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瞰开封，一湾如月湖水铺摆在钢筋水泥的现代建筑与红墙灰瓦的古典建筑中。这湾湖，就是古都汴梁西南的包公湖。湖畔，一圈垂柳在寒风中无助地摇曳；湖中，一池坚冰在温馨的冬阳下冥顽地凝聚。

　　一条大路、一条长堤自南而北穿湖而过，把弯月般的包公湖画成大地上晶莹剔透的眼睛，择居湖之北、西、南畔的开封府、包公祠、开封博物馆，就倒映在这冰心玉湖里。

　　包公湖是人工湖，据说是开封百姓挖掘被埋于黄河泥沙下的旧开封府砖瓦以重建家园时形成的——巧的是，正挖了个弯月形——舞台上黑脸包公眉宇间天眼般的一弯明月，据说就源自这清亮的包公湖。

　　包公湖原名包府坑。现代开封感到“坑”的不雅，遂有包公湖之名。对包府坑得名的诠释有两种：其一为包拯的家在“坑”的西侧，即现在的包公祠一带；其二是包拯的开封府，就在“坑”的下面，而如今复建的开封府则在“坑”的北侧。

　　包公祠、开封府都有《开封府题名记》碑，但它们都是因旅游而“复生”的。到开封游览的人多想探寻“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但多次遭遇黄河水难的开封目前唯一传承下来的开封府“遗物”，仅一通《开封府题名记》碑耳！该碑保存在与包公祠、开封府隔湖相望的开封博物馆。碑上按先后顺序题刻着北宋开封府183位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寇准、范仲淹、欧阳修、蔡襄等列于其上。但碑上却没有打坐在开封府的包龙图的名字——包拯。包拯哪儿去了？难道我们的包青天只是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的不死传说？震古烁今的诉讼革命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相思·别情》中，汴梁开封这位“美眉”的愁思与爱恨由汴而泗而江，心逐流波，愈行愈远，直到天边的吴山。而盼到月圆郎归时，她那愁眼中的江南山色水光，却皆成倚楼一笑了。

　　写下这段文字时，是2005年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而记者到开封探寻“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时间，为2004年的岁末，那时开封刚下过一场大雪，包公湖已被冻成冰湖。因包公湖、龙亭湖、铁塔湖的存在并占去约11%的城区，开封有了“北方水城”的美誉。几潭不能流淌的积水，成全了当今开封的性格；几条曾经奔腾的河流，成就了傲视天下的东京梦华。

　　北宋时期，汴河、惠民河、五丈河等交汇于斯，东京城无桥不成路。这桥中，上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虹桥”很直观，而上了《水浒传》“杨志卖刀”的“州桥”，就只能让我们展开无尽想象了。

　　在白居易的《长相思·别情》中写了唐代开封因大运河的贯通而崛起于中华大地时，开封的“美眉”因恋人奔波在这条商业水路上的爱与哀愁；施耐庵的《水浒传》在“汴京城杨志卖刀”中细说了开封府的商业繁荣——杨志为凑盘缠，背起家传宝刀，插个草标儿，就“上市去卖”了——那大卖场，就是热闹的“州桥”。在“州桥”，他遭遇“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的没毛大虫牛二，牛二“只一刀，把铜钱剁做两半”，看热闹者齐声喝彩。

　　后来，牛二这个泼皮被杨志结果了性命，“众人慌忙拢来”，随同杨志径投开封府自首，“正值府尹坐衙，杨志拿着刀和地方邻舍众人都上厅来，一起跪下……”

　　施耐庵让杨志杀掉牛二后，“镜头”一“切”，就换成杨志投案开封府——路上没有一点故事，没有一句话。那么，开封府在哪儿呢？

　　很近，开封府与“州桥”近得没给施耐庵留下发挥才能的空间——下得“州桥”，走200来步，就到开封府了。但在今天的开封，“州桥”和开封府又在哪儿呢？

　　州桥遗址就在中山路中段的大纸坊街东口至小纸坊街东口之间的广场下。打这儿路过，如果稍加留心，就能看到一个不高的石碑，上书“州桥遗址”。它是1984年秋被考古工作者开挖探明过的，桥面距地表约4.3米深，桥底约11米，乃砖石结构的拱桥。经论证，桥上部为明代所造，下部为宋代桥基。

　　而今的中山路，近乎与宋代御街相叠压。“州桥”横跨御街，桥宽30米，这在世界古代桥梁史中是罕见的。

　　汴河舟船如织，日夜不停，是维系京都的生命线。仅粮米一项，每年由汴河漕运而来的，就是八百万石。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说：“自西京（洛阳）洛口分水入京城（开封），东去至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给。”

　　州桥始建于唐代，名汴州桥。到了北宋，汴河成了天河，州桥也改名为“天汉桥”，乃“车驾御路也”，但老百姓仍习惯把它叫做“州桥”，直至今天。

　　州桥虽然成了“车驾御路”，但那时的“州桥夜市”犹如现在的鼓楼夜市一般，直至三更方才歇市。东京的市井生活斑斓多彩，那时生活在汴京的人，比唐代长安人要开心得多——“两岸夹歌楼，明月光相射”——站在桥上，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中间是天街。如此神圣庄严的地方，在宋代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卖场”，杨志在这儿占道经营（卖刀），宋代诗人梅尧臣则在这儿看到：“堤上残风雪，桥边盛酒楼。据鞍衰意尽，倚坎艳歌留……”

　　唐代以前，中国城市有“坊”、“市”之分。“坊”是居民区，筑有高高的围墙，“坊”内及四周街道禁止商业行为；“市”为贸易区，占地很小，长安有108“坊”，却只有东、西两“市”，且一个“市”和一个“坊”大小相当。也就是说，长安的商业地盘肯定不会大于2%（何况紫禁城、道路、官衙等公共区域还未计算在内）。

　　而到了宋代，“坊”、“市”分离的旧有的城市格局彻底被打破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更确切地说是城市模式诞生了，那就是“临街开店，面街而居”，“坊市合一”。那时，就连天子的御街都是商业一条街，每每天子出行或归来的时候，沿街商人伏地高呼“万岁”，其实也开心得很。

　　不光是开心，天子也得到了“实惠”——是时，东京店铺将近万家，每年商税就有50万贯——当然还有占道摆地摊儿不上税的主儿，像杨志那样背着刀抱着大公鸡插个草标儿就开始交易的，也绝对不会少。

　　东京犹如商业的天堂，淘金的“打工仔”、“打工妹”拥入这儿，禁军驻扎在这儿，皇亲国戚豪门贵胄生活在这儿，全国各地的船员聚散在这儿，周边各国的商人与使节汇集在这儿……那时的东京，竟然居住着150万人。这150万人相互“碰撞”，又该生出多少难缠的官司呀！

　　是时，开封府每月用秃的毛笔就有一小箱子，每年都要更换官印：“唐印纹如细发，今印纹如筋，开封府、三司纹尤粗，犹且岁易，以此可见事之繁剧也。”而开封府的工作人员，那时约有700人。

　　很明显，一个如此突如其来的“现代”城市考验着行政长官的能力——皇帝每天都和开封府的行政长官“单独对话”，开封府许多行政长官、次官也因出色地管理过开封而晋身于宰相的行列，如寇准、范仲淹、吕夷简、曾公亮、韩琦、欧阳修、司马光、蔡京等，当然还有包拯——离开开封府后，包拯担当过御史中丞、枢密院副使。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其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军委副主席，直接参与国家决策，在当时是响当当的“国家领导人”。而在北宋9个皇帝中，先知开封府，后登帝位的，有宋太宗、宋真宗、宋钦宗。当然，还有政治前途不怎么顺畅，但诗、书、画乃至散文冠绝有宋一代的开封府行政次官苏东坡。

　　其他州府行政长官都是从五品，开封府的行政长官却是正三品，其和皇帝“对话”办理的案子，当朝其他部门是不能干涉或纠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封府的行政长官当是位列“政治局”的。

　　京都素称难治，担当开封府行政长官时的包拯已59岁。现在来说，这是个危险的年龄，在当时也不能算什么政坛新秀。就是在59岁的年龄上，包拯把自己的名字永远刻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1057年3月，走马上任开封府行政长官的包拯，果敢地进行了一场诉讼革命——审理杨志的，当然不是包拯，但没有包拯的变革，杨志绝不能走上开封府的正厅（俗称“大堂”），直接向开封府的最高行政长官陈诉案情。据考证，杨志确有其人，抗金名将李纲曾几次提到杨志参加的抗金战斗都取得胜利。作为“招安巨寇”，他还曾在宣和四年跟从童贯征辽，担任先锋，后来在救援太原与金兵的交战中，兵败后不知所终。《水浒传》中杨志自称“五侯杨令公之孙”，这一点史无可考。但以其英雄气概，除掉牛二这个地痞无赖，也不是绝无可能的。

　　包拯的诉讼革命，为申冤乃至上访者洞开了开封府的大门。南宋理学家朱熹在《五朝明臣言行录》中说：“（开封府）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府吏坐门，先收状牒，谓之‘牌司’。公（包拯）开正门，径使至庭，自言曲直，吏不敢欺。”北宋开封府的行政长官吴奎在他为前任包拯撰写的《宋故枢密副使孝肃包公墓志铭》中也说：“民得自趋至尹（行政长官）前，无复隔阂。”而在当时，东京城百姓间就流传着这样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打不通关系的，只有阎王和包公）。”包拯的诉讼革命，贴近民众与生活，可谓震古烁今。

    民间谥号是“包公”

　　提起包拯，人们往往尊称他为“包公”，并马上联想起为民请命的“包青天”形象。包拯（公元999年~1062年），字希仁，庐州府（今合肥市）人。他28岁中进士，先后担任过天长、端州、扬州、庐州、池州、开封等地的知县、知府，出使过契丹，还在财政部门做过副使、转运使、三司使，最后做到枢密副使，成为朝廷的宰辅，死后被追赠礼部尚书，谥孝肃。另外，他还当过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有“包待制”、“包龙图”的雅称。

　　包拯一生做的官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大。但这一切的一切在老百姓心中都随风而去了。提到包拯，老百姓更喜欢直呼他为“包公”。“这是民间的‘谥号’。”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对记者说，“民间‘谥号’，这是我的‘发明’。”谥号帝王、大臣、贵族等的盖棺论定，是按其生平所行之事给予的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逸周书·谥法解》上曰：“谥者，行之也。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

　　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即位皇帝宣布，大臣的谥号则是朝廷赐予的。谥号带有评判性，相当于盖棺论定。谥号来自谥法，谥法规定有若干个固有含义的字，大致分为三类。属表扬的有：文、武、景、穆等；属批评的有：炀、厉等；属同情的有：哀、怀、愍、悼等。谥法连皇帝也左右不了。曹操连做梦都想做周文王，以体现其“经天纬地”的才能。但礼官偏偏谥之为魏武帝。曹操这个谥号是在儿子坐江山的时候定下来的，儿子想给老子涂脂抹粉也不能做到。

　　宋仁宗谥包拯“孝肃”，但老百姓不认皇帝的账，还是管包拯叫“包公”。“‘公’本是爵位，周公旦的爵位就是‘公’。”程民生教授说。何谓“公”？“兼覆无私谓之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则公矣”。周公旦这位世称“周公”的“元圣”，对中国文化影响实在太深远，对他称“公”，含有太多对衣钵传承的呼唤——《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就说：“尊其道而师之，称曰‘公’。”

　　如是，民间谥号“包公”也含有太多的呼唤：对大公无私的呼唤；对公正公平的呼唤；对法律精神的呼唤；对包青天衣钵传承者的呼唤……

　　世间相互称“公”或自称为“公”者多如牛毛，但真正为老百姓认可并呼之为“公”的，不说名字不言官职，一说就知道是在念叨谁的，除了周公、关公、狄公、包公等，还有几人呢？

　　包公是时常被人念叨的。他的“公”在当朝就流行起来，这在中国历史上鲜有比肩者。吴奎在《宋故枢密副使孝肃包公墓志铭》中写道：“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而南宋吴祗则说：“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或谓“名塞宇宙，小夫贱隶，类能谈之”。

　　宋神宗时，从西夏归顺大宋的人也接二连三地请求皇帝赐姓为“包”，有包顺、包约等。问其缘由，慕包公之名也。由此可见，当时包公甚至有了“国际影响”。而镌刻在《开封府题名记》碑上的包拯之名，在南宋时就被摸掉了，周密这样写道：“开封府尹题名起于建隆元年居润（昝居润，北宋开封府第一任府尹），继而晋王（宋太宗）、荆王（宋真宗）而下皆在焉，独包孝肃公姓名常为人所指，指痕甚深。”由是观之，包拯的鼎鼎大名实非后代戏剧小说虚构。
      
    但开封府被堙埋地下，见证包公名起当代的唯一实物——立于开封府的《开封府题名记》碑，又是如何传承下来的呢？（原标题：“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系列之一 一弯明月照九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