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仓颉诞生于陕西白水阳武，死后葬于武庄。现在陕西白水县遗存有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仓颉庙和仓颉墓（全国几处传说有仓颉遗迹，但这里是唯一一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内竖有中国最早为“字圣”仓颉所立的《仓颉庙碑》，据此碑记载，东汉延禧五年（公元162年）仓颉庙已具相当规模。此碑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不但是苍颉造字的纪功碑，还是金石学上最名贵最有价值的汉碑珍品。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他所撰的《中国通史》中肯定了“仓颉白水说”：“‘仓颉造文字’至今庙宇、墓冢、历代石碑、历代千年之古柏40余株，皆妥为保护。仓颉生长卒葬于此无疑。白水人民至今颂为‘一圣’。”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白水知县刘梦阳撰《白水县志·帝纪》及清梁善长撰《白水县志·人物列传》皆云：“仓颉，轩辕黄帝左史，观奎星圜曲之势，察鸟兽迒之迹，依类象形，始创文字之鼻祖。”据神话传说：仓颉，号史皇氏，是轩辕皇帝的史官。《说文解字》记载：“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有关仓颉造字传说的最早记载是在战国，《荀子·解蔽篇》中有：“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有专家认为，这里的“壹”指正道，即正确的规律。荀子认为，仓颉在汉字原始演变以及整理规范的过程中，探索到了正确的规律，起了“独传”于世的作用；也有把“壹”当一人解释的，即独传者，仓颉一人也。

    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仓颉造字的功绩，是仓颉创造了中国的汉字，开创了文明之基，从而被尊奉为 “文祖仓颉”。

    陕西洛南县有阳虚山，与元扈山隔洛河对峙，传说为仓颉造字之处。《雍胜略》载：“仓颉造书于此。”《策海·大书》记有：“仓颉登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仓帝受之，遂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山川、指掌而创文字。”西安长安区郭杜长里村还遗存一座仓颉造字台，唐《法苑珠林》说：“仓颉于此台上，增土造字，观鸟迹者。”据史料记载，长安区的仓颉造字台最早建于约3000年前的西周。清乾隆四十四年《西安府志》：“长安西南二里宫张村有三会寺，为仓颉造书之堂。”唐朝大诗人岑参曾来这里游览，并有《题三会寺仓颉造字台》诗：“野寺荒台晚，寒天古木悲。空阶有鸟迹，犹似造书时。”武则天时期，还有李峤的“古台仓颉里，新邑紫泉居”和上官婉儿的“故台遗老识，残简圣皇求”传世。

    随着考古发现，一些仓颉造字传说得到了一定的补充和印证。1983年，在西安附近的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发现了4500年至5000年前的甲骨文；1986年5月1日《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刊登文章《中国迄今最早甲骨文在西安出土》，新华社、《新民晚报》等以《陕西发现原始先民甲骨文，中国文字起源又有提前》为题刊发报道；1987年3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文章《西安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原始甲骨文实物，中国文字历史提早千余年》，《西安晚报》则具体报道了“省考古所在长安区花楼子龙山文化遗址发掘骨刻龙山文化遗物”。

    2005年，我熟识的一位朋友，时任宜君县武装部部长的龙建雄，在秦直道旬邑县大店村遗址上捡到了两枚刻有文字的红山文化时期的石铲，一枚上刻有三个清晰 “鸟”的形象，并得到山东大学文字专家、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刘凤君先生的鉴定：“龙建雄先生在古文化遗址采集的两件石器，根据造型、制作技术和使用痕迹及其风化的程度分析，应是陕西龙山文化时期遗物。这两件石器上刻画的文字，是研究关中地区文字起源的重要实物资料。”

    鲁迅《门外文谈》说：“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个例子。”的确，中国文字之产生，肯定是由无数个仓颉式的先民共同完成的，这从甲骨文繁多的异体字中也可以看出，汉字绝非由一人创造。这是基于考古发现也是现代文字专家一致肯定的。而原始图画说，则主要源于陕西关中渭河流域，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在《陶器和中国文字起源》一文中说：“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主要和年代较早的陶器上面的符号有关。”他还说：“有刻画符号的仰韶文化陶器，都属于半坡类型，迄今已在渭水流域的陕西西安、长安、临潼、铜川、宝鸡和甘肃秦安等不少地点发现。在这一地区早于半坡类型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现有刻画符号。半坡类型的陶器符号大多刻于器物烧成之前，器种绝大多数是陶钵。符号有固定位置，一般在钵口外面的黑色带缘上。符号有的简单，有的则相当复杂，接近文字，比如临潼姜寨的一个符号就很像甲骨文的‘岳’字。”

    专家王志俊在《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画符号综述》一文中说：“原始社会晚期还发明了记事符号。1949年后多次发现有关实物，仅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7处。1954年首先在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口沿上，发现100多个共约32种刻画符号。其后在陕西宝鸡北首岭、长安五楼、合阳莘村、铜川李家沟、黄陵桥山和临潼姜寨、零口、垣头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又曾多次发现，其中以姜寨发现最多，共发现120多个40多种符号，有的与半坡的符号相同，有的不见于其他遗址。上述遗址都是分布在关中地区东西长300公里、南北宽100公里的三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其中有的符号开始规范化，一些符号肯定是数字，如Ⅰ、Ⅱ、Ⅲ等，并为后世继承和采用。这说明了居住在这一地区的远古居民，曾使用过相同的记事符号，这些符号与我国文字的形成，有一定的联系和影响，是汉字的先驱。”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曾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论证“汉字究竟始于何时呢？我认为半坡彩陶上刻画的符号具有文字的性质。”他还说：“刻画的意义至今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郭沫若先生这一论断，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并越来越为后人认可和考古的新发现所印证。著名古文字专家于省吾先生对半坡出土的彩陶上的这些刻画符号进行过考证，还有台湾学者李孝定先生的《中国文字的原始流变》，都认定半坡陶器符号里已有象形、会意、假借等方面的字。

    半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典型，彩陶上的纹理图案多以几何图形，动植物图案为主，其中发现的鱼形图案形态逼真，与古汉字中的一些“鱼”字比较，其相似程度足以让人相信汉字确实是从原始图画演变而来的。还有宝鸡北首岭遗址彩陶上的水鸟衔鱼图案，凤翔发现的6000年前彩陶片上的“太阳”图画，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盆上四个鸟形图案，与古汉字中的“鸟”和“隹”对照，十分相似（《说文》中指出“隹”是短尾鸟的总名）。

    基于考古发掘证明，可以说，仓颉造字在陕西，中国文字的主要发源地也在陕西。关于仓颉造字之说，肯定经过了历代文人的多次演绎和杜撰，但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他的可信度，仓颉之所以传名后世，是由于他做了文字的搜集、整理、统一的工作，属于原始部落造字时期的代表人物。而且神话传说中的仓颉，不但属于中国，也是属于世界的，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馆内，1939年启用的约翰·亚当斯大楼大门上，镶嵌着12个对世界文字有影响的各国传说人物，仓颉的名字就在其中!

（原标题：仓颉造字与中国文字之源）作者：朱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