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乘车从辉县市区出发向北，几分钟后，眼前就是百泉的一派湖光山色了。一池碧水之上，小桥如虹，曲径通幽，亭台阁榭，星罗棋布；北面云遮雾绕中，青山隐隐，深邃幽奇。辉县市文物局局长张有新几十年潜心研究百泉文化，是位地地道道的“百泉通”，有他指点，百泉这本大书，就好读了。
八百里太行由北向南连绵而至，到了辉县市境内，有一道支脉折向东南延伸，渐渐隐没于平原之中，忽而又从地下突起一座孤峰，孤峰南麓，汩汩山泉喷涌而出，汇流成湖，后人称其为苏门山、百泉湖。山环水抱，相映成趣，这里自古就被认为是风水宝地，几千年来，风流名士、文人骚客，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百泉这个小小的舞台上演绎出诸多奇异瑰丽的人间活剧。
百泉湖畔的苏门山半腰，立有一通石碑，上面阴刻着4个大字——“仁智动静”。张有新说这4个字是百泉山水风光和厚重文化的高度概括，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静、智者动。”苏门山有威严肃穆的气势，百泉水有轻灵流动的神态。水之清衬托出山的坚实凝重，这一山一水，互相映照，山主阳、水主阴，山静水动，阴阳相衡间的动静之美，隐隐透出天地的玄机。
如果考察一下哪儿是中国旅游胜地的鼻祖，百泉恐怕得算一处。从《诗经》里就能看出，早在3000多年前，百泉作为旅游休闲胜地就已经很著名了。商代先民在歌中唱道，“清清的百泉水泛着绿波，滚滚滔滔地流入淇河”；“百泉水涓涓左边流，淇水河清清右边涌”。《荀子》一书中记载，当年武王伐纣，曾“暮宿于百泉”；到了战国末年，秦灭六国，这里成了秦王囚居齐王的地方。而首次给百泉抹上传奇色彩、增添了百泉厚重文化的是魏晋时期的隐士孙登。
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魏晋时期，曹魏帝国刚刚创立不久，政权就完全被司马氏集团所掌控，许多有才干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政治形势非常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只有采取一种消极的反抗方式，隐居山林，回归自然。孙登就是其中的一位，那时他就隐居在百泉湖畔的苏门山上。
在当地山民眼里，孙登肯定是个十足的“精神病”：他住在苏门山上的土窟里，“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平时蹲在洞口，浑身的毛发和周围杂草混为一体，竟然看不出有人在此。他时不时站在山巅之上，长啸几声(所谓的啸，就是撮着嘴吹口哨，用两根手指扣着嘴唇，用力吹气。在古时候，啸是一种音乐，有专门的乐章，可惜早已失传)。每当这时，口哨声回响在山林之中，吸引着鸟儿聚集过来一起鸣叫……除此之外，孙登或是捧着一本《周易》凝神苦读，或是抚弦琴自得其乐。他从不与人说话，也从来不发脾气。时间长了，有好事的山民想看看他到底会不会生气，有一次趁他在百泉湖边行走时，几个人把他抬起来扔到了湖里。没想到孙登攀岸而出后，哈哈一笑，拂手而去……
隐居的孙登始终是司马昭的一块儿心病，为了弄清孙登的真实意图，他让“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去苏门山考察一番。阮籍当时虽然是司马昭手下的步兵校尉，但本质上还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相反，他和孙登这些文人名士在思想上倒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阮籍来到苏门山，看到孙登抱膝蹲在山岩上，自己也席地而坐，主动与孙登攀谈起来。从上古时代的黄帝、神农氏一直说到夏、商、周的政治，孙登始终一言不发；阮籍又转换话题，与孙登大谈儒家学说和道家的法术，孙登仍然无动于衷。无奈之下，阮籍长啸一曲。在当时，通过长啸抒发内心感情是文人名士中流行的时尚，就像武侠小说里的高手比武，绝不会粗俗到拳打脚踢的地步，往往是通过吹箫抚琴就决出高下了。这一声长啸不打紧，孙登脸上竟露出了笑容。一曲吹罢，孙登开口了，他对阮籍说：“再来一遍吧。”阮籍此时才明白，自己提的问题是多么幼稚可笑啊！于是对着孙登尽情地长啸起来，直到尽兴才相别下山。
当阮籍下到苏门山的半腰时，忽然听到了孙登的啸声，如天乐齐开、万籁俱鸣，响彻山谷，直冲云霄！后人所谓“一啸千古”的成语正源于此。阮籍自叹不如，顿时感觉如醍醐灌顶，明白了一切，匆匆下山而去。回去之后，阮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大人先生传》，文章说，什么是大人呢？大人是与天地共生、与道并存的，而不是那些束身修行自称为“君子”的人。那些所谓的君子就像人家裤裆里的虱子，“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很守规矩。在人家裤裆里爬来爬去自觉温暖如春饿了咬人家一口洋洋得意。这些人俨然以“大人”自居，而不知道自己只是人家裤裆里的一只虱子而已。
阮籍走后，司马昭又派“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来探听消息。嵇康是曹家的女婿，曹氏集团在和司马氏集团的斗争中失败，嵇康自然就成了司马昭的眼中钉、肉中刺。嵇康在苏门山上待了整整3年，时刻不离孙登左右，但孙登始终一言不发。直到嵇康临走时，最后一次问孙登：“先生真的就无话可说了吗？”孙登这才开了口，他对嵇康说：“你懂得火的道理吗？火燃烧后会发光，人们并没有刻意地让火发光，却得到了光明；人要是有才干，并不要去炫耀，终究还是会得到发挥的。要得到光，就得先有柴草，以保证火能燃烧；要想发挥才能，关键是要识时务，能够保全自己，善始善终才行。你很有才干，但孤陋寡闻，不识时务，如今乱世，恐怕很难保全自己啊！”孙登说的这番话，对嵇康而言，可谓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可并没能引起嵇康的重视，终于酿成杀身之祸，公元263年被司马氏集团处死。临刑前，嵇康作诗自责，称“昔惭下惠，今愧孙登”。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千七百多年前，孙登看透了时局，采取明哲保身的策略，装疯卖傻，隐居苏门山，给后人留下了千古传奇。孙登终于没有等来政治清明的那一天，久而久之，竟不知所终。后人为了纪念孙登这种不与封建统治者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的气节，在苏门山巅他长啸之处筑起一座高台，名曰“啸台”，这也是百泉风景区的第一座纪念性建筑。
如今的啸台是苏门山上最重要的建筑，石块垒就的台子高约3米，正面的石壁上刻有“晋孙登啸台”的字样，历代文人墨客凭吊时的碑刻诗作也都镶嵌其上。啸台历代修葺，现存的建筑据说主要是明代修建的。清乾隆皇帝游百泉，在苏门啸台赋诗一首，刻在石碑之上，至今立于啸台南面。
站在苏门山巅的啸台之上，学着古人吹几声口哨，好像也有林中小鸟相和。陪同记者参观的小窦还透露了一个秘密：“孙登善长啸，辨鸟音，练口技，后人称他为口技的鼻祖！”
苏门啸台左侧的半山腰上，有一处“饿夫墓”，坟墓里面埋葬着一副铮铮铁骨。“饿夫”名叫彭了凡，清兵入关后，他惋惜明朝的灭亡，不愿接受清朝的统治，携带妻儿举家南迁，四处倡导反清复明。途中妻儿相继死于战乱，况且当时大局已定，一介草民如何能够扭转乾坤？绝望的彭了凡带着国破家亡的悲愤心情来到苏门山巅，坐在啸台前说：能和孙登做邻居，一生足以了！然后仿效古代“伯夷、叔齐耻食周粟”，绝食而死。彭了凡死后，当时在百泉书院讲学的大学者孙奇逢按照他的遗愿，用两口瓮上下扣在一起，将彭的尸体立于其中，将其立身而葬，并在其坟前写下“饿夫墓”3字。1928年，冯玉祥驻军百泉，书写了“民族精神”4个大字，刻巨石立于墓前。
如果说晋人孙登给百泉文化抹上了传奇亮色的话，那么为百泉文化书写厚重一页的首推北宋名儒邵雍。按现在的说法，邵雍至少有5个头衔：易学大师、理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
百泉湖畔的苏门山上，至今还保存着他的旧居“安乐窝”的基址。说到安乐窝，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贪图享乐、舒适安逸”的意思，其实它的原意并非如此，《易经》上说：“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意思是说，君子处世，所以能够心安理得，不烦不躁，是因为他能效法《易经》的精神、条理和次序；而君子所能得到快乐，并且玩味欣赏的，就是《易经》中的爻辞了。邵雍根据这种“安”与“乐”的含义把自己读书居住的地方称作“安乐窝”，还自称“安乐先生”。
沿着苏门山上的曲折小径，记者去寻觅成就一代宗师的“风水宝地”，穿过一片树林，辉县市旅游局的小窦遥遥指着山坳中一处乱石密布的废墟说，那就是“安乐窝”的遗址。眼前的景象无论如何与“安乐窝”也联系不到一块儿，杂草丛生，寂寞荒芜，但依稀还能看出原有建筑的规模和由高向低依山势而建的形势。小窦介绍说，邵雍之后，“安乐窝”多次移做他用，元代时，这里还曾建起纪念耶律楚材的祠堂，当年邵雍读书居住的“安乐窝”不会有这么大的规模。耶律楚材本是金国的贵族，元朝定都北京以后，元太祖铁木真对其极为器重，到元太宗窝阔台即位，耶律楚材被授予中书令的职务，可谓是权倾一时、叱咤风云的大政治家。窝阔台死后，皇后执政，对他渐渐疏远。失宠的耶律楚材极度心灰意冷，就蛰居在这百泉湖畔郁郁而终。
历史上的邵雍家境清贫、生活拮据，但从小酷爱读书、勤奋好学，闻名乡里。当时辉县县令李之才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易学家，他为邵雍的治学精神所感动，将其平生所学《河图》、《洛书》、《伏羲八卦》和《六十四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邵雍，得到真传的邵雍更加刻苦，史书上记载他“冬不炉、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枕”，经过几十年的刻苦磨砺，终于成为中国的一代易学大师。台湾学者南怀瑾在大学教书，讲到邵雍时，半开玩笑地告诫他的学生：你们学习可不要学邵雍，他那是用脑过度！
民间传说中，邵雍被形容得神乎其神，说有天中午刚过午时，邻居慌慌张张地来敲邵雍的门，他还没等来人开口，就问：你是来找牛的吧？邻居大惊：我还没说话，你怎么就知道了？邵雍笑着说：午字过了头，必是来找牛啊！
在苏门山上，邵雍还有一处读书的地方，取名叫“长生洞”。《老子》曰：“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意思是说，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是因为它生养万物，而不自私以养自己，所以能够长生。邵雍认为，自身应该像天地那样，遇到利益，把自身摆在后面；遇到危难，自己应置之度外，使自己永久长生，因此取名“长生洞”，但今天，“长生洞”已不知所在了。
邵雍不但在易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立了一套全面、系统、庞大的象数学体系，而且对宋代理学也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成为宋代理学先行者之一。正因为苏门山上的“安乐窝”和“长生洞”，当时的理学家周敦颐和程颢、程颐兄弟也成了百泉的常客。邵雍在读书讲学之余，写诗20余卷，题名《击壤集》，诗风颇像白居易，平实自然，不拘泥于文字。晚年写诗更是信手拈来，直抒胸臆，脱然于诗法之外，推动了当时诗文革新运动的开展，在中国文学史上邵雍也占有一席之地。读他那首《逍遥吟》时，邵雍的形象仿佛就在眼前：
“茅屋任意自逍遥，山径崎岖宾客少。看的是无名花和草，听的是牧野禽声叫。喜的是青山隐隐，乐的是绿水滔滔。春花开得早，夏蝉枝头闹。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冬又到。唉！叹人生易老，总不如盖一所安乐窝，自在逍遥。上悬着琴棋书画，下坠着渔读耕樵。闲了把琴敲，闷了河边钓。吃一杯杜康酒乐陶陶，这滋味谁能知晓？”
百泉湖西岸有一座“邵夫子祠堂”，是明代成化年间辉县知县张锦为纪念邵雍所建。祠堂坐西朝东，规模不大，由南北厢房、击壤亭和大殿组成。大殿里供奉着邵雍的泥塑坐像。祠堂虽然不大，但对联匾额却有不少，同行的辉县文物局局长张有新给记者一一作了讲解。
击壤亭内悬挂着两块木制匾额，右边这块书写着“驾风鞭霆”四个大字，出自北洋政府的徐世昌之手，这本是中国理学大家南宋时期的朱熹赞扬邵雍的话，意思是说邵雍的治学精神就像驾着风、赶着雷一样勇往直前。其余的匾额和对联也都是后人对邵雍的真诚赞扬。
据说当年邵雍出行，所到之处，老百姓争相迎候。无论是当官的，还是种地的，看到邵雍都会说：吾家先生来也！更有好事者，模仿苏门山上“安乐窝”的样式在各地造房，专门等着哪天邵雍来了住在这里，称之为“行窝”。乾隆皇帝游百泉，看到了“安乐窝”，对邵雍的治学精神极为感慨。不仅写下了赞扬他的诗句，还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安乐窝”的布局结构临摹下来。回到北京后，在颐和园照原样修了一座“安乐窝”，赐名“邵窝殿”。
邵雍与人相处，无论贵贱少长，都非常诚恳，平易随和；有人向他请教问题，更是有问必答，而且从不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据史书上说，当时贤明的人都折服他的德行，经常相互劝诫说：可不要做不善的事情，恐怕邵先生知道……
邵雍67岁时死在洛阳，当时的皇帝谥其为“康节”，意思是说他“温良好善，能固所守”。邵雍被后人称为邵子，和孔圣人一起被供奉在孔庙里。
张有新对记者说，邵氏后代大多在浙江的余姚、绍兴、定海一代，香港著名的大富豪邵逸夫就是邵雍的第34代孙子，在他浙江老家的厅堂上，至今还悬挂着“康节遗风”的巨大匾额。
大儒光降山水生辉
百泉湖畔，邵夫子祠堂的石柱上，刻有这样一副对联：精义入神，著皇极经世六十卷；同声相应，有夏峰继轨五百年。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说，邵雍研究的精密理论，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神妙境界，因而能写出60卷《皇极经世》这样的传世巨著；天地万事万物是相互感应的，相同的声调产生应和，相同的气息产生吸引，因此，和邵雍相隔500年之久的夏峰先生，宗邵雍之衣钵，继邵雍的轨道，和邵雍同声相应，相继成为一代大学者。
邵雍之后500年，大学者孙奇逢慕名来到苏门山，再次给百泉文化添上了浓浓的一笔。孙奇逢与黄宗羲、李二曲一起被称为中国明末清初的三大儒，因晚年在苏门山下的夏峰村讲学，世人称其夏峰先生。在中国儒学史上，孙奇逢的地位显赫，《清史稿·儒林传》中，他被列在第一位。
百泉湖西岸，邵夫子祠堂的南面，就是当年夏峰先生讲学的地方，后人为纪念这位了不起的大学者，在这里建起了“夏峰祠堂”。如今，这里已成了辉县市委党校的所在地。“夏峰祠堂”又称为“孙征君祠堂”，据史书记载，明清两代统治者，以及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曾先后11次征召夏峰出仕做官，都遭到拒绝，后人美誉其为“征君”。
孙奇逢幼年时，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一次，老师问他，假如在围城中，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你当如何办？7岁的孙奇逢不假思索，应声而答：“效死勿去！”成人后的孙奇逢还是这种性格，在明末清初的混乱年代，他为了营救恩师左光斗，不惜冒着杀头抄家的危险想方设法。他的这种义举深为时人推崇。从此以后，四方有志之士，慕名从学之人，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孙奇逢屡次拒绝征召，除了淡泊名利之外，还有难言的苦衷，他已经清楚地看到明王朝行将倾覆，大局已定，而且对李自成的起义也有看法，认为李自成不过是“为他人办薪水耳”。清朝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几次三番请他出山，孙奇逢均托病不出。
公元1645年，清朝廷实行一系列的民族压迫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圈田”：即把北京周边500里内的汉人土地圈给八旗将士，孙奇逢老家的田地也被圈占，他只得带着全家南迁。当时辉县的百泉和苏门山早已名声在外，尤其是自北宋邵雍起，到元代姚枢、许衡等大批学者在苏门山讲学，百泉湖畔已成为中原理学研究的中心，孙奇逢决定投奔苏门山。
一代学人孙奇逢初到辉县时，生活极其贫穷，全家寄居于旅舍，甚至他的妻子病死后竟无处下葬。当时朝廷的水部副使马光裕敬佩孙奇逢的为人和学问，就将其在苏门山脚夏峰村的土地和房屋慷慨地赠送给他。从此，孙奇逢在百泉湖边安身立命著书立说，讲学论道。
辉县市文物局的张有新局长说到孙奇逢在百泉讲学的盛况时激动不已，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孙奇逢在百泉湖边住了25年，这25年中，他所做的事情概括起来只有8个字：“讲学授徒、著书立说”。
孙奇逢的门人很多，仅从《夏峰年谱》统计，就有200多人，其中不乏著名学者，如薛文柞、贾三槐、贾尔霖等等。就是在他南迁苏门的途中，不但有士子跟随求学，而且随时都有人带着礼物前来拜师。孙奇逢移居夏峰村后，跟随他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且逐年增多。有退休的大官回家后拜在他门下的，有千里迢迢送儿子到百泉跟他学习的。凡是朝中的公卿大夫出差路过这里时，都是让骑马驾车的随从退避，自己只身一人来见夏峰先生。四方的学者，背着书箱，提着衣服的前襟，弯着腰，见了夏峰先生恭恭敬敬地拜倒在地。朝中的高官，州郡的长官，来到夏峰先生的书院，扫地抹桌，希望先生能多给一些教诲。除了讲学授徒，夏峰先生还著书立说，他写有《理学宗传》、《日谱》、《读易大旨》、《四书近指》等传世的哲学专著。
书院鼎立盛世流芳
说到百泉的厚重文化，历代延续的百泉书院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据历史记载，早在五代末年，百泉就建立了第一所私立书院，拿现今的话说属于社会力量办学的性质，名字叫“太极书院”。主讲人是谁现在已无从考证，只知书院的办学宗旨和教学内容是以易学为主。北宋初年，中国渐渐显露出太平气象，许多文人士子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希望“显身扬名，居官从政”，纷纷要求就学读书，“太极书院”由于基础较好，这时开始“大显身手”。到了北宋中叶，“太极书院”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书院，根本原因是一代著名理学家、名师巨儒邵雍常年在此讲学。因为邵雍的缘故，周敦颐、程颢、程颐等著名理学家相继来到百泉，一边和邵雍切磋学问，一边讲学授徒。一时间，“太极书院”高朋满座，从师者络绎不绝，名声大振。
金朝时，“太极书院”遭到破坏，在这里就读的学生纷纷南迁，依附于江南各地的书院。到了元代，“太极书院”在原址上恢复重修。因为一些汉族儒士长期的反元情绪，使得书院没有大的发展。随后，当时著名的学者姚枢、许衡、赵复等来这里讲学，使“太极书院”重振雄风，并始终保持着北宋时遗留的自由讲学的风气。元代的“太极书院”讲学内容以理学为主，程朱理学在书院教育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南宋，因此，培养出一批程朱学说的大家。
明万历十二年，“太极书院”改名为百泉书院。到了清朝，公元1750年，乾隆皇帝游百泉，书院被改建成供他居住的“万寿行宫”，百泉书院才停止讲学。1826年，辉县知县周际华，这个封建时期的地方官为了能让百泉书院发扬光大，捐出自己的俸银在辉县城内购房百间，恢复讲学，仍命名为百泉书院。这些建筑至今仍保存在辉县市城区的书院街上。
张有新局长指着毗邻百泉湖东岸的一排建筑对记者说：“那就是百泉书院的原址，规模大着呢！这里如今是河南省干部疗养院和辉县市肿瘤医院。”张有新说，历史上的百泉书院很有特色，首先是院址的选择上与一般的书院不同，官学大多设在京都或城市，而百泉书院却选择了风景秀丽的百泉湖畔，这绝不是偶然的。书院的前身是“太极书院”，讲学的内容主要是《易经》，易学是极重视天人关系的，因此，“太极书院”在院址的选择上强调天人合一，把自然环境作为教育的一种手段，注重大自然对学生的影响和熏陶。再者百泉书院藏书丰富，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宋代时印刷术进步很快，刊刻图书质量高、数量多，无形中促进了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百泉书院作为当时的最高学府，很多学生都有自己的著作。为了鼓励学生积极从事学术研究，提高教学水平，书院建有刻印机构，因此书院里藏书刻书盛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典籍，这种风气一直保持到清末。直到今天，辉县市的博物馆里还保存着百泉书院的藏书1万多册，以及清代学者孙奇逢的刻印书版数千块。
另外，百泉书院还有一个特点：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可以自由流动，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书院采取“门户开放”的教学原则，来者不拒，走者不留。当时各书院的主讲邵雍、二程、司马光、张载等人的政治主张不同，学术见解不同，学派不同，因此他们规定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书院而不必放弃自己信仰的学派。这种开放型的教学方式十分有利于学术交流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百泉书院从五代末年创办到清代，历时近千年，从宋代开始，又数度成为中原地区理学研究的核心，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早在3000年前，百泉就已经是旅游胜地了。自从孙登在苏门山上“一啸千古”之后，究竟有多少文人骚客、风流名士来过百泉，估计谁也说不清楚，仅算留下诗文、碑刻的就数不胜数。据辉县市文物局的张有新局长说，整个百泉景区里有350多块碑刻，有造像碑、画像碑、诗词文章碑、书法小品碑、墓志铭等类别，其艺术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如果要一一道来，3天3夜也讲不完，只有拣稠的捞吧。
苏门山南麓的孔庙之下，崖壁上嵌着巨碑一块，上书“苏门山”三个大字。观其“苏门”二字，雄浑劲拔，纵逸豪放，一上一下，如龙盘虎踞，大气磅礴。而“苏门”下面那个“山”字，却笨大粗拙如墨猪。同行的小窦告诉我，这3个字的确是出自两人之手，“苏门”二字为明朝直臣魏允贞所书。
魏允贞在历史上以“忠诚清直”闻名，海瑞称其为“天下直言第一”。在他一生的仕途中，多次因为抨击时弊、谏言上疏而遭贬。明万历二十一年，他任明朝的总“检察长”时，就因为替人鸣冤而被贬为山西巡抚。即便这样，他也不接受“教训”。到了山西，地方官为其接风，他竟然罢宴而去，并当即写下一首《训官辞》：“……满斟美酒千家血，细切肥肉万姓膏……”告诫当地官员克俭自守。魏允贞为官一生，两袖清风。明朝中后期，行贿受贿之风盛行，魏允贞对此深恶痛绝，他从自身做起，以“清廉”二字为准则，从不向上司送礼，也不接受下属的贿赂。万历二十年，考核官员，满朝文武只有魏允贞和孟秋二人没有受贿。
所谓“人品定书品，字如其人”，不畏权贵、清正廉洁、敢于直言的魏允贞写出来的字，也给人一种刚直不阿，风吹不动，雷打不散的感觉。而后面那个“山”字是一个好事者所为，他看见碑上苏门二字的下方还有一字的空隙，以为是魏允贞的失误，便自以为是地添上一个“山”字。岂不知，魏允贞之所以当初故意漏掉那个山字，是因为“苏门”碑下即为山，其用意之妙皆在于此，没想到竟有人画蛇添足，闹出了笑话。
小窦指着“山”字中间那一竖说：“写字的这位也不傻，你看，他故意把这一竖伸到了‘门’字的里面，让你想抹也抹不掉。”
顺着“苏门碑”拾阶而上，不远处就有一座亭子，高大雄伟，富丽堂皇，里面竖着一块六七米高的石碑，走近仔细观看，发现这竟是一块“无字碑”。据记载，清康熙三十年前后，河南连年灾荒，地方官连连上书请求免除皇粮。康熙皇帝传下免粮圣旨，卫辉知府为感谢龙恩，就在此竖碑一块，将圣旨刻上，又建了一座亭子，名曰“龙亭”，把石碑保护起来。据民间传说，冯玉祥在百泉驻兵时，命令将碑文抹去，此后这块碑就成了一座无字碑了。
据张有新说，这块碑究竟是不是冯玉祥抹去碑文没有确切证据，但百泉湖心亭里的那块石碑却是1928年冯玉祥将军驻军时立的。最初，石碑上刻的是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1932年蒋冯大战爆发，蒋介石的信徒为了表达对蒋氏的忠诚，把碑文和亭子周围石柱的三民主义信条全部抹去。新中国成立以后，辉县重修湖心亭时，在石碑上刻上了“百泉名胜古迹志”。让人感叹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块碑的碑文中涉及邵雍和《易经》的文字又被抹去……
苏门山上还有一个“三碑亭”，里面立着3块石碑，其中一块的碑文是袁世凯撰文、徐世昌所书，记录了两人捐资整修百泉的事。1909年，袁世凯下野，回到安阳，实际上是来百泉暗地活动。他和好友徐世昌一起，以捐资为名，整修百泉，借机在辉县县城附近大修别墅、庄园。袁在县城西关修建起“袁家花园”，开莲池，筑小亭，亭子故意用茅草搭成，起名“草亭”，同时，不惜巨资购买数百亩薄地，任其荒废，叫作“荒地”。“草亭”、“荒地”是“朝廷”、“皇帝”的谐音，由此可见袁世凯想当皇帝的野心。
一块石碑就是一段历史，阅读百泉的碑刻，你会悟出许多历史的规律。百泉湖上还有两块奇石，一块叫云石，一块叫肺石。云石上的花纹就像行云流水，上面刻有一诗：云耶？石耶？来从何处，止汝于此，且莫飞去；肺石形状千疮百孔，很像人的一叶肺，故名肺石。据古书《周礼》上说，在周朝时，这两块石头都放在宫廷门口，申冤无门者，只要在石头前站3天，就有司法官把他的名字记下来，向上呈报。肺石也寓意着当官的和老百姓同肺腑、共呼吸的意思。
百泉湖西岸的邵夫子祠堂里还保存着一块别有情趣的“寿”字碑，其书体真是妙不可言，这块石碑长1.4米，宽0.67米，上面只刻着一个草书的“寿”字，听张有新介绍，才看出这个字实为“寿”、“福”、“佛”、“林”4个字组成，非常罕见。
历史上，百泉湖北面的泉眼最多，湖水最深，据说串串水珠从湖底冒出时，个个晶莹透亮，如脱了线的珍珠，遇上阳光好的时候，可以想象肯定是金光闪闪，仿佛涌金。早在1000年前，大文豪苏东坡就看到了这令人兴奋的美景，欣然写下“苏门山涌金亭”几个大字，如今这块石碑就镶嵌在涌金亭内的墙壁上。石碑60厘米见方，每字大约七八寸，端楷有法。碑的左下角落款“眉山苏氏”，右下方则有题记一篇。涌金亭是观赏百泉水的最佳位置，千百年来，多少名人雅士在此面对一池碧水抒发感慨，小小的涌金亭里，竟镶嵌着宋、元、明、清文人墨客颂扬百泉美景的碑刻50余块。
在百泉风景区，碑刻最集中的地方是苏门山脚下的碑廊。这里集中了170余块碑刻精品。唐代画家吴道子所绘的孔子像儒雅生动；宋代著名画家崔白画的布袋僧真仪像，寥寥几根线条就勾画出布袋和尚那种清静无为的形象；郑板桥的《雨竹图》更是细腻入微百看不厌。这里还保存着元代书法家赵子昂的《盘古序碑》、岳飞的《四屏碑》、明代书法家叶秉敬的大草碑及唐寅等12位名人的书法小品碑等等极具书法艺术价值的碑刻珍品。在乾隆皇帝的御碑前，张有新说，当年乾隆皇帝游百泉，在这儿住了10天，题写匾额6块，对联一副，作诗11首，真可谓是高产“作家”了。物以稀为贵，正是因为他写得太多，也就没那么“宝贝”了。
看百泉的碑刻，即便有张有新这样的专家陪同讲解，在短短一个小时里记者也只能了解个皮毛，游百泉的感受也是这样，就像是看一本书，刚刚看完了内容提要。的确，百泉的文化太丰富、太厚重了，需要你慢慢地仔细品味。刚到的时候，辉县市旅游局的黄全局长对我说，游百泉，如果简单看看，两个小时就能转一圈；如果要仔细看，得两天。张有新则对我说，要想把百泉所有的文物点都看明白，需要两个星期！
百泉的水不深，况且已经有好久没有泉水涌出了，据说这满池的碧水都是从不远处的石门水库引来的，旅游部门的同志很下工夫，为了能让游客看到昔日百泉喷涌的景象，专门在湖底安装气泵，制造人工喷泉。苏门山也不高，半个小时就能上下一个来回，可我觉得这些都不会真正影响百泉的吸引力，因为有了孙登、邵雍、孙奇逢，有了百泉书院和安乐窝，百泉便有了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人文魅力。 (全文完)【原标题：百泉湖畔的奇人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