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７年４月初，记者在新郑欧阳修陵园内见到了欧阳修文、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石刻拓片，文字与书法堪称珠联璧合。欧阳修的文是千古绝唱，苏轼的书法，如江河奔腾势不可挡，如山泉挂瀑韵味无穷，元代书画家赵孟　评价道：“短长肥瘦各有度，玉环飞燕谁敢增。”　　

    “这套珍品，近千年传奇的流转经过，却是少有人知的。”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说。　　
    
    １０４５年，从开封贬到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做太守的欧阳修，政事之余，常到琅琊山开化寺等地观赏林泉美景，寺中智仙和尚在泉水边修建了一座亭子，欧阳修题名“醉翁亭”，并写下著名的《醉翁亭记》。他本人极爱这篇作品，亲自书写，请工勒石，１０４８年立于亭畔，供人拓印传阅。拓印碑刻的人太多，碑刻的字划偏浅，滁州人就想改成大字。　　

    １０９１年，苏轼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做地方官，滁州人就请他书写了两种字体的《醉翁亭记》：一种是开封刘季孙通过滁州人所请，以真（又名正体，包括楷书和魏碑）、行、草兼用字体写长卷，世称草书《醉翁亭记》，笔法豪迈奔放，“如绵裹针，外柔内刚”。一是滁州太守王诏求书，用大字楷书写成。　　
     
    两体《醉翁亭记》，开头和后跋都不一样。楷书《醉翁亭记》宋时已毁，拓片留传下来，明代取拓片再度刻石，至今仍保存在琅琊山景区内。草书《醉翁亭记》书成长卷后，原稿落入私人藏家之手。直到元朝元贞二年（１２９６年）四月，大书画家赵孟　见到并作跋。从他的题跋中人们得知，这长卷曾经书画家赵子固鉴定为真品，并加盖印识。明代的宋广、沈周、吴宽均为之作跋，长卷传到文渊阁大学士、内阁首辅高拱（河南新郑人）手里，高拱加了题跋，并命他的妹夫刘巡为之刻石。刘巡请名篆刻家文彭（文征明之孙）刻石。至此，长卷有七人作跋，并有刻石。　　
     
     之后，刘巡携刻石返回家乡鄢陵县，立于刘氏祠堂。高拱所得长卷，后被内阁首辅张居正所有。张氏家族败落后，长卷收入明代皇宫。宫中失火，珍品化为乌有。再说鄢陵县刘氏祠堂所立石刻，年头长了也开始磨损和散失，幸好河南新郑高拱的族孙高有闻藏了一份原拓本，就在清康熙年间，将原拓本重刻，立于高拱祠堂。“这套新郑石刻共用青石２４块，雕刻技法精巧。较之鄢陵石刻，尤显珍贵。”杜平安说。１９５９年，高拱祠堂拆除，新郑石刻由郑州市博物馆收藏。１９９９年，新郑市文保所又将其拓印、翻刻，陈列于欧阳修陵园。　　

    “性情醉翁”数求退隐“
 
    《醉翁亭记》一文是欧阳修的散文代表作，也是其性情个性的完美体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郭正忠先生在其专著中认为。　　
   
    １０４２年，欧阳修被贬到滁州做太守。滁州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山高水清，地僻事简，民俗淳厚，欧阳修很喜欢这儿。　　

    滁州西南，有琅琊山，欧阳修常携酒前往，在美酒和水光山色中，他忘记被谤遭贬的羞辱，忘了自己的太守身份，忘了刚满四十的年龄，自称“醉翁”。他沉醉的场景，不同于朝堂上下的角逐、不同于洛阳幕府的宴饮，是简单质朴的“与民同乐”。宋代大儒朱熹讲，有人买到这篇散文的初稿，开头讲四方诸山，共数十字，后来改定稿只余“环滁皆山也”五字。朱熹认为“改到妙处”。

   《醉翁亭记》笔墨清新，语言酣畅。宋代名词人秦少游说他是赋体，却无雕琢。一口气用了２１个“也”字，音美韵长，如潋滟的秋波和澄澈的春水，委婉清浅，气度雍容。　　
      
    名篇当时已广为流传。音乐家沈遵，被它吸引到滁州来，谱成琴曲《醉翁吟三叠》，知琴者以为绝伦。十年之后，欧阳修与沈遵见面，夜阑酒半，沈遵再次为他弹奏。欧阳修和苏轼先后为该曲填词，到处传唱。欧、苏之词现在仍存，琴曲已经失传。《宋史》上评价欧阳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陷在前，触发之而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因其个性，欧阳修受到皇帝赏识，一直做到参知政事。基于同样原因，他也不断遭到皇帝的贬斥和权贵的挤压。　　
      
    官场悖论并没有改变他的性格。他“论事切直”，众人“视之如仇”，但面对士大夫的请求事项，欧阳修从不说研究研究，总是“辄面谕可否”，即使御史台和谏院官员议事，他也必定问明是非，不留情面。欧阳修因此数遭怨恨和诽谤，连皇帝也一再呵斥他不懂礼数。欧阳修单纯、清高、正直、善良，把人的品行操守看得很重；他专注、痴迷、浪漫、热情，把人的生存境遇当成自己的境遇去体验。《醉翁亭记》里那个“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四十岁的“醉翁”，真真正正是他优美自然天性的充分展现。　　
     
    而到晚年，“四十醉翁”变成穿鹤裳的“六一居士”（“家有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老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更是与世俗现实主动疏离，自觉边缘化了。这就不难解释，５０岁以后，在他的仕途开始平稳上升之后，他却数度请求退隐。１０５８年，５１岁的欧阳修一边编修《新唐书》，同时接替包拯做了开封知府，因眼病困扰，他不断请假，屡求解职。在开封的一个秋夜，他被众疾交攻，目昏手颤，左臂也举动不得。夜半听到风生树端，飒然飘衣，起坐长叹，写成著名的《秋声赋》。自然界的秋声，引发了他心中的“其色惨淡，其容清明，其气凛冽，其意萧条”的秋声。１０６５年，欧阳修又得了消渴病（糖尿病），退隐的心思就更急切了。一边当官，一边反复想像着“青衫仕至千钟禄，白首归乘一鹿车。况有西邻隐君子，轻蓑短笠伴春锄”的退休生活。１０７０年，欧阳修被命进京朝见宋神宗，有消息说，神宗等着他出任宰相，欧阳修坚辞不赴。到了第二年六月，他终于如愿提前退隐了。　　
  
    “风流词人”两度被诬　　
 
    在宋代士大夫群体中，相对而言，欧阳修是一位个性张扬者，在仕途与私生活两方面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在对待男女情爱的态度上，他同样异乎流俗，敢于公然享受醇酒美女，表现自己的自然欲望。　

    欧阳修在洛阳任推官时，喜欢一官伎，他的同事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认为欧阳修“有才无行”，屡次劝说，还向上司钱惟演告状。有一天，单位同事有个宴会，大家都到了，欧阳修和他的情人过好久才来。同事们都互相使眼色。钱惟演责问歌伎咋回事，歌伎回答说：“中暑往凉堂睡著，醒来丢了金钗，到现在也没找着。”钱惟演说：“如果得到欧推官一词，我会赔偿你。”　　
    
    欧阳修笑着即席念道：“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升。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旁有堕钗横。”　　

    词好，大家都夸，钱惟演只好用公款赔了一支金钗。　

    这时的欧阳修才２０多岁，刚入仕途，却任性地与自己喜欢的歌伎厮混在一起，还不听劝，放纵地告白：“纵使花时常病酒，也是风流。”　欧阳修与之双宿双飞的是所谓的“营伎”，或称“官伎”，是由官家豢养以供官场宴席应酬的歌伎。宋人之于营伎，逢场作戏宴席间的调笑应酬可以，不允许发生性关系，官家对此有明确规定。仁宗年间触犯这条规定而遭贬官的屡有其人。直到南宋时，大儒朱熹不喜欢天台郡守唐仲友，还诬告他与官伎严蕊有私情，将严蕊严刑拷打，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　　

    欧阳修在洛阳的所作所为，是冒着受处分、被贬官风险的。欧阳修是性情中人，并不顾忌。也幸亏欧阳修遇见的是一位既文才风流又通情达理的上司，才没惹出事端。　　

    以后历任朝官、地方官期间，欧阳修数犯“花时病酒”的老毛病。　　
      
    欧阳修汝阴闲居，一官伎很聪明，欧阳修的词，她都能记住。酒宴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太守）。”数年以后，欧阳修果然到汝阴做官，但那个美媚已找不着了。欧阳修很郁闷，和同事在湖上饮酒，忍不住在撷芳亭上题诗：“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后来苏东坡到这里做官，看见老师的诗笑起来了：“这是杜牧‘绿叶成阴’的句子吗？”　　

    这里有个典故：晚唐杜牧游湖州时，认识一个美媚，诗人以厚礼求亲，约十年后来娶。十四年后，杜牧做湖州刺史来找人，这位女子已嫁人三年，生两个小孩。杜牧满心失落，写下《叹花》一诗：“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　欧阳修的这种恣意享受、无所顾忌的态度，表现为词之创作，欧阳修便有了大量的所谓“艳词”。　　

    从词史承袭的角度而言，这一类词沿袭“花间”与南唐的传统，抒写惜春赏花、恋情相思、离愁别恨等情感。但欧阳修个性张扬，在歌词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创新精神，在描写男女情爱时，自然舒畅、大胆开放，率意表现自己的性情。　　
     
    欧阳修的所谓“艳词”里，不乏精品。写这类词，和他在好友梅尧臣面前脱冠散发，傲卧笑谈一样，他脱去面具，尽显风流蕴藉。“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这首《生查子·元夕》与他的诗文相比，判若两人，以至于有人将此误为女词人朱淑真的作品。他的名作《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作者清醒地认识到，离别的歌不要再翻新曲了，因为一曲已令人肠断。词人却又宕开一笔：“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他和同伴相约，一定要在赏尽洛阳名花之后，才与春风一道毫无遗憾地离去。郭正忠先生认为，这首词中引入对人世大背景理性的思索，感情深挚，不同凡响，于豪放中有沉着之致，深得后人激赏，为后来的豪放派词开了先河。　　
      
    关于欧阳修的“艳词”问题，欧阳修研究专家、江西省井冈山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刘德清说：“非独欧阳修，时代风气使然，司马光、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都留有‘艳词’。宋代，经学者周必大整理过欧阳修的文集，收录的一般都是小令，体制小，篇幅短。有一些长篇的‘艳词’可能是别人冒他的名写的。”　　

     所谓“艳词”，对欧阳修后世的清誉伤害不小。在当时，他两度被诬“帷薄不修”，都与“艳词”有关。　　
      
     第一次是仁宗庆历五年（１０４５年）三月，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犯法，欧阳修被牵连进去。守旧派就他的一首“艳词”进行毁谤，攻击欧阳修与张氏通奸。后虽查明“诬罔”，但欧阳修还是被贬往滁州。　　

    第二次是英宗治平四年（１０６７年），他推荐的蒋子奇反过来诽谤他“帷薄不修”，“私从子妇”，这更严重，是乱伦了。后再度查属“诬罔”，蒋子奇被贬黜，欧阳修愤怒之下，自请出京，做了亳州（今安徽亳县）的地方官。“需要注意的是，两度被贬，名义上虽是‘作风问题’，实际上都是你死我活的党争。”河大文学院教授王利锁说。　　
    
    １０４５年，欧阳修被贬到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做太守，政事之余，他常到琅琊山开化寺等地观赏林泉美景，将泉水边的一座亭子题名为“醉翁亭”，并写下了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修极爱这篇作品，亲自书写，请工勒石，供人拓印传阅。如今，陈列于新郑欧阳修陵园里的这套《醉翁亭记》石刻，是按照郑州市博物馆收藏的、原高拱祠堂中的《醉翁亭记》石刻拓印、翻刻的。（原标题：“性情醉翁”欧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