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畔遇杨贵

 
    站在红旗渠畔，看着奔涌的水流渐去渐远，一时间，我百感交集—林州缺水的历史早已过去了，那段治水的风云际会也落幕了，她的主人公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我用双脚去丈量红旗渠，用双眼去亲吻红旗渠，张开双臂去拥抱红旗渠的梦想却一直没实现。春天的一天，我抚摸着红旗渠的分水闸阀，灵魂在冰凉的触感中得到了安顿。惊喜的是，我遇见当年红旗渠建设的领头人杨贵。
 
    红旗渠是一本大书，我无力完全读懂。但望着一只只被磨秃了的钢钎，仿佛听到了当年民工开山凿石的叮当锤声；抚摸着当年民工推过的小车，眼前就会浮现出那时数万干部群众自带干粮、工具，卷起被褥，推着车，高举红旗迈向工地的画面。这情景，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高中毕业回家务农，忙完秋收冬播，就豪情万丈地奔往水利工地，修水渠、筑堤坝、办战报……。
 
    带着激动我走出纪念厅，忽然，身后一阵躁动。有人惊呼：“杨书记！杨书记！杨贵书记来了”。我回头一看，不远处，一位老者被人们簇拥着，他手拄拐杖面对摄像机，正接受记者采访。我不是爱热闹的人，也情不自禁地凑上前说：“杨书记，您是我们心中的大英雄！”他握着我的手，不停地说：“惭愧，不敢当”。
 
    我青年时的偶像，魁梧的身板依然挺拔笔直，银发如霜，现出了岁月的沧桑。他的精神气质仍然有着当年的尊严和威仪，和我想像的一样。他凝视流动的渠水，他在看那尘封故事么？
 
    1954年，26岁的豫北汉子杨贵被省委派到林县当县委书记，直到1973年，他在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山区县工作了19年。也正是在这期间，林县人修凿了轰动一时的红旗渠。如今已过耄耋之年的杨贵，提起当年的往事，仍唏嘘不已。他回忆说，修筑红旗渠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后来又遇到“文革”，“在修渠的十年时间里，我们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真是胆战心惊啊！”
 
    缺水的问题如同悬在林县人头上的一把刀。杨贵到林县后，深入各个乡村展开调查研究。林县人民缺水的痛苦深深的刺痛了他的心。他意识到，解放后，林县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迫切要求在经济上再来个翻身。现在，水、路、病“三座大山”压在林县人民身上，水又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障碍。
 
    1959年6月，杨贵派出3个调查组顺着漳河、淇河和淅河溯流而上，寻找水源。杨贵亲率一个组沿着陡峭的山路溯漳河西行，当进入与林县接壤的山西省平顺县地界时，峡谷中传来湍急的流水声。杨贵万万没有想到，漳河水在如此干旱的枯水季节竟有如此丰富的水源。他兴奋得舍不得走，当晚就住在老农家里，认真了解了漳河水源的情况，掌握了第一手的水文资料。
 
    回忆当年，杨贵仍然抑制不住激动。他说，当时，县里的引漳入林请示，经上级基本同意后，他们就马上通过地区专署和省委与山西省协商，请求对方给予支持。就在那个春节的正月初五，山西省委有关领导专题研究并同意了林县从山西境内引漳河水入林县的问题。
 
    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在建设红旗渠的过程中，杨贵和县委一班人不但迎难而上，负重前行，做出了一个又一个改变林县历史的重大决策，而且“干”字当头，身先士卒，在工地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克时艰，真正同群众风雨同舟，血肉相连。难能可贵的是，县委一班人带领林县人修渠10年，动用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但没有发生过一宗请客送礼、挥霍浪费的情况，也没有一个干部贪污挪用一丝一毫的钱粮物资。
 
    红旗渠始于悲壮，终于辉煌。以一县之力，勒着裤腰带，凭着简陋的原始工具，积十年之功，成千秋伟业，被誉为“当代万里长城”、“世界第八大奇迹”。壮哉！伟哉！“政声人去后”。杨贵的名字永远地刻在了红旗渠上，永远地刻在了林县老百姓心里。多年以后，杨贵几次回林州，都受到群众潮涌般的欢迎。
 
    著名记者穆青在一篇回忆录里说，1965年底就计划到林县采访报道红旗渠。只因为周原说到焦裕禄和豫东灾区的情况，就先去了兰考。1966年2月，他们采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后，他与记者华山跑遍了红旗渠的整个工程……遗憾的是，正当他们准备深入采写杨贵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们宣传杨贵与红旗渠的计划也不得不中止。这一直是他们的遗憾。
 
    我在想，假如穆青按原计划采访宣传红旗渠，杨贵和红旗渠会产生怎样的轰动效应呢？会不会是“县委书记的标杆”呢？
 
    两千多年前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是大德，是大道。是啊，先民逐水而居，中华文化肇始中原，得到黄河的滋养。林州因红旗渠而新生，注定会载入史册。
 
    在春天的红旗渠遇见杨贵，唤醒了潜在我心底多年的水利情结。这会成为我珍藏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