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湖到龙亭湖凿通水道连为一体的设想或规划，在今日开封已经沸沸扬扬很多年了。其实，连与不连，意义只在于开封府、包公祠与龙亭的游客能否经由水上通道相互交流。两湖连上了，顶多包公湖的鱼虾在故地烦腻了，到龙亭湖“腐败”一下，既不能让开封重温东京梦华时水接天下的辉煌，也不能帮助包拯等开封府的官员浪漫地从本府到大内上班。
　  
    没有生命张力的死水，很容易冻结。2004年12月29日，记者站在龙亭湖南岸，北望冰湖尽头的龙亭，绿的树，红的墙，黄的瓦间或白的雪，还有玉带一桥，还算壮美。
     
    作为北宋一代的大内故址，也就这个龙亭还闪着些王者之气。
　  
    龙亭，这个后人盖起的建筑，也只能叫个不伦不类的“亭”，而“庭”是它不敢也不能自称的。
     
    龙亭和赵宋皇帝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纪念性的亭子而已。
     
    赵宋王朝的皇宫在龙亭及龙亭一湖水下乃至稀泥中10米的地方。900年前，包拯在那个“层面”上出入宫廷，与光照千秋的范仲淹、欧阳修、狄青、蔡襄乃至他的部下王安石、司马光等一起，与仁宗“对话”，谋划大宋的江山。
      
    斩“皇子”与“立储君”
      
    包拯初入朝廷担当监察御史，起于时任御史中丞王拱辰的推荐。
     
    在庆历新政的风雨中，包拯当了朝官，但他的左面是“新派”领袖范仲淹等，右边是顶头上司、“旧派”首领王拱辰。此时，包拯该何去何从？
　  
    王拱辰19岁时成为“少年状元”。在仁宗为“三甲”“授衔”时，其他两人磕头谢恩，王拱辰却说：“陛下，小生不配当状元，请陛下把状元授予他人。” 殿上议论纷纷，仁宗很纳闷。
  　
    询问原因，王拱辰说：“陛下，我十年寒窗苦读，做梦都想中状元。可这次考试的题目不久前我刚好做过，被选上状元是侥幸。若我默不作声当上状元，我就是不诚实。我不能因为想当状元，就败坏自己的节操。”
　　
    仁宗说：“此前做过考题，是因为你勤奋。再说，你敢于说真话，这才是一个堂堂状元应该具有的品质。因此，朕就选你做状元，不要推辞了。”王拱辰在朝中做官55年，诚信正直，深得百姓和官员们的尊敬。他的女婿是李格非，外孙女是李清照。
　
    而范仲淹，那是“千古完人”，他的品格与道德高山仰止。这些，大家都知道。
  　
    在庆历新政中，“新派”、“旧派”闹得很凶。按常规，包拯当站在“旧派”一边以报知遇之恩，何况王拱辰又是自己的领导。
　　
    可是不然。他开始不偏不倚，冷静观察。后发现范仲淹切中时弊，便默默地站在“新派”一边。再后来，看到“旧派”领袖王拱辰幸灾乐祸地说起“吾一举网尽之（新派）矣”，包拯竟然彻底站在“新派”一边，与得势的“旧派”决裂——为“新派”鸣冤叫屈，对“旧派”大力抨击。
　　
    庆历新政昙花一现后，包公提出离京外任。
   　
    1050年，52岁的包拯迁官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未及谏上，就遇到“皇子”大闹京城的问题。
　　
    这是一桩轰动朝野的奇案。一个名叫冷清的青年，自称“皇子”，遍访六部衙门，要求进宫面君认祖归宗，闹得满城风雨。开封府行政长官钱明逸以妖言惑众将冷清押到府衙。谁知冷清一见钱明逸坐在堂上，猛然大喝：“明逸安得不起！”钱明逸一愣，竟站了起来，在冷清面前大失身份。
　　
    自称“皇子”，自有缘由。冷清说其母为宫里放出的宫女，曾得仁宗的宠幸而怀孕，出宫后生下了自己——还有御赐的龙凤绣抱肚（小孩的肚兜）为证。
  　
    据说，仁宗获知此事后，也稀里糊涂、不置可否。钱明逸只好硬着头皮，将冷清遣送汝州编管了。
　　
    仁宗的态度为何如此暧昧？
　　
    原来，此时仁宗当了28年皇帝，还没有皇子。冷清是皇子当然很好，但仁宗又实在把握不准。后宫佳丽甚多，他为得皇子，轮番临幸，结果一无所获。仁宗每次临幸，都会御赐龙凤绣抱肚一个，因此宫中女人都暗笑他是个“皇子迷”。越这样，越有人给仁宗送美女，结果仁宗搞得疲惫不堪。台谏官和宰执大臣为此不断劝谏，迫使他遣散宫女还民嫁人。这些人在外面生了儿子，是不是他的，他怎么搞得清呢？
   　
    但冷清的问题如钱明逸那般处理，又不合适。开封府推官韩绛认为这是“留外惑众，非所宜”，翰林学士赵概则说“清言不妄，不当流；若诈，不当不诛”。
   　
    于是，仁宗指派包拯和赵概重新审理此案。
   　
    查清这些问题，还得从冷清下手。包拯唤张千近前，面授机宜。张千扮侠客，将冷清邀到酒馆，频频举杯。冷清喝高后，便同他说起家常。谈到家庭情况，冷清说家有4人，父亲、母亲、姐姐和他。父亲冷绪在京城开药铺，母亲王氏原是宫女，姐姐冷艳。
　　
    包拯询问王氏：何时入宫、出宫？何时改嫁、生育？王氏答道：天圣元年进宫，三年出宫，四年嫁冷绪，五年生冷艳，六年生冷清。包公问清了冷艳、冷清的出生年月，从时间上排除了冷艳、冷清是皇女、皇子的可能性。包公又问王氏：可有御赐龙凤绣抱肚？王氏说“有”，是皇上临幸所赐。但翻箱倒柜也寻不见。包公告诉王氏：龙凤绣抱肚在冷清手里。
　　
    包公纳闷：冷清是个无知青年，怎会想起冒充皇子？会不会有人唆使？张千跟踪冷清，发现他常与道士高继安来往。高继安曾因诈骗被判刑，刑满释放后回京，在京郊一道观当道长。
　　
    包拯连夜包围道观，拘捕高继安、冷清大堂讯问，一下子真相大白。但仁宗并不高兴，甚至还有很大的失落感。仁宗将包拯的奏疏压下，久拖不决。
　　
    针对仁宗的心病，包拯担心“浸成大患”，再次上疏，仁宗才明白过来，下令将冷清、高继安斩首。钱明逸则以“尹京师无威望”被贬知蔡州。
 　　
    8年后，包拯出任御史中丞，此时仁宗践位36年，49岁，仍是没有皇子。
  　
    仁宗3子夭折，总想再得皇子继位，甚至病得“昏不知人者三日”，大臣都吓坏了。但待他清醒后，谏官范镇几次哭谏，请求择宗亲而立太子。仁宗与范镇相对哭泣：“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挨两三年。”
　　
    但身为谏官，包拯深知自己的责任。“在古代中国，皇帝纳谏如流，那是圣明；谏官为谏而死，和死在战场一样，是名垂青史的。”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说。
　　
    担任御史中丞的当月，包拯就进言：“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陛下何不择宗室之贤，以为宗庙、社稷计？”仁宗回答：“后宫将有就馆（分娩）者，姑待之。”不久，后宫又生一女，仁宗顿时呆住了。
　　
    不久，包拯再劝仁宗：“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仁宗很不高兴地说：“卿欲谁立？”
　
    “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六十，且无子，非邀后福者（当时，包拯长子死，次子未生，而就在这一年，60岁的老包又生一子）。”仁宗转忧为喜，说道：“徐当议之（《宋史纪事本末·英宗之立》）。”
  
    唾溅帝面怒弹“国丈”张贵妃虽然不是仁宗的皇后，却是其初恋情人。更要命的是，仁宗就像眼下的查尔斯王子，不喜欢戴安娜，而爱着卡米拉——张贵妃年幼时，父张尧封病逝，母女投奔在真宗皇帝的章惠皇后门下。小张姣丽，“巧慧多智，数善承迎”，十几岁时就深得仁宗的特别宠幸。但由于真宗另一位皇后——现在已经是章献皇太后的干预，张氏未能成为仁宗的皇后，她却始终是仁宗皇帝最亲近的宠妃——每次陪同仁宗外出，张贵妃都要穿戴皇后的服装，由于张氏“怙宠”，曹皇后每次也只得将服装借与张氏。庆历八年，仁宗当廷特议张贵妃“尊异之礼”，想以张贵妃取代曹皇后。但由于张方平等一班大臣的反对，仁宗不了了之，但张贵妃从此“势动中外”，成为仁宗朝权势首屈一指的后妃，就再也不是小道消息了。
　　
    张尧佐为张贵妃伯父，加之张贵妃无父，张贵妃“欲以门阀自表异”（就是通过抬高家庭门第来加强自己在后宫的地位），就只能靠张尧佐了。张贵妃虽非皇后，却拥有仁宗的“爱情”，三拐两拐，张尧佐这拐了个弯的“国丈”，拐来拐去倒拐得“货真价实”了。
 　　
    张尧佐在张贵妃的帮助下，由外职迁为京官，授开封府推官，提点府界公事。其时，谏官余靖吁请仁宗遵守国体，说进用外戚尧佐“不宜太遽”，但仁宗不听，数年间，尧佐获三司户部判官、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等一系列迁升。一连串的迅速上升后，仁宗最后又拜尧佐为三司使——三司使主管国家经济与财政，和宰相、执政分职，足可与宰、执分庭抗礼。若腐败的话，比宰、执的“环境”还好。
　　
    张尧佐被任命为三司使的第二年，包拯和谏官唐介、陈旭、吴奎等联合上书，称尧佐无总理全国经济财政之才。迫于压力，仁宗将尧佐略为降级，改任户部侍郎，但不久却拜尧佐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群牧制置使、景灵宫使等四项要职，同时赐尧佐二子进士出身。
   　
    诏令一出，舆论哗然。
　　
    慑于张贵妃的影响力，陈旭、吴奎等态度游移，包拯、唐介再次上书，说：由于皇帝未有子嗣，皇储未立，所以一旦皇帝向张贵妃示以恩宠，整个后宫纷纷趋附张贵妃，而“执政大臣”不仅没有勇气纠正皇帝的过失，反而拼命向张贵妃献媚逢迎。新任御史中丞王举正也力言任命尧佐不当，并主持百官就此讨论。
 　
    仁宗开门见山，没好气地说：“节度使粗官，何用争？”唐介当面顶撞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结果，搞了仁宗个大难看。此后，陈旭、吴奎等也活跃起来，与仁宗大声争辩，闹个满堂彩。包拯怒目圆睁，言辞激烈，竟将唾沫星子喷了仁宗一脸——包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
　　
    仁宗见场面太乱，来了个暂时回避：百官退朝。后来，仁宗接受台谏官关于后妃之家不得任两府执政的建议，张尧佐只好“主动”辞去宣徽南院使等职务。
　
    包拯等台谏官“卒夺其（尧佐）宣徽、景灵二使”，可谓惊心动魄，其“唾溅帝面”，亘古难再。
　　
    据说，张贵妃很看重宣徽使。仁宗上殿前，她从后宫一直送到殿门，无限温柔地说：“官家，今天不要忘了宣徽使！”仁宗连说：“得！得！”其间，张贵妃又遣太监至殿侧探听。仁宗回宫，贵妃道谢，他却用袍袖擦着脸说：“包拯向前说话，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为御史乎！”
  　
    这是1050年的事。后来，参与此次廷争的台谏官反倒陆续被仁宗委以重任。
　　
    仁宗曾因一台谏官语涉宫禁，逐其出京。这是仁宗一朝对台谏官最重的惩罚。但数年后，仁宗又把这位谏官诏入京师，委以重任。虽语涉宫禁，仁宗还是纳了谏，把此次弹劾的宰相文彦博贬知许州（今许昌）。
　　
    在中国历史上，仁宗并不是个知名度很高的皇帝，他的臣子，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等，都比他的知名度要高出很多。
　   
    仁宗驾崩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西京洛阳也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让“天日无光”；四川剑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仁宗……
　   
    弹劾张尧佐是后世包拯戏的一个历史原本——“唾溅帝面”其实比“打龙袍”要严重得多。只不过，“打龙袍”更是舞台语言。（未完待续）（原标题：“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系列之五 斩“皇子”怒弹“国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