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强化吏治，政府势必要采取措施。开封府立《开封府题名记》碑，就是举措之一。

　　北宋时期，各级官厅亦各立本厅历任官员题名碑，这是个简单的流水账，记的就是官员姓名官职到任和离任日期。这种“流水账”，西晋时就已经出现，到了北宋，更为盛行。

　　北宋著名政治家司马光在《谏院题名记》中说，这样做可使后人“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对官员是一种警戒。对贪渎者，老百姓指着名字大骂像被人戳脊梁骨，有点廉耻的人都不会好过。对尽责者，老百姓的指名褒奖也是道德教化的一种。

　　《开封府题名记》碑显然实现了一定的道德教化作用。据文献记载，早在北宋，包公就备受敬仰，男女老少皆知其名。南宋时，他在碑上的名字被仰慕者触摸得“指痕甚深”。历经元明清民国，指痕更深，变成“小坑”，名字不存。包公名不在碑而有口皆碑，民心烛照，足以激发后代官吏之勤修德政。

　　元朝文学家王恽在开封看到此碑时写道：“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惊乌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

　　王恽看到石碑时，包公的名字还在，其正气“霜威”，仍能震慑贪渎。直到今天，开封民间仍有传说：“如果你不是贪官，用手指触摸包拯的名字，手指就不会发黑。如果是贪官，触摸后手指就会黑。”

　　石碑之上N个谜团

　　这通石碑刊刻北宋一代开封府长官的大部分题名，上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开封府第一任府尹咎居润，下至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的李孝寿，共计183任。每任，均以大书书其姓名，名下刻小字记其官衔及任职时间，多呈双行竖刻。

　　细察此碑，我发现诸多谜团。这通石碑没落镌刻者姓名，也没镌刻日期，前后刻写字体和书写方式都不一样；有的老子当开封知府，把子侄辈的姓名也题刻上了；碑面上并没有刻满，还留有40余人的空位，这是怎么回事呢？

　　细看石碑，第138任是李清臣，第139任是王安礼，两人刻名紧挨着，而从第一任咎居润到李清臣，人名排列规整，字迹大小基本一致，刻书风格基本相同。开封市博物馆原馆长徐伯勇认为“李清臣以前，似为一气呵成”。

　　由此可知，这块石碑的第一位题刻者是王安礼，时间是他当开封知府的前后，即公元1081年至1082年。他以当时府衙所存档案资料为依据，题刻了他之前的138任开府知府，即从第一任咎居润到第138任李清臣。

　　至于从139任王安礼至183任李孝寿40余人，姓名字迹大小不一、刻写方式不一致，河大宋史专家周宝珠先生认为，“似为多人多次直刻”。

　　碑文上，多人名下有注文，老子当官，把儿孙的名姓也都刻上，如第38任吕夷简名下刻“天禧四年九月龙图阁直权学士知子公绰公弼公著公儒曾孙嘉问”。这是因为，他的三儿一孙公绰公弼公儒和孙子嘉问相继任过开封知府，所以都刻上了。

　　这样的情况反映在碑文上，还有程羽魏羽梁颢韩绛李肃等人，都是因家族中两人以上先后任开封知府，其名下加刻子、孙、侄之名。（原标题：开封府题名记碑(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