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君同舟风雨无悔 王光美 
    
    回想当年，我参加革命前，一位地下党员借给我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读了以后，对作者产生了崇高的敬意。以后，我作为一个满怀革命热情走进革命队伍的青年人，同少奇同志一起生活，在内心很自然地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直接听他讲讲过去的革命经历。我渴望了解他。但是，他从来不讲自己过去的光荣历史，就连讲述别的同志过去的功绩涉及到他时，还是很少讲自己。对于我的多次要求，他的回答是：“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要从我今后的言行了解我。”因此，要完整地描绘出他，我力不胜任。但是我要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不被承认为一个共产党员时，他依然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在白区工作的贡献 偶尔，少奇为讲明道理也说出一点自己的亲身经历。例如，一次在湖南省直和地市干部大会的讲话中，少奇回忆起在安源的工作：“那时，我刚从莫斯科回来。在苏联住了抗大式的学校，学了点马克思主义，只学8个月，就算从西天取经回来，经不多就是了。返回上海，又跑到长沙。那时，毛主席在那里。没有几天，就叫我去指挥粤汉铁路的罢工，粤汉路车已停了。中央来了紧急信，叫我到安源去。出了6元钱买汽车票才到株洲，爬上株萍铁路的火车，跑到安源，没几天就罢工。罢工之后，李立三被通缉，工人把他藏起来，所有党员都躲起来了，只剩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什么也不清楚，罢工中有各种问题发生，我有什么办法呢？还不就是听工人的，他们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他们在那里领导我，哪里是我领导他们？当然喽，他们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也是经过一番考虑，有一些我也没采取，有两种意见的、三种意见的，我也综合一下。” 简短数言，亲切实在，从不突出自己，把自己融化在组织中、群众中，这就是少奇。
       
    1926年10月，少奇到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经短短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全国工会组织取得空前的大发展。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枪杀江汉关民众，制造了“一三惨案”。少奇得报，立刻赶往现场。当夜，少奇通宵主持总工会紧急会议，决定动员、组织各界与英帝斗争，提出立即收回租界等六条要求，通电全国。5日，人民心中积压已久的反帝怒火爆发出来。通过李立三和少奇等人严密而有效的组织，30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冲入并完全占领英租界。 这时，国民政府表面支持群众，又担心帝国主义直接武力干涉，密令工会不要激化民情。我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受陈独秀投降主义影响，再三劝阻甚至严厉批评少奇，要求工会避免与英帝直接对抗。可当时各界民众义愤难当，少奇一方面努力组织有序的斗争，避免过激行动，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应积极引导大众，不能在革命高潮时退缩逃跑，不能也无法执行一些中央负责同志的指令。少奇一直站在示威队伍最前列，直接面对帝国主义者谈判。2月19日，在各方压力下，终于迫使英国签字，将武汉租界交还中国。在中国百年反帝斗争中，第一次收回被强占的土地和权利，取得空前伟大的胜利。 收回英租界，极大地震动了全国，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同时，许多领导人和群众也被巨大的惊喜和出乎意料的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只要民众发动起来，工人武装起来，就可夺取任何胜利。从而助长了过“左”的倾向，发生了不少不适宜的过火行动。少奇反复提出警告，切忌盲目和自大。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成立南京政府与武汉对立，残酷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骨干。党中央一些领导人，要解散工人纠察队。少奇反复向中央陈述，坚决反对解散工人武装。中央几次开会讨论未决。6月28日，军队侵占总工会机关，经少奇多方交涉，才撤离。当晚，陈独秀主持紧急会议。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要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交出枪械。会议最后决定，由坚决反对这种意见的少奇去执行。经过紧张迅速的工作，当日就发出布告，把一部分破枪棍棒交存政府。之后，少奇将公开了身份的党员干部和工人纠察队骨干近3000人，持武器疏散到贺龙、叶挺部队，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决定，巧妙地保存下这支工人武装力量。
      
     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8月1日南昌起义，部队中武汉纠察队成员是最中坚的骨干。聂荣臻元帅曾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是最受信赖的。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因此，周恩来同志一定要我来征求他的意见，如可能，动员他参加起义。少奇很兴奋，同意下山。但因当时没订起义日期，少奇又病得厉害，故暂留庐山，继续隐避。后来，起义提前，未及通知，少奇没赶上。但那部分工人的确是最勇敢顽强的。” 自1927年，我党进入了几次“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间或又夹着右倾错误的反复干扰。少奇也受到长达十多年的压制。 少奇从事地方党委和机关工作，始于顺直省委和满洲省委。那时，北方地区笼罩着严酷的白色恐怖，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他极力反对“左”倾蛮干，反对凭血气之勇和敌人硬拼。他主张苦心经营，一点一滴积蓄力量。在顺直省委，他不仅要克服冒险蛮干倾向，又要与党内普遍存在的流氓帮会意识和宗派作顽强斗争。除了在组织上做艰苦的清理工作，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在顺直和满洲训练干部，培养骨干，派员到中央学习，多数就地训练。但他的良苦用心不被理解，反屡遭责难，不是“和平发展取消主义”，就是“可耻的机会主义”，甚至被盛气凌人地斥责：“你错的该死！在政治上一塌糊涂，你将消灭满洲党！该打五百板子！”少奇据理力争，他给中央写信，说：“人（上海）训练班回来的同志都很好。满洲并没有取消工作派出学生。抚顺市工会训练班学生都是工人，完全没有一点工运常识和工作基础，一星期回去，这样做很必要，还得坚决办。”值得一提的是，抗日英雄杨靖宇也在抚顺班学过。尽管如此，中央还是借此连发两封急信，调他回上海。 少奇一直坚持正确主张，批评党内错误倾向，却招致没完没了的批判，戴着右倾帽子，又每每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毫无怨言，不计代价地奔赴艰苦、复杂、凶险的岗位，为党、为民族顽强斗争。少奇超乎常人的坚毅意志、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勇气，就是在这时期锻炼形成的。有时我想，这些优秀可贵的品格，使他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铸成最后壮烈的结局。
      
    真正将少奇推上党的领袖地位，是在1936年初至1942年底这7年，他主持华北、中原、华中工作的时期。 少奇随红军长征到陕北，正是所谓“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之时，意外地在一张报纸发现平津“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党中央异常兴奋，欲派员前往。少奇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张闻天同志与少奇深谈后，政治局决定少奇为中央代表，孤身人虎穴。 1936年初，少奇到华北时，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很少。“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仍顽固地在灭亡之途往下滑。少奇坚决纠正错误的领导和思想，在宣传和组织上进行大刀阔斧的鼎新变革。也正是这一时期，少奇表现出政治上完全成熟，他出色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充分展现出来，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华北抗日局面的形成，也扩大了党在全国的影响。通过他正确积极的领导，党组织和左派爱国团体迅猛发展起来，并从北方局派出几百名干部到上海、广州、武汉、中原等全国各地接上关系，重建组织，恢复活动。需要说明的是，少奇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挺身赴险的。他一面隐避在敌人的屠刀下，不分昼夜地工作，另一面又与党内占统治地位、不断批判甚至“无情打击”他的错误倾向斗争。险象环生，生存亦属不易，况求发展之难。 当时，党内相当多数而又不占主导地位的同志支持少奇。正如他说的：群众支持他，他不是孤立的。支持者中，最关键、最强有力的就是毛泽东。这使少奇得以发挥他的才智，坚持正确主张，迅速取得惊人的成绩。仅半年，中央就评价“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即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一年时间，北平的党员人数就发展了十倍！毛泽东赞扬少奇“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至1938年离开，少奇到北方局短短两年多，我党已经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政党，我军也成为最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革命形势轰轰烈烈。
     
    随后，在华中，经过4年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奋斗，少奇和他的战友们，开辟皖东，占据苏北，运动歼敌，力克顽匪，在敌后建起大片根据地，动员组织广大群众与日寇拼死搏击。“皖南事变”，处乱不惊，巧攻坚守，反败为胜。逆境中的中原、华中出现了一片蓬勃生机。 6年中，少奇与广大的干部群众紧密结合，出生入死，不懈奋斗，使人数不过万余的我党我军，突出陕北一隅，脱开江南国统区枷锁，进入广阔天地，夺取建立政权，拯民族于水火。 少奇是打开这一局面的先锋，是忘我抗击日寇的民族英雄，是发展巩固人民力量的前线总指挥。 1943年3月，中央成立三人书记处，毛、刘同时成为党的“一、二”把手。至此时，少奇的正确主张，他的功绩，得到公认。（原标题：与君同舟风雨无悔——王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