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期，为阻止金人南侵，高宗下令毁掉了大运河——因为此时的大运河变成了“国际通道”，不毁是不行的，不毁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用处。

　　这一毁，不如干脆说，大运河在开封乃至河南的完结，让开封乃至河南永远失掉了王者的地位。

　　但那时开封的百姓不可能如咱现在一般，把历史给回望个一清二楚。他们一如南宋诗人范成大出使金国时掷下的《州桥》绝唱：“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赵宋的天子是再也回不到开封了，包拯再也不会领导开封人民抗洪救灾了。更何况，没了包拯，再遇运河堵塞、黄河屡次灌城，开封安全问题严峻——为了生存，老百姓挖了开封府的砖瓦盖起自己的房，而被挖的开封府渐渐成为一个大坑，不经意间又成了排洪蓄水之地——初名包府坑，再名包公湖。龙亭湖的形成也大抵如此，初名杨家坑、潘家坑，后名杨家湖、潘家湖，再合二为一名曰龙亭湖。

　　包公湖东侧不远处就是“州桥遗址”，包公湖说不定就与宋代的汴河叠压着。曾经奔流的河成了不再流淌的坑，包公就在这坑里被“发酵”着……

　　遇到老开封，他们说起开封城里的几洼水，还是一口一个“坑”。走向舞台的包拯，就如开封的“坑”变成了“湖”，只不过文人们“雅”了一把，但本质是没有起什么“化学反应”的。也因此，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博士说，文学是对包拯的“历史塑造”。

　　“历史塑造”包含两层意思：包拯为民请命的青天形象是真实的；包公戏兴起的元代社会很黑暗也是很真实的。

　　关汉卿们写包公，也许深怀对大宋清明社会的呼唤，这在“讳当朝”的元代是容易理解的，也是文学家们必须这样做的。

　　但时光荏苒，到了今天，老包光彩了，大宋却背起黑锅。再加上和老包戏产生模式差不多的《水浒传》等的“渲染”，大宋王朝简直就成了个十恶不赦的“混蛋”。

　　其实，黑暗的社会是不会有“晴朗”的天的。

　　“培养”包公的大宋是清明而进步的，包拯是那个时代先进官僚的杰出代表。

　　但经关汉卿们的“综合”或指桑骂槐，历史便成了一锅粥。

    包公站在元曲巅峰

　　几千年历史，贪官多如牛毛，清官也满天星斗。

　　但，只有一个月亮，那就是妇孺皆知的包公包青天包待制包龙图，或老包包黑子包黑炭包阎罗包老爷包大人……他的名字包拯，却很少被人说起了，尽管穷乡僻壤的老人都知道包拯就是包公包青天包龙图……

　　一位官员的所作所为，他的上司和下属也许被欺蒙而无所知，但任何美饰的言词或“形象工程”都遮挡不住百姓的切身感受。包拯与那些运筹帷幄、热忱于政治谋变的另一类清官，如范仲淹等，也许截然不同。在正史上，范仲淹等有着比包拯高得多的地位，但就贴近普通百姓或更为老百姓所爱戴而言，包公在老百姓中的盛誉，又不是范仲淹们可同日而语的。这话，说得也许有点不客气。

　　为老百姓办事的人，老百姓是永远不会亏对他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朋友间说的话。如果领导给百姓一点阳光，百姓就会灿烂得不得了，回报的将会是一轮太阳。

　　汴京城连续两年发大水，前一次发水冲毁“居民庐室及军营漂流者不知几千万区”，老百姓并没有骂谁。后一次发大水，让老包赶上了，他果断地毁掉权贵们建于河道、影响泄洪的楼台亭阁，老百姓感激得就不得了了。自己的房屋家产乃至生命，毁于洪水，那是天灾，他们不会归怨于权贵们的楼台亭阁，他们不会认为那河道本是他们自己的，正如我对我爷爷说黄河或北京天安门也是他老人家的，他一定认为我发了疯，打死老人家他都不会相信的。

　　大宋时期汴京城的小商小贩们，不会比我爷爷的水平高到哪儿去的。

　　爷爷一辈子交“皇粮”都很积极，他曾对我说：“就是要饭，也得交‘皇粮’！”在他心里交“皇粮”是天经地义的，可惜他老人家前两年故去了。他老人家健在的话，听说不交“皇粮”这事，肯定以为是包公再世。年关回到家里，有邻居就对我说：“这下不交‘皇粮’了，就是饿死，也不能赖国家了！只能怨自己耍得不好了！”由于国情，我们都快成世界上向农民收“皇粮”的“唯一”了，而现在决定不收“皇粮”，农民还是很感激。

　　说实话，包公也就是做了他应该做的事。但对他做的事，老百姓开始口口相传——成为传说——成为神话了，这中间，难免夹杂上一些理想或者说想像中的东西，裹进时下生活的痛苦，但谁能说这不是老百姓写的历史呢？

　　史家可以写历史，老百姓当然也可以写，这老百姓写的历史，成为关汉卿们创作的素材。无非是他们提高升华，在元代的社会生活上插了一尊包公的塑像，以寄托对大宋生活的向往乃至抒发其恢复赵宋王朝的梦想。

　　蒙元社会，一方面吏治松弛、权势者横行不法，另一方面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也不很严厉，或者说，蒙元的皇帝们根本闹不懂什么是“宣传”。他们刚从大草原凭借野蛮的武力征服中原，相信的是武力能解决一切问题，哪会懂得“宣传”也能解决武力不能解决的问题，乃至打倒自己。而朝中的汉族知识分子官员虽然知道“宣传”的厉害，但一心想的却是挽救中国传统文化于绝境，也不会冒死进谏，让皇帝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的。

　　包公戏在元代的兴起，可谓因缘际会。

　　而宋代开封瓦肆（又叫瓦子、勾栏）中经常演出的说话、说唱、杂剧、院本等艺术，既是市民阶层不断壮大的需要，又是元曲发展的基础。

　　汉文章、晋字、唐诗、宋词、元曲……这是中国艺术形式发展的主脉，而文、字、诗、词，都是士大夫们把玩的东东，到元曲，它走向了大众——为市民服务，为百姓服务。

　　在流传至今的元代约150本杂剧中，包公戏就有11种。包公站在了中国主流艺术形式的中心，也走向了更广大的底层百姓的心中。而在京剧，这一中国的“国粹”中，包公戏约34出，如《铡美案》、《赤桑镇》、《铡包勉》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时至今日仍然常演不衰。

　　元代最流行的包公戏，是关汉卿的《鲁斋郎》、《蝴蝶梦》（新中国发行的纪50《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年》邮票有两枚是戏剧《蝴蝶梦》和《望江亭》，《蝴蝶梦》主图为“包公”形象），无名氏的《陈州粜米》和李潜夫的《灰阑记》等。

　　关汉卿长期生活于勾栏瓦肆，与当时的一些著名艺人相当熟悉。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他自称：“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活脱脱一个梦回中原的北京“风流浪子”。

　　关汉卿的梦，其实也是元代所有知识分子的梦。那个时候，北京虽然已经初为京师，但还毫无文化底蕴，一穷二白的，能算老几呀！

　　在黑暗中呐喊，他关汉卿是绕不开开封府的老包的。

　　有点像现在电视上的清宫戏。

　　熟悉嘛！贴近嘛！

    元曲死盯“黑暗郑州”

　　美国哈佛大学出版有乔治·海顿教授翻译的《陈州放粮》、《乌盆计》、《后庭花》等三出包公戏，乔治·海顿认为，这三出戏“具有讽刺的幽默感和‘是’战胜‘非’的那股专心致志的热情”。

　　这位老外的解读是不差的。严惩贪官正是包公一生恪守的为政原则，这从他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中可窥一斑。而包拯在故乡任庐州知府期间，“希仁（包拯）有从舅犯法，希仁挞之，自是亲旧皆屏息（司马光《涑水纪闻》）”的记载，《宋史》中也说包拯“与人不苟合，不伪辞悦人，平居无私书（信件），故人、亲党皆绝之”，这很可能是后来舞台上《铡包勉》、《包公赔情》等演绎的源头。

　　包公执法断案，史书上记载的有《盗割牛舌案》等数个案子，但比较完整的审案断案仅《盗割牛舌案》一案而已。

　　包拯初仕始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暂且回去），杀而鬻之（卖肉）。’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吞之（为啥割人家的牛舌又告人家）？’盗惊服” （《宋史》）。

　　在宋代，杀牛是犯法的。包拯私下里让主人杀牛时，就料定这是件邻里间的“仇案”，割牛舌者肯定会告官“报仇”，官府也会收拾牛的主人——因为正常情况下，割人家的牛舌头是没有道理可言的——人家死了牛，自己得不到任何好处。

　　南宋以来，包公故事以文艺形式在民间流传的就很多了，如话本《合同文字记》、杂剧《陈驴儿风雪包待制》、戏文《陈州粜米》等。此时，包公已有了被神话的苗头，既能断人，又能审鬼。而元代的包公戏，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历史剧，而是“历史塑造”了。

　　在元杂剧中，《鲁斋郎》、《蝴蝶梦》、《窦娥冤》等是关汉卿代表作。

　　《鲁斋郎》全名《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写的是郑州恶霸鲁斋郎抢了银匠李四的妻子张氏，又逼张珪把妻子李氏送给自己，并随手把玩厌了的李四之妻张氏配给了张珪，致使李、张两家妻离子散。包公知晓鲁斋郎和皇帝很熟，就以“鱼齐即”强夺民妻为名上奏，待皇帝批斩后，又将“鱼齐即”改为“鲁斋郎”。鲁斋郎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它借宋代的故事反映了元代蒙古贵族骄横霸道、蹂躏妇女和杀人不偿命的黑暗现实。剧本还成功地刻画了张珪这个在“权豪势要”面前忍气吞声、一味软弱而又不乏良心和正义感的可怜虫形象。

　　关汉卿那著名的《救风尘》，写的也是发生在郑州的故事。“自家郑州人氏，周同知的孩儿周舍是也。”《救风尘》第一折就让周舍这个纨绔子弟自报了“郑州家门”。《救风尘》全称《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所谓“风月救风尘”就是利用妓院中追欢卖笑的风月手段去解救沦落在风尘中的姐妹的意思。剧中主角赵盼儿是关汉卿塑造的妓女形象中最具光彩的人物，她用风月手段把周舍玩弄于股掌之上，在“小官郑州守李公弼”的手下救出被周舍拐骗的姊妹，侠骨柔肠，大智大勇。《曲海总目提要》说：“小说家所载诸女子，有识别英雄于未遇者，如红拂之于李卫公，梁夫人之于韩蕲王也；有成人之美者，如欧彬之歌人，董国度之妾也；有为豪侠而诛薄情者，女商荆十三娘也。剧中所称赵盼儿，似乎兼擅众长。”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赵盼儿可谓元曲中的第一侠妓。

　　打住打住，不说这“小官郑州守李公弼”，还是道一下包公戏《灰阑记》中那个昏庸且贪婪的郑州太守苏顺吧。

　　这位郑州太守上场就自我表白：

　　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

　　世俗官司《灰阑记》是元杂剧前期作家李潜夫的公案戏。他不算大作家，《灰阑记》却很著名，这个戏的全名是《包待制智勘灰阑记》。

　　《灰阑记》写的是郑州财主马均卿纳妓女张海棠为妾，生有一子。马均卿的大婆与衙门赵令史私通，这对奸夫淫妇为独霸家产，暗中毒死马均卿，想做长久夫妻，其后嫁罪于张海棠且强夺其子为己子。案子进了官府，郑州太守苏顺却凭银子断是非，张海棠最终在酷刑下屈认罪名。

　　最后，包公断案，但大婆和人证一口咬定，翻案却不容易。包拯推敲，小妾强夺正妻之子于理难通，于是命人用石灰画了一个圆圈，让孩子站在圈内，海棠与大婆各执孩子一臂，称谁把站在灰圈里的孩子拽出来，他便把孩子判给谁。大婆不顾一切地强拉孩子，海棠则怕拉断孩子胳臂，几次都不忍用力。包公由此判断，海棠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包公用灰阑巧计识真假、定凶手，用现在的眼光看：合乎情理，实不合法！但惩治了真凶并治了郑州太守苏顺的罪，老百姓看了，舒坦！

　　谁让那时没DNA亲子鉴定呢？

　　有，老包会不用吗？

　　《灰阑记》看似琐碎题材——财主家事，妻妾之争，但一滴水能折射七色阳光。该剧反映的社会内容非常深刻：张海棠是“七辈科第人家”，却靠卖笑为生，这事儿一定不会发生在文人待遇极高的宋代，在蒙元却司空见惯。

　　《灰阑记》在国外很著名，１９世纪就被翻译介绍到了英国、法国和德国，德译本甚至有七种。1925年德国诗人克拉本德的译本还曾在柏林演出过。1944年~1945年间，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曾把其改编为《高加索灰阑记》。1985年，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又将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搬上中国舞台。

　　但《灰阑记》何时能活跃上郑州的舞台呢？还有《鲁斋郎》、《救风尘》等。演中国的莎士比亚写的咱郑州的生活，看谁还敢说咱郑州没文化只有拳脚功夫，只能提人家救孤没有自己的苦难，只能唱“谁说女子不如男”而没有更精彩的生活。

　　细看，戏里的郑州净是恶霸、昏且贪的长官等，有光彩的竟是妓女。

　　嗨，算了算了，这不是长开封府的志气，灭咱郑州的威风嘛！

　　那就当次王连举，鼓动开封府演郑州的戏，幽它郑州一默……

　　哈哈哈……（原标题：“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系列之三 关汉卿的“历史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