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之神。人遇有争执时，求彼之明见决断。旱时人们又向彼求雨，又可求病人药方，被人视为驱逐恶鬼凶神之最有力者。”

　　也有认为“关羽一生忠义勇武，不为金钱折腰，由此被世人附会成具有司命禄、估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等“全能”法力。人们之所以奉关公为财神，大概是因为关羽不为金银财宝所动，世人尤其是商贾们都敬佩关公的忠诚和信义，希望关公做他们发财致富的守护神。”

　　以上说法都有道理，不过都是大而化之，未能深究缘由根本。鉴于当今海内外华人商家供奉关公者甚众，故有必要缕述始末根由，并对中国人格化财神的历史略作归纳。

　　中国的人格化财神其实来源于佛教，这就是唐代开元年间由不空引入的印度佛教护法神毗沙门天王（vais'rābvana），原名俱毗罗（kubera），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北方守护兼财富保护神。在《增一阿含经·四天王品》、《大集经》、《金光明经》、《愚贤经》等都有他护持佛法的记载。但有关传说自唐代特盛，洛阳龙门石窟、敦煌壁画、四川大足石刻中都有他的塑像或者绘像，敦煌壁画还常描绘他渡海时眷属随从抛撒金银财宝的场面。毗沙门从唐末改为“北方天王”，宋后更降格为佛寺四大天王之持伞的“北方多闻天王”，三子哪吒则继续随同其父，成为道教“托塔李天王”的三太子。宋代关公开始承袭毗沙门战神功能，金、宋、元、明、清历朝无不如是，也顺势承袭毗沙门财富保护神的地位，也应当为后世佛教所承认。今之名刹诸如北京雍和宫，红螺寺藏、汉寺庙财神殿独供关公，实即缘此。

　　关公成为财神还有道教因素，后世关公形象所以会是“面如重枣”，实缘于他是“火德真君下凡”的传说。道教之《太上洞真五星秘授经》曾以南方火德真君为“主长养万物，烛幽洞微。如世人运气逢遇，多有灾厄疾病之尤，宜弘善以迎之。”其中“长养万物，烛幽洞微，运气逢遇”都是商家所谓“生意”（即《易》“生生之谓易”之意，或《大学》谓“生财有大道”）所必须条件。故“火神”或者“火德真君”亦被纳入财神之列。旧时专门设立有一种财神组合，为“关公、财神、火神”，而以隐然身兼财神、火神的关羽居中，就是为此而设。

　　关公成为财神的第三个要素来自儒家。理学史观先以“《春秋》大义”肯定了刘蜀及关羽北伐“威震华夏”的声势，中明以后中国社会开始再一轮社会转型，“儒商合流”为晋、徽两帮奉为圭臬，尤其是晋商汲取儒家“世守其业”的理念，作为“乡人”的关公自然成为他们“以义取利，诚信天下”最佳形象代言人，并随着他们筚路褴缕，周行天下的足迹，渐次延伸到城镇乡村，山林边陲。他们的这种切实努力，而后为儒臣儒生所接受或默认，也最终奠定了关公作为“主财神”的正统地位。清代有一种相当普及的财神组合，关公独立在上一层，下一层为一位或数位财神，叫做“上关下财”，也许正说明关公与其他财神间不平等的关系，或者寓有商业理念中也应该“道德至上”的涵义。

　　民间年画中有把关公与比干并列，或上关下比，印在一张纸马上，作为招财纳吉的喜庆图像，在过年时悬挂在中堂之上的。20世纪初，俄国汉学家Ｂ.Ｍ.阿列克谢耶夫曾经在中国搜集了大量年画，其中有几幅财神年画，他还写过论财神的论文（《财神的年画、信仰及财宝的象征》见《中国民间年画》，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俄文版）。据他说，他所收集的都是清末民初的民间年画。在中国南方，把关公作为财神信奉的观念比较普遍。他曾问过信仰财神爷的中国人，年画上画的是什么人？回答说：财神。再问：财神是谁？答：当然是关公，还能是谁！

　　Ｂ.Ｍ.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于清末搜集的现藏于彼得堡宗教历史博物馆的一幅双财神《文武财神》的年画（李福清《比干》，见《世界各民族的神话》，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俄文版），便是上关下比。年画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武财神关公，身穿战袍，端坐在画面上方正中，左右为关平和周仓，戎装打扮，手持武器，威风凛凛，武财神脚下祥云围绕，颇有神仙风范。年画的下部是文财神比干，头戴相纱，身穿大红蟒袍，手抱如意，神态慈祥端庄，一派正义凛然的样子。比干的左右，想是福神天官（或利市天官）和招财童子，后者双手捧着盛财宝的托盘。年画的正下方是聚宝盆，年画色彩鲜艳，线条清晰，给人以深刻印象。

　　此外，中国民间还有准财神范蠡、刘海蟾，偏财神“都天至富财帛星君”、“五路神”、“五通神”、“利市仙官”、“招财童子”、“和合财神”、“五显灵顺王”等，限于篇幅，略去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