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鼎路南下，翻过立交桥，跨过洛阳桥，就走上直抵关林、龙门石窟的龙门大道。

　　这一线，是隋唐东都洛阳、武周神都洛阳、赵宋西京洛阳的中轴线——而今它尽管不再是洛阳城的中轴线，却是洛阳旅游的“中轴线”。历史在这儿沉淀下来，今人乃至后人就是想躲，也是躲闪不开的。

　　过洛阳桥，南行约３００米，龙门大道路西一酒店北侧墙面上，赫然挂着一个硕大的牌子，上书“邵雍故居”。

　　停车相问，方知身在安乐镇安乐村——这儿，就是我要寻找的邵雍安乐窝的所在了。

　　牌子挂在路西，邵雍故居，也就是安乐窝，却在路东的都市村庄里。

　　都市村庄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路与龙门大道相交，路口的上方，也悬挂着一个牌子，一端借着村民的水泥面房墙，一端挂在水泥线杆上，上书“安乐窝·邵雍故居”。

　　“安乐窝·邵雍故居”牌子的下方，是凌乱的电线、混乱的商家门头广告、杂乱的红墙灰墙瓷片墙民房……都市村庄的所有乱象，一应俱全。

　　顺路东行约３０米，路北就是“安乐窝·邵雍故居”。

　　安乐窝残喘在都市村庄楼房的压迫中——１６米宽、１００多米长，两旁是高高的楼房，把它的红墙侧面甩给古色古香、残破凋零的明清建筑；安乐窝单薄的青砖东西走向的门墙与民房南北走向的红墙“对接”，不伦不类；安乐窝大门不再正中，因势而居，严重偏西。门的右侧，悬挂木牌，上书：“先贤邵康节故居”。

　　忽然想起白居易的《洛中春感》——

　　莫悲金谷园中月，莫叹天津桥上春。若学多情寻往事，人间何处不伤神。眼下伤神，回归先前——洛水横贯首都洛阳，洛水寓意天上河汉（天河、银河）之象，京洛寓意天帝紫微之宫，而架在洛水之上的桥与皇宫南北贯通，曰“天津桥”。天津寓意天之港湾，这儿是天河船舶集散的地方；天津桥的南北两端，修建对称的四幢重楼，以表胜日月之象。

　　现在的洛阳桥，就是个通车过人的“俗物”。既然回归先前，权把这个系列命名为《天津桥畔安乐窝》，也好让我们贴近邵雍，窥探他玄思宇宙的苍莽心路。

　　试问“糟粕”与“精华”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６日，中国公布嫦娥一号卫星传回的第一幅月面图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图像揭幕。

　　凹凸错落的撞击坑，高低不平的玄武岩……这暗灰色的月球表面图像，与９００年前有宋一代的邵康节邵夫子，即邵雍（１０１１~１０７７年），有何关联？难道《厚重河南》也要上演《百家讲坛》“名嘴”纪连海先生的信口开河，来个“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搞婚外恋’”般的“八卦”？

　　邵雍是易学大师，当然研究八卦——但他与他身后９００多年的中国第一幅月面图像密切相关，却不是什么“八卦新闻”。

　　“嫦娥”掠过月球，其携带的ＣＣＤ立体相机拍摄并传下来的，不是图像，只是数字，是“１”与“０”两个数字有机组合的数据。数据再经处理，才有了中国第一幅月面图像。

　　“１”与“０”两个数字颠来倒去，“１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１０１”“０１０”……摆列下去，无穷无尽，这构成了计算机数码与它的“二进制”世界。

　　其实，无论是电脑、数码相机，还是数字电视等，都是“１”与“０”两个数字构成的世界。我们这个时代，也因此被称为“数字时代”。

　　在从太空到地球的“图像——数字——图像”“乾坤大挪移”中，“１”与“０”两个数字起了关键性的“桥接”作用——而奠基“１”与“０”天桥、揭示“１”与“０”奥秘的先行者，正是邵雍。

　　邵雍认为，天地万物皆可用数字表示——“象皆可为数，数可转为象”，如此这般，“以达乎万物之变”的乾坤大挪移。在他的《伊川击壤集》中，有一首著名的《观物吟》诗，其中写道：“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看天根。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

　　诗艰涩难读，释解即是：三个阳爻即乾卦“｜｜｜”，与一阴伏于二阳之下的巽卦“｜｜￤”相配，天乾荡风组成复卦“｜｜｜｜｜￤”，能观见月窟“￤”；三个阴爻即坤卦“￤￤￤”，与一阳伏于二阴之下的震卦，地坤逢雷组成复卦“￤￤￤￤￤｜”，可识别天根“｜”。而穷追天根“｜”与月窟“￤”的变幻无穷，就可观察乃至预知万物乃至人事在象（图像）与数（数码）之间的相互变易。

　　邵雍把阳爻（—）定名“天根”，阴爻（－－）定名“月窟”，在人类世界第一次用阳爻“—”与阴爻“－－”之间有规律的变化形式，排列并画出《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大圆图）》，用数字形式图示出了二进制的奥妙。在传统中国，他被誉为易学象巨匠，康熙为其祠题匾“学达性天”，其尊无以复加；吴佩孚誉其“数冠古今”——这“数”也许是“术数”，但当下释为“数字”，当无不妥。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所谓“卦者，挂也”，中国人试图通过“挂”在宇宙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认知宇宙乃至人事的变易，探索自然与人生的奥秘。现在看来，这似乎真的是“八卦”与“怪力乱神”了。

　　但莱布尼茨（１６４６~１７１６年）发明二进制，同样赋予它宗教的“八卦”与“怪力乱神”：“第一天的伊始是１，也就是上帝……到了第七天，一切都有了。所以，这最后一天，也是最完美的一天。因为此时世间的一切，都已经被创造出来了。因此这一天被写作‘７’，也就是‘１１１’（二进制中的１１１，其序列与十进制的７相同），而且不包含０。只有当我们仅仅用二进制‘０’和‘１’来表达这个数字时，才能理解，为什么第七天才最完美，为什么‘７’是个神圣的数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第七天）的特征（１１１）与三位一体的关联。”

　　“—－－”或“１０”，当然不是莱布尼茨二进制的“１０”。但在莱布尼茨眼中，他的二进制是邵雍“先天图”的翻版。他认为邵雍的符号系统与他的二进制“完全一致”，并就此断言：二进制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最完美的逻辑语言。他也因发明二进制才理解了千年以来无人理解的邵雍，并因此而倍感兴奋：“几千年来不能很好地被理解的奥秘，由我理解了，应该让我加入中国籍吧！”

　　邵雍以降，中国人只在“术数”的泥潭里解读邵雍。莱布尼茨的话，是让国人在自慰中高兴还是在自遣中奋励呢？

　　何谓糟粕？何谓精华？心智不到，恐怕是难以自作主张地随意抛弃与吸收的。

　　邵雍岂是江湖神仙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陈寅恪先生的话，都很熟悉，都很认同。

　　赵宋之世，中国人的心智到底“造极”到何种高度，因“后渐衰微”或尚未“复振”，其难以全面而系统地把握，恐怕不是“尊古贱今”。好的办法，当是秉持审慎的态度，至少别将“八卦”与“怪力乱神”，一棍子全都打死——尽管当下邵雍的“粉丝”，以八卦先生为多。

　　术数不是邵雍的全部。在邵雍的学术体系中，算命至多是一“神经末梢”——而当下所能泛滥的，恰恰只是这个“末梢”。

　　说实话，邵雍的东西，记者是难以读懂的。之所以硬着头皮写邵雍，盖因《厚重河南》无法回避他的存在。

　　“（邵雍的）《皇极经世》一书，贬之者谓‘空中楼阁（程颢），可以理解；赞之者谓‘四通八达’（朱熹），未为过分；称之为‘易外别传’，名副其实；《四库全书》目为‘术数’之书，是天大的误会。为之正名，恢复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正确地位，是必须而必要的。”中国周易研究会创始会长、武汉大学教授唐明邦先生说，“一书开奇智，万古见精神。宋代中国出现如此思想奇构，足以自豪。在易学思维模式禁锢中国思想数百年之久后，邵雍‘先天四图’的出现，启动了象数易学的闸门，凿开了易学航道上的坚冰，开辟了易学发展的新路径，先天易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能低估的。但有得必有失，厚于此者则薄于彼。疏离于经验世界，是邵雍哲学的局限；敢在理念世界远航，却是其难能可贵的优越性。”
　　《易经》是群经之首，中国学者前赴后继，几乎都要治《易》而立学立身。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哲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自宋学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兴起后，昔日学者对《易经》的理论表述，已显苍白无力，难以适应新的时代。如此一来，宋学诸多学派在疑经惑古的时代思潮中奋起而争，都把新解《易经》视为配合新政、复兴儒学的一种重要手段。在这一背景下，无论哪一学派，只要不治《易》，就难以构建其学术体系并施展政治理想；而治《易》无特色，也难以在宋学乃至政治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也因此，宋代学者治《易》，其学术思路和政治理念可谓各有千秋。

　　邵雍以《皇极经世》创立“先天象数学”，他“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伯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编纂世界历史年谱和中国历史年鉴，总结历史兴衰，评说社会治乱，乃至给出宇宙乃至人类的年龄，这简直是那个时代的《时间简史》、《宇宙简史》乃至人类史。但他洞察玄机，天地万物之生命运程了然于心，人类历史、朝代兴亡、世界分合、自然变化能未卜先知架构，以当下科学相观，难免宿命。其相信宿命者，又难免术数之用，掩盖他烁古铸今的思想光辉。

　　王安石《易象论解》开篇即称：“君子之道，始于自强不息。故于《乾》也，‘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然后厚德载物。故于《坤》也，‘君子以厚德载物’……”他以独特的视点、大无畏的精神，另辟蹊径，提出“君子之道，始于自强不息”的命题。这个命题，赋予《易象论解》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且贯穿它的始终。在“天”与“人”相互关系的问题上，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做的特别强调，体现着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也为他的社会政治哲学理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构筑起严密的思维框架。但王安石的努力未获成功，随着他的“新学”体系在南宋的全面崩溃（程朱理学颠覆“新学”），《易象论解》整体失传，唯在其他史籍留下“轮廓”。

　　赵宋之世，无论是学术思想与政治理想，都呈现出人类走出中古，迈向近代的万千气象。但这种新的气象，却在元明清戛然而止，以致爱因斯坦疑惑如斯中国，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在１６世纪以前怎么会一直远远领先西方。

　　“《周易》乃至诸多‘易传’奠基的哲学思想，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易学不是自然科学，可它的确是中国古代科学家们研究自然、认识自然的思想武器。１６世纪以前，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远远领先于西方，这曾让爱因斯坦‘惊奇’。他说，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主要是得力于两大法宝：一是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代表的形式逻辑思维方法；一是以培根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实验方法。中国古代贤哲显然没有这两大法宝，然而西方科学家做出的成绩，有不少被中国古代科学家早就做出来了（邵雍、张载、周敦颐对宇宙的认知，以及改变世界的活字印刷、火药火炮、航海指南针，乃至纸币、登峰造极的瓷器等，都出现在赵宋之世）。”唐明邦先生说，“这是什么原因？其一，中国人家自幼学易，掌握了古代西方人不曾掌握的一把打开宇宙迷宫之门的金钥匙。易学思想是那个时代先进的哲学世界观，是探索宇宙和生命奥秘的指导原则，如大化流行，生生日新的宇宙发展观；万物变化，物极必反的矛盾转化观；仰观俯察，穷理尽性的唯物主义认识观；人能‘赞天地之化育’的主观能动性思想等。这一哲学世界观，较之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显然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易学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套别开生面的象数思维模式，这是西方文化中根本不具备的。”

　　其实，作为一种世界观，王安石解读周易，推演出“三不足”，比尼采的“上帝死了”毫不逊色；而邵雍解读周易，推演出《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连莱布尼茨都认为这和他的二进制“完全一致”。

　　“三不足”再向前推进一点点儿，也许就能把中国带入近代社会；《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再向前推进一点点儿，就是数字时代的二进制。

　　但中国走过赵宋之世，“后渐衰微”。《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成为江湖术数，《易象论解》乃至失传，此后中国被打回中古时代。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可怕的，是缺少思想的高度。

　　蜗居在洛阳市都市村庄楼群里的安乐窝·邵雍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