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中国的财神爷？有论者认为，赵公明与姚少司师徒俩是瘟神，直到《封神演义》成书的明代，作者许仲琳才把他们作为财神，关羽、比干是忠义之臣，刘海蟾是道家方士，而只有范蠡是一位生财有道的大商家，所以真正的财神应该是范蠡。等等等等。可惜学界前贤鲜有论列，或者以为无稽之说“夫子不足道”，或者以为尽人皆知而弗道。

　　近年社会转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关于经济的中国传统，以致民俗风情中表现出来的财富文化逐渐进入学界视野，也有一些学人论述。采取的方式不外两种：一种是田野调查，采访搜集口头传说及图像文物资料，以为论据；另一种则是据近代一些资料立论。但我以为，田野调查虽然合乎西方人类学的学术规范，但是西方没有连续性史料，尤其是碑刻方志的传统，且口头传说变异性极大，且局限于当时一地，因而难以进行历史年鉴派所谓“长时段”（lon g time）的叙述；近代资料仓促而成，且叙说随意性较大，也难以作为论说依据。

　　笔者二十年来一直从事“关公信仰”的考察研究，着意于将典籍民俗互动，经济社会联系，民族宗教关联，文学历史影响融于一体，以凸现中国传统社会价值体系建构的由来演进之迹。所得二百余万字已于2005年析为五卷在香港出版。其中也涉及到关公何以会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主财神”的问题，角度及结论与所见前人高论颇有不同。故不揣冒昧，借此论坛将个人思虑所得，辑为此稿，以就教于方家同好。所论或有不当，敬请诸公不吝批评，有以教我。

　　释“财神”

　　对于货殖增富，中国人从来就有自己特殊的理解。从语义学角度说，西文商业（business）的词根是忙碌（busy），部分证实着他们商业观念的起源。而中文谓之“生意”，则取自《易经》“生生之谓易”。所以儒家经典如孔子编传的《周易》中，就有：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传》）

　　或者《孟子》：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下》）

　　素称“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尚且有这些说法，遑论佛、道两教多元神祗，随时随机可以增设神位，供人膜拜？财神所以不会在两河流域产生的一元神教，比如犹太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中出现，而偏偏会在中国应运而生，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实中国人就从来就不缺乏对于“快速致富”的幻想。司马迁《货殖列传序》中早已明言“牟利冲动”的不可抗拒性质：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由于史无明载，上古至西汉商人有无财富信仰，以及信仰为何的问题，史籍向付阙如。其实三星堆一号墓中的铜树究竟代表何物，至今也没有搞清楚。但是随着近年三峡地区大兴工程，陆续有挂着五铢钱的铜制“摇钱树”出土，唯缘文管部门懵懂无知，不知收藏，故大型完整者多被盗运到海外。当然，此题研究尚在起步探索阶段，未能骤定，但是联系《史记》、《汉书》中夸耀蜀商如卓文孙、邓通、巴清寡妇等“富可敌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摇钱树”就是两汉商人财富崇拜的遗迹。

　　但是凡是财富，总是要消耗的，谁也不能保证只赚不赔。唐代中期中国又一次面临商业社会，流行一种货币叫做“飞钱”，有点儿今天银行汇票的意思。于是有人幻想：要是这钱能自己飞回来有多好啊！所以才有了《太平广记》中关于“青蚨”的描写。大意是说这种飞虫母子相依，母在子归，子在母归，如果把铜钱涂上他们的血，无论母子都会自动飞回来。将母子之情与钱币的反复孳生联系一起，且能克服空间距离，以此可致交易之钱自动回归，颇具想象力，显然是当时产生期票“飞钱”的神话版，现在看来，倒是颇合“生生之谓易”的本义。

　　推想起来，“财神”人格化形象，其实是来自古印度的灵感。如印度今存的婆罗门德里贝拉庙，其主神为保护神，其妻为财富神，右方骑母虎的女神是力量之神，左边供奉为湿婆是破坏之神。而同出于古印度的佛教为了夸饰西天极乐，每以连篇累牍之章句，形容财富之无限。比如《华严经》反复描摹“佛富贵”，不过以琉璃、摩尼珠、璎珞、宝华诸物，张大其数，至百万千亿。更可笑者，复以此等物堆迭颠倒，如云：“五百宝器自然盈满，金器盛银，银器盛金；玻璃器中盛满砗磲，砗磲器中盛满玻璃；码磟器中盛满珍珠，珍珠器中盛满码磟；火摩尼器中盛满水摩尼，水摩尼器中盛满火摩尼。”所以一旦说动佞佛之君主贵族，就会被要求用大量金银珠宝供张佛堂，以表其诚，同时也表示对于佛教彼岸的向往。这个风习由来已久，而在唐代开始大盛起来的。

　　文财神比干

　　中唐以后由于唐廷将茶，瓷由贡品改为商品，以应付回纥、吐蕃等游牧民族的索需，并且开榷征税。又实行“两税制”以顺应人口大量流动的现实，中国的社会形态开始出现引人注目的转型，这就是近年欧美日本学界盛行“唐宋社会转型论”的基本原因。宋代这个趋势有增无减，并形成了一整套“重商主义”的国策和制度，尤以宋徽宗时代蔡京“绍述新法”，提倡“丰亨豫大”为甚，全民经商风气甚浓。此事涉及颇多，笔者另有专题论述，此不赘言。

　　值得注意的是，已知中国人供奉财神的最早明确的记述就发生在这一当口。《东京梦华录》卷十二记载：

　　“十二月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神、肫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

　　其中“鹿马”一词，应为“禄祃”的谐音，“祃”是一种纸质神像，是供完以后焚烧的。此处所言“财神”为谁，实难稽考，但种种迹象表明，很有可能就是比干。或者换一种说法，比干可能是中国最早敬奉的人格化财神。

　　对于比干最早的记载，出于西周初年的《尚书·泰誓》：

　　“今商王受……□(斫)朝善之胫，剖贤人之心。”

　　《史记》也记有比干的事：

　　“纣愈淫乱不止.....；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殷本纪》）

　　“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周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