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王光英
    
    头一次和少奇同志见面是在家里。当时我们家在旧刑部街和报子街中间。后来那一块拆掉了，就是现在的西长安街，民族饭店那一块。那是1949年4月。我还记得电话是西局2858，家里来了一个电话，说很快光美就回家了，她已经结婚了，但没有说找的是谁。后来我们了解到，嫁给了刘少奇，他是共产党的第二号还是第三号人物。详细情况我不知道，我们老太爷也不知道，还跑到书店去看有什么书写了。我记得是日本人一本书上写的，说刘少奇是共产党的“小诸葛”。他知道这个情况后，就考虑来了之后应该怎样接待。知道是湖南人，老太爷就到西单牌楼那儿的曲园饭庄订了一桌菜。曲园饭庄是湖南饭，解放后陈老总、朱老总经常去那里。那天家里挂了几个宫灯，就是几面玻璃可以转的，好像有点过年的样子，应该挂的东西都挂了起来。当时一方面是为了庆祝解放，一方面为了迎接他。我记得我父亲穿了大皮袄，还穿了一个马褂，迎接姑爷进门。 我那时在天津搞工厂，回来省亲，交通堵塞回不去了。
     
    我当时想，回头见面谈什么？中国的礼节，妹夫来了，不能空手。我就到西单牌楼，挑了一条灰色的围巾。我穿了西装，那天我有点不太自然，因为少奇穿着黑色的呢子制服和布鞋，很朴素，弄得我不太自在。我们很快就聊起来了，跟老太爷说几句话，跟我母亲说说话。后来还问了我天津的情况，说他要到天津去。我当时介绍了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我当时的思路是这样的：当时大军还没有过江，还得打。我把哪些厂子可以做军服，哪些可以做运输工具，哪些还可以做枪炮，介绍了这些。他听出我介绍的情况，是我认为仗还要打很久。他说现在做的准备，是城市解放之后应该怎样建设和恢复生产的问题，跟我考虑的不一样，他考虑得比较远，考虑的是今后应该怎样搞建设。 我当时觉得还要继续打仗，过江还要花很大劲，到解放全中国，还要建设部队，还需要后勤，一定会着重发展支援前方的工业。听少奇同志说完，我觉得整个大局不是我所想象的，不是打几年，而是很快要转到建设时期，恢复生产。我自个儿觉得不太自在，觉得我说的和情况不太一样。少奇同志说他预备去天津。我也得回去准备。当时，少奇同志说要我回去之后，考虑考虑有什么企业家可以见面。后来，我给提供了一个名单。
    
    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有很多次，我所知道的是跟工商业界的一次讲话。谈论最多的是宋棐卿的事。因为天津有仁立和东亚两大毛纺厂。仁立的老板是朱继圣，是留美的，而且和美国上层的交往比较深。东亚不大一样，它出的毛线是抵羊牌，就是抵洋的谐音，因此宋棐卿想把这个厂子做大。那个时候，他知道我和少奇同志是亲戚关系之后，他说他想到香港再筹点资，买一台机器扩大生产。在他没有去之前，少奇同志就到了，我就把情况汇报了。他就对宋棐卿说，你可以搞好一个厂子，将来可以多给一点厂子十个八个给你管。给他鼓劲。应该说，那个时候宋棐卿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但后来他到了香港之后，被国民党的特务围住了，把他弄到拉丁美洲去了。 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无能为力，我没有能力把他弄回来。要弄回来，天津讲话所说的事都能做到。现在，可以在这里说，宋棐卿的儿子后来给做了补偿。我们前一段的煤炭供应比较缺，得从山西运煤来。有一段时间山西煤运到这里，用汽车得走两三天，北京当时存的煤只够几天用，相当的紧张。正好宋斐卿的儿子宋敏华给我介绍了一笔买卖，就是买智利银行的抵押品，这里头就有一千辆八吨半的载重车。这个是很便宜的，一万块钱一台，当时我们花了不到四千万块钱，我搞光大实业公司的时候，把车给买了，立即找船把车运回来，好拉山西的煤供给北京市用。那个时候是最紧张的事，如果再过三天，没有煤，北京就要挨冻了。这是宋棐卿的儿子给补上的。 
     
    大概是在1946年的时候，我想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见到崔月犁。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李大夫，不知道他是崔月犁。我有五个妹妹，当时四妹妹给我介绍了一下，她说，你到北海去，别过桥，靠右手是北海的海边，有一个穿长大褂的人等你。我在那里见到他，我跟他说，我去参加革命，不做买卖了。他劝了我半天。我当时有一个很朴素的思想，为什么全家都去参加革命，唯独我是搞买卖的？企业家也没有什么意思，我是学化学的，我到那里教书也行。所以那时候的思想不是很平静。这个时候，少奇同志讲，干部我们有的是，也不缺你一个。但是像你这样能够爱国的、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资本家我们很少，能够穿着资本家的衣服，为工人阶级服务，这样不是更好吗？他的谈话很容易触及灵魂。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新词，叫触及灵魂。当时我就很快地联系到自己，对我很有触动。因此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有技术，完全能够自食其力，可以不去剥削人，完全没有理解脱胎换骨的改造，对这方面的理解不好。 那个时候，听了少奇同志给我们全家人讲的一段话，对我是很有帮助的。他的话，切中了我的要害。他说，你的出发点到底是为人民，还是为个人？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假如为人民做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你，这是毛主席讲的。如果你专为自己的话，你就不会好。他的那段话，我理解意思，就是通俗易懂，是个启蒙教育，这一点搞通之后，可以一通百通。你的立场要站在大众还是站在个人。那个时候，他讲完之后，大家都很受益，那么通俗地讲，既有针对性，又能老少皆宜。 在天津接触中，少奇分析问题的方法，对我很有帮助。
      
    他是深思熟虑才去做一件事的。在天津，有一个下雪的夜里，少奇同志去访周叔弢。他为什么要那个时候去，花这么多的时间夜里去拜访一位资本家？我觉得他是要把工商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也可以说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的情况，要不摸准了，他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过去叫“南张北周”，周叔弢这个集团应该说比张謇那个集团大，但是他和北洋军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那个时候，就要选点，要找谁，怎么的找法，谈些什么，他心里都准备好了。 他去看周叔弢，就是抓住了龙头了。工商业是马首是瞻，看看代表性的人物到底怎样。周叔弢是研究出版的，是古书出版专家，少奇去看他的古书，他就很高兴了。然后谈起来，问他的题目都是关键性的。比如说，你搞大工厂，为什么那些高级知识分子愿意上你这里来？你怎样使用这些干部，就是知识分子，有所长的人你怎样去用？实际上就是问他对这样的大企业是怎样管理的。这是我们人城后最需要的事。他不是去拜客，而是去听听人家有什么经验和体会，他不是没有目标地去拜客。
      
    那一次，开座谈会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因为那个时候，各个城市都有联系。石家庄入城有什么情况天津知道，天津有什么情况上海知道，上海的消息很快就到了香港。如果天津稳定了，对上海也有作用。那个时候，少奇同志对天津的讲话，全国工商业界都在听的。像我来讲，我算是能够代表当时工商业界的心情的，原因是我的家庭关系，另外就是把我接到北京了，我就找我母亲要书。我的院子里有一个小过道，我在那里看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都是在家里看的。所以我觉得，近水楼台先得月。另外那个时候，我也懂得点党的政策。 解放后，少奇同志到天津去，讲话内容我听了。少奇同志还让我继续做买卖。当时我的思想，我是工程技术人员，我在学校里读书也不错，我当时读书就是拿第一第二，教授特别喜欢我，要把我留在那里当助教，当时不能说我没有一技之长。我那么的想，光美也给少奇同志介绍过我的情况，所以他对我对症下药，病治得快。 1960年我们兄妹几家人到中南海去做客。那次吃饭是很普通的，主要是从内蒙古弄来的黄羊，觉得是最好的，没有什么别的菜。还有就是白米饭，还有小米。大家吃这顿饭，觉得很好了，当时小孩都抢着吃黄羊肉。 我那时记得清清楚楚，刘平平，光美的大女儿，她那时抢肉吃，可见平时不是常吃，是特意弄来一只黄羊请大家吃。同时我还记得，少奇同志鼓励我们，说国家碰到这么大的困难，大家自己家里种点小蔬菜之类的东西，这样很可贵。今天弄一个黄羊来了，请大家吃。我们还以为有别的菜，其实就是黄羊和白菜烩在一起，然后就是米饭，大家吃得很高兴。我们觉得，国家虽然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但是组织上对我们很关心。我们当时给少奇同志汇报，说很好。所以我记得那顿饭，吃得很高兴。同时他还告诉我们，说困难快要过去了，增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比吃一桌酒席还高兴。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说破“四旧”，破了之后，我们的文化才有新的。当时我觉得，破“四旧”很好，大家都很拥护。我们在天津，每个家里都供一个大阿哥，大家都把家里的“四旧”找出来，放在一边，如果国家要处理就拿去，没有拿去我们自己处理。我们把家里旧的字画给拿掉了，挂上“文化大革命”的标语。所有的柜子、箱子的钥匙都放在那里，可以随便打开，我也没有锁，让他们来查什么是“四旧”。外国的工艺品，如果他们觉得是“四旧”，可以拿走，我们完全的支持配合。后来越来越厉害了。 尽管在那样的场合下，我们心里有一个底，就觉得我们，一直跟着党走，没有做过别的事。不管是抗美援朝，子女上山下乡，什么捐助，我们都是照做，都是跟着党走的，心里很坦然。另外，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尽管是这样子，我在天津工商联，那个时候没有大字报，就给我贴过一张，也没有什么内容，就说我在房里摆花，过资产阶级的生活。而且是贴在门后边。后来慢慢地紧起来了，黑板报都不让我写了，后来什么都不让我做了。 
     
    毛主席说过，运动并不是请客吃饭。我们心里有底，就随着大家一起，这样过来了。后来慢慢地想到，刘少奇同志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告诉我们的话都是好话。比如说，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你的利益是一致的，你们要随时想着，有了国家的利益，就有了人民的利益，才有了你的利益，如果你自己想的不对，不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一致，你就没有前途。这句话对我的教育意义很深。另外就是第一次见我们的时候说过，解放之后，人民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见时传祥同志也是这样说的。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动力。在解放之前，我没有工作过，我现在觉得，我们做什么工作，都是为国家为人民，是光荣的，所以我毅然决然地出来。开始的时候我在民间组织工作，专门做各区工商界的工作，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我都去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打成一片，交流经验。那个时候我工作很好，有了这样的基础。 当时我心里有一个支柱，有一个信念，虽然“文化大革命”有人来问这个问那个，虽然当时有的造反派很不满意，但是不满意也是这样，就这样稳定地过来了。在干校劳动的时候，我都是积极地抢在前面，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做做劳动，同时也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包括衣食住行。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方面挺怕，但是另一方面我本人也受到了很大的锻炼，知道了很多东西，对身体也有好处。我没有想到，后来党下大力气，拨乱反正。现在改革开放，也没有想到会看到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祖国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在江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我们心情都非常舒畅。 我们家里人能够进步，和母亲有联系。解放军解放北平的时候，我的母亲最高兴。我的母亲做事情总是先行一步。我们原来的房子，后来盖成了民族饭店，但是在刚解放那个时候，是改成托儿所，少奇同志的孩子也是送到这里来的。 我母亲被光美接去住到中南海，被人称为革命的妈妈。现在没有人再说这件事情，实际上没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人，革命成功不了。少奇同志对她很尊敬，后来光美的孩子都是放在外婆那里，说她是教子有方。 我们每次见到少奇同志，都是非常朴素，非常热情，待人平等，特别是我看见他和时传祥握手的照片，真是叫人很受感动。因为我是在旧社会长大的，假如社会没有时传祥这些掏粪工人，北京没法想象。时传祥的儿子还继续在做清洁工作，有的时候来电话给我们，我们还是鼓励他。 我对少奇同志的印象是他不爱说话，很沉稳，思考为重，说的话不多，但是说出的话有分量。他跟我讲了“穿着资产阶级的衣服，为工人阶级服务”。 我们没有见过几次面，在家里见过面，在天津讲话时见过，怀仁堂过道里见过一次，再就是他在台上开会，我在台下听着。没有什么过多的交往。他已经知道你的思想动向，针对你的动向，用通俗和为你着想的语言说完，你不就容易消化吗？他的说话感染力很强，几句话完了之后，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表达了什么东西，他就针对你表达的东西讲，因此你容易接受，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的放矢的。我们接触不多，就觉得他说话不多，但是每一句话都有分量。（原标题：我的回忆——王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