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30日，包公湖全封冻了。一大早，记者在街边喝了碗羊肉汤，暖了暖肚子，就来到包公湖。太阳在东方升腾，弯月还挂在西天，环包公湖，皆楼也。穿湖而过的迎宾大道右边，是一幢黄色琉璃瓦覆盖的钢筋水泥的白色建筑，三楼的飞檐下，挂着金字黑地的大匾，上书“开封博物馆”。

　　一组黄色琉璃瓦仿古裙楼构成了博物馆的大门，与之相呼应的是在该建筑南、北的拐角地方，各有一座亭式建筑。

　　南亭下空空如也，北亭下一通石碑，高2米多，宽近1米，缠枝牡丹与蔓草镶边。

　　石碑罩在一个大玻璃房中。“这是《开封府题名记》碑，可谓‘镇汴之宝’。”开封博物馆焦惠园书记对记者说，“它的点睛之笔是碑上没有威震开封府的包拯，他的名字早在南宋时就被爱戴他的百姓摸掉了。”

　　近览石碑，欧阳修名字的上方，有个鲸鱼般的凹痕直冲云天，光滑而自然。“鲸鱼”头冲天，尾部自隐约而清晰：“……二年三月龙图阁直学士权知。”“权知”实际上并不是“代理”，因为太宗、真宗曾知开封府，加个“权”字是说大臣不敢僭登先王之位。

　　包龙图“包拯”这名字，在碑上寻不到一点痕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开封府与包公祠的复制品上，包拯的名字隐约能辨，且痕迹不那么浑然天成。

　　但开封府与包公祠的复制品前，总还有人在不断地抚摸那凹痕，博物馆里的真碑倒少有人观瞻了。

　　真碑成了历史，人们就膜拜复制品，有些真假莫辨。但这也没什么不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也许将来的一天，复制品也会成为历史的。

    抚摸包拯之名暖心

　　包公戏损害了包公，它让人怀疑乃至不相信包公的历史存在，这是文学的副产品甚至恶果。

　　“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本是北宋年间流传的称颂包拯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一个比喻，但到了戏剧里包公居然成了“日断阳、夜断阴”的神仙。对于神仙，所谓的精英阶层自然是怀疑的，但老百姓是不管这么多的，是无论如何都相信的。

　　1980年代，还有百姓把信寄给开封府包大人。据说投递员不知道把这信投给谁，只好送到了市里，而市里的人当然不是包大人，又转给包公祠。“现在开封府每天都有个包公开衙仪式，演出时，‘包公’也接到过‘状纸’，让我们哭笑不得。”开封府副总经理刘天增对记者说。

　　早在金代，诗人王恽在开封府瞻仰《开封府题名记》碑后，就赋诗《宿开封后署》：
 

　　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

　　惊乌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
 

　　诗中将包拯、范仲淹的英名比作“霜威”，而“乌鸦”当然是贪官了，他们看到残碑，就成了“惊乌”，不敢把开封府内的柏树作为自己的“栖息之所”，这简直是对贪官污吏不折不扣的一场灵魂审判。

　　这也很夸张，但在以前，该诗在官场中影响颇大。官爷既然相信“霜威”“惊乌”，百姓相信包公是神明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不是什么封建迷信，更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什么都不信，甚至以所谓的现代思维怀疑包公，说什么包公不可取，实行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别说“法治”，“人治”若能做好，老百姓就会称颂“青天”的。“人治”都做不好，还奢谈什么“法治”呀！

　　包拯强调“长吏之任，尤在得人”，“若任而不择，择而不精，非止不能为治，抑所以为害矣”。他的主张确实强调“人治”，但谁能说这不对呢？包拯还说“发号施令，在乎必行”，“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并进而认为法律是“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这不能说是很先进的法律思想。

　　“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拯在《家训》中对儿女乃至后世子孙如此严厉要求，难道不好吗？

　　其实，这也不只是包拯的要求。

　　在开封府大堂的前面立着一块石碑，在办理公务时，行政长官抬头就能看见：“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上天”当然不是对官员实施监督的机关，这儿的“天”是宋太祖钦定的官戒律，这石碑就是著名的“公生名”碑，又名“戒石”。与时俱进的话，今日之中国的“戒石”就是高悬在头顶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上天”就是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法律！

　　《开封府题名记》碑的作用，也大抵如这“戒石”。司马光在《谏院题名记》中写道：“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木板）。光（司马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奸邪）。呜呼，可不惧哉！”用现下的话语解释，宋代搞“题名记”，一是提示为官者要有一种荣誉感和荣耀感；二是警示为官者还应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大宋王朝开展的“题名记”运动，为后人留下的最为珍贵历史遗产，就是《开封府题名记》碑，更简洁地说，就是包公“清正廉明，执法如山”的法律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开封府的名字也和包拯联结在一起。因为有了包拯，开封府成为百姓心中的圣殿。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是军国大臣们的事。小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解决自己问题的贴心人——他们在《开封府题名记》碑“寻找”包拯，“抚摸”包拯，带着疼痛与景仰，得到温暖与平和，不断地和包拯对话、对石头诉说。

　　也就在这不知多少次、多少人的抚慰下，石刻的包拯名字不见了，成为一条深深的沟痕。而这深深的沟痕，积聚的是人民对公正、清廉与法律的呼喊。

　　正因为如此，《开封府题名记》碑一直被有序地传承着，成为我国记载人名最多、时间最为详细、涉及官职最多的题名记碑。北宋时期，它立在开封府衙署前，历金、元、明、清，尽管经历了黄河大水与府衙屡迁，但该碑一直随开封府而“动”。民国时期，由于开封所设机构一变再变，缺乏保护，碑刻损坏严重。“文化大革命”时因修建人防工程，该碑被抛于马路，后开封博物馆将它运至馆中，先立于露天碑林，后置于馆门北侧的亭子内，并架设玻璃房，予以妥善保护。

    安奉包公灵魂之祠

　　“官清似水，怎奈吏滑如油。”

　　包拯初知开封府，就有府吏“请问祖先名讳”。“吾无所讳，唯讳吏之有赃污者。”这是包拯的回答。闻此“吏惧而引去”。

　　与府吏的斗争还在继续。包拯洞开大堂，让诉讼人直接上堂“自言曲直”，免除府吏“中转”环节后，百姓交口称赞。然而，这项看似简单的革命，对不法官僚、豪门及府吏，是个沉重打击。府吏们联合起来，数十人分别抱着新牒旧账堆满大堂，催促包公加快处理。但包公不慌不忙，一一过目，揭穿了他们的把戏，并果断处理了一批奸吏，“自是，吏莫敢弄以事，文书益间矣。天府（开封府）虽称扰攘，然事之所以繁者，亦多为吏所为。本朝称治天府以孝肃（包拯）为最者，得省事之要故也”。

　　正当包拯着力理顺京师各种关系的时候，当年夏天连降的倾盆大雨如同猛兽，淹没京城——洪水直冒城郭，“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筏渡人”。

　　包拯一面抗洪抢险，保城安民，一面调查泄洪不畅的原因，得知“中官（宦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即下令将所有跨河楼台、花园和水榭“悉毁去”，以泄洪水，京师军民一片欢呼。

　　尽毁中官势族楼台园榭，可谓石破天惊。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与外戚向来都是最难招惹的两种力量。

　　而包拯石破天惊的这一举动，恰有个“参照物”。头年，天降大雨淹没京师南半城，“居民庐室及军营漂流者不知几千万区”，但开封府惊慌过后还是无所作为。苏轼曾以诗记下此次蔡河（又名惠民河）决口的天灾人祸：
 

　　忽忆丙申年，京邑大雨滂。

　　蔡河中夜决，横浸国南方。

　　车马不复见，九陌尚汪洋。

　　龙津观夜市，灯火亦煌煌。

　　新月皎如画，疏星弄寒芒。

　　不知京国喧，谓是江南乡。
 

　　而开封府官员们对这次人祸的冷漠，使汴京城内的军民耿耿于怀。

　　包拯此次行动，曾征得仁宗支持。中官势族伪造地契，继续与包拯无理纠缠时，却再次受挫。自此，包拯威名大震，“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

　　此次雨灾，“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居民庐室及军营漂流者不知几千万区”——一“区”到底涉及多少人，现在已没法搞清楚（郑州大学教授郭殿忱认为“区”和现在我们通常说的“处”相近；中州古籍出版社社长助理王小方则说该是“坊内的一排或两排房子”；河南大学宋史研究所所长程民生教授则怀疑“区”为“院落”）。但包拯之所以誉满开封，与尽毁中官势族的楼台亭阁这一代表广大百姓根本利益的行动紧密联在一起，是毫无疑问的。

　　百姓心中有杆秤。包拯死后，就“立祠于（开封）府治之北”，明胡谧在《包孝肃公祠记》中称“开封府故有包孝肃公祠，盖祀其知开封时功也”，“岁修不废，祠则屡葺”。

　　明末，开封府与包孝肃公祠记均毁于水患。清初，重建开封府时，在府的东南隅也重建包孝肃公祠。道光年间，存业知开封府，看到祠的破旧，“心惨然者久之”，感叹“任其风雨飘摇，不加缮治，非独是邦人士之憾，抑亦守土者之羞也”。于是，重修包孝肃公祠，时称“规模宏敞，气象一新”。

　　1927年，冯玉祥废庙，旧包公祠被毁。

　　但，人民忘不了“包青天”。1987年9月22日，新的包公祠开始售票纳客，这一天万民欢庆。而这座古朴典雅、庄严肃穆的仿宋建筑使包公的灵魂，或者说包公的精神，又有了栖息的地方。

　　此次重修不同以往，由旅游部门发起，商业气息浓郁。包公祠大殿内摆着许多商品。有的商品和包公沾边，有的商品和包公八竿子也打不着。

　　新包公祠，很酷。（原标题：“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系列之二 名不在碑而有口皆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