步，与社会同行，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除了《花木兰》、《穆桂英挂帅》、《卷席筒》、《七品芝麻官》、《收姜维》、《诸葛亮吊孝》、《风流才子》、《程婴救孤》等传统戏和新编古装剧为河南赢得全国性的荣誉外，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和轰动效应的现代戏。

　　上世纪50年代的《朝阳沟》、《刘胡兰》、《小二黑结婚》，60年代的《人欢马叫》、《李双双》、《扒瓜园》，70年代的《山鹰》、《前进路上》，80年代的《倒霉大叔的婚事》、《小白鞋说媒》、《儿大不由爹》，90年代的《五福临门》、《都市风铃声》、《老子·儿子·弦子》，新世纪的《香魂女》、《铡刀下的红梅》、《村官李天成》等，这些剧目，因其能够自如地表现现实生活，反映时代风貌，吐露人民心声，从纷繁复杂、稍纵即逝的现实生活中，敏锐捕捉到不同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人格嬗变、价值追求，成为时代生活的见证和沧桑巨变的缩影，成为人们感受时代、感受生活、感受社会的一份鲜活档案。他们为人们增添了一份可供咀嚼的时代记忆，一份可供品味的人生思考，一份生活的感悟。如此“贴身”的戏曲，怎能让老观众不留恋，新观众不喜欢？

　　刘景亮（河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戏剧理论家）：美善统一，惩恶扬善，明确的道德判断，为所有地方戏所共有，似乎说不上是豫剧的特征。在任何剧种的剧目中都可以找到不计其数的以惩恶扬善来感染、教育观众的剧目。然而认真考察起来，在这一点上，豫剧是个“激进派”。大量的豫剧剧目，善恶分明，冲突尖锐，有炽热的情感倾向。在一些与其他剧种所共有的剧目中，豫剧所表现出的善恶观念也更为强烈。比如《目连救母》，在南方的一些剧种中，目连之母刘氏，确有恶行，打僧骂道，虐待仆人。而豫剧中的刘氏并无任何不善之举。阎罗王将其拿进阴曹，饱受地狱之苦，乃是一大冤案。豫剧的观众和创作者们，认为只有善者才能得到善者的援救，恶者只能受到惩罚。豫剧改编移植一些善恶观念稍显模糊的剧目，往往会在实践中碰壁。

　　谁说女子不如男

　　——名家辈出扛鼎中原戏曲

　　如果说中原戏曲是一座花园，那是因为里面盛开着一株株艳丽的奇葩；如果说中原戏曲的天空很耀眼，那是因为上面闪耀着一颗颗璀璨的明星。中原戏曲的繁荣兴旺，正是由于一代代具有深厚艺术功力、卓越艺术才华、执著奉献精神，享有崇高威望的表演艺术家。每个年代，每个剧种，都不乏扬旗扛鼎的艺术大家，老一代的如豫剧名旦六大家常香玉、陈素真、崔兰田、马金凤、阎立品、桑振君，以及唐喜成、牛得草、李斯忠，曲剧的张新芳、马骐、海连池，越调的申凤梅、毛爱莲，四平调的拜金荣等，中年一代的张宝英、王希玲、虎美玲等，青年一带的汪荃珍、李金枝、王惠、李树建等。可谓人才辈出，他们以其独特的艺术风采和卓越建树，使河南戏名扬四海、声震九州，并因个人魅力形成了强有力的磁场，吸引着众多观众的心。

　　石磊：20世纪之前，女演员是登不了台的。20世纪初，在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女演员开始登台。这给河南的戏曲舞台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表演、唱腔风格从昔日的粗枝大叶逐渐向细腻典雅转化，把河南戏曲带入了迥异于以往的审美境界。新中国成立后，她们继续大胆创新，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她们的代表剧目如《花木兰》、《穆桂英挂帅》、《陈三两爬堂》、《风雪配》等还被搬上银幕，使中原戏曲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

　　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大师是豫剧第一代坤伶中的佼佼者。她从艺的70余年间，练就一副好嗓，集浑身绝技，文武生旦不挡，唱念做打俱佳；熔“豫西”“祥符”于一炉，创“常派”艺术之新腔，苍劲中不失俊秀，粗犷中流露柔美，奔放里见含蓄，娴静又微隐俏皮。这种声腔艺术，曾倾倒豫剧几代演员，一时形成“家家‘刘大哥’（《花木兰》）、户户‘尊姑娘’（《拷红》）”、“十腔九常”的局面，把豫剧旦行的声腔艺术推向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奠定了现当代豫剧旦行声腔艺术的基础。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常香玉”成了豫剧的代名词。她一生在舞台上演出的剧目有105部之多，为观众塑造了花木兰、白素贞、红娘、黄桂英、穆桂英、佘太君、杜十娘、秦雪梅、秦香莲、胡凤莲及母亲、拴保娘等数以百计的艺术形象。这些人物，个个鲜活生动，家喻户晓，深为广大观众所喜爱，都是豫剧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可以说，奠定现当代豫剧旦行声腔基础的人是她；把豫剧艺术推向全国、传播到世界的人是她；使豫剧艺术梆弦不辍、薪火相传的人还是她。从某种角度上讲，豫剧是她，她是豫剧。

　　马金凤（豫剧表演艺术家）：我6岁学艺，7岁登台，如今我照样能登台演出。我眼不花，耳不聋，身体好，嗓子好，没啥毛病，明年奥运会，我才86岁，凭我的身体，到时候完全能再挂帅出征。

　　看到“豫剧六大名旦画传”出版，我很激动。1980年全省举行流派艺术会演，我们几个姐妹同台表演，讨论笑谈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现在，只剩我一个人，只要我能唱，我就不会离开舞台。现在，趁我能唱能说能教，我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要把孩子们培养成才，一个个超过我们这帮老姐妹，使河南戏曲后继有人。我认为艺术学校要从思想上解决专业课重要文化课不重要的倾向。搞艺术想要高层次、高水平，没有文化素质是不行的。

　　石磊：“河南梅兰芳”、“豫剧皇后”“河南梆子大王”这三项桂冠，足以昭示在陈素真豫剧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有人说陈素真的唱腔古朴典雅，韵味纯正而又醇厚，是豫剧祥符调声腔的集大成者；有人评价陈素真的做派端庄含蓄，准确细腻又层次分明等，这些评论均不为过。然而我以为“陈派”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流派的要点，就是她的文化品位。同样的祥符调，一经陈大师的口中吐出，就内涵丰富，别具韵味。也就是说，祥符调培育了她，她提升了祥符调的艺术品位。她和同时代的豫剧改革先驱樊粹庭是推动和完成豫剧祥符调文化转型的杰出代表，经过他们的努力，又粗又土的祥符调逐渐变为高尚的文化娱乐。现在的演员要学陈素真，不仅学她的唱腔，更要学习她坚定的艺术信仰和追求。

　　范红娟：豫剧大师中，我对专唱“哭戏”的崔兰田印象比较深刻，她类似京剧的程砚秋。其悲剧主角如秦香莲、窦氏、秦雪梅、陈杏元、崔金定、柳迎春、陈三两、姜桂枝都是喝黄河水，吃五谷杂粮的具体的人，表达的是黄河边上的中国人的思想感情、精神寄托，所以即使是年代久远，我们也毫无隔世之感。被陈世美抛弃的秦香莲，面对亡夫撕肝裂肺哭啕的窦氏，在现代社会还隐约可见。这些悲剧人物所表现的是普通人的情感，她们的不幸遭遇使我们相信，这些人物就生活在我们身边，能够引发我们的共鸣。

　　姚金成：“看了常香玉的戏，一辈子不生气”；“卖了牲口押了套，也要看狗妞的《三上轿》”；“三天不吃盐，也要看崔兰田”；“少串一趟亲，也要看看桑振君”等等，观众打心眼里喜欢他们心中的“明星”，除了那种狂热的追捧，更不惜用一些在很多人看来很过分、很夸张的言语来表达他们对心中明星的崇拜。几乎每一位杰出艺术家，都有一帮痴情的观众在追随，不少观众和他们喜爱的艺术家之间，构成了某种默契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带有“一种生命密码的聚集和传达”（余秋雨语），让他们如痴似狂，魂牵梦绕。而河南戏，正是在这一股股的追星“狂潮”中，聚拢着旺盛的人气，保持着激情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