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基层政权建制单位，提到县衙，上了一定年纪的人似乎还能从记忆里寻觅出一丝敬畏来。

　　因为在以前，县级政权基本就是老百姓的天，虽然上面还有州，还有皇帝，可那太遥远，一般百姓说事儿，只能到县衙。

　　县的设置有着漫长的历史。按《说文解字》：“县，系也。”《周礼》释县曰：“距王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县，亦作寰。”称寰者，或为环于王城之意；称县者，或因其距王城三四百里，有悬挂于王城之意。由此，县其实便是“隶属、直系”的意思。

　　据史书记载，“县”作为一级政权的名称最早始于西周。它的第一个行政含义，与天子有关。《礼记》载，周朝实行“封国土，建诸侯”的制度，即把国土分为两部分、十个州：一部分为“畿内”，即帝都郊区范围之内，中心半径千里为直隶一州之面积，统称为“县”，由天子直接掌管，所以称天子为“县官”；天子定期要县(悬)令于国门，所以天子又称“县令”，这和《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之说一致。另一部分则为“畿外”，共分九州，由九个 “云伯”代天子掌管。对“畿外”的广大国土，实行分封制，把土地分成大小不等的若干部分，分封给诸侯。这里的“县”，指的是距王城中心三百至四百里之间、按一定土地面积划分的一些单位，这是县的第二个行政含义，后世沿用的即为此含义。

　　到了春秋时期，各国诸侯不再将土地分封给大夫作采邑，而是采取设县的方式由自己直接控制起来，一县之政由国君选派官员去主持，这些官员不再享受终身制和世袭制的待遇，而是在国君的直接领导下实施行政管理，具有地方封君的色彩。至此，县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代名词开始粗具雏形。

　　秦统一中国后，采纳宰相李斯的建议，把灭六国和开发边境所形成的新国土划分为36郡、300多个县，实行郡县制，县才真正作为一级行政管理机构被确定下来。杜佑《通典》曰：“春秋时，列国相管，多以其地为县，则县大而郡小。”其时有说：“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到战国时期，就变成了郡大而县小。后来地方制度虽然多有变化，无论是以州统郡，还是以郡统县，县一直是地方行政单位。如唐之三级：道、府(州)、县；宋之三级：路、府(州)、县；元、明、清之三级：省、府(州)、县。州有刺史，郡有郡守，县有县令。

　　明初全国共设县1171个。政府把这些县分为三等：纳粮六万石以上者为上县，知县为从六品；三万石以上者为中县，知县为正七品；三万石以下者为下县，知县为从七品。

　　从人口与上缴田赋的数量看，明代的1000多个县中，叶县一直为上县。加上叶县地处南北交通要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又被列入赤、畿、望、紧中“紧”的一类，故县令多为正五品。

　　清沿明制，一般来说县归府管理。知县为正七品，为一县之长。知县之下，与中央、省、府所置行政机构相对应，也设置了吏、户、礼、兵、刑、工六房。

　　叶县县衙和内乡县衙有些相似

　　由县衙大门前拾级而上，推开朱红大门，便进入县衙了。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站在门内，恍如隔世，历史漫漫漶漶在周围，仿佛不灭的影子，或许是看久了电影、电视，经多了戏曲、小说的渲染，眼前竟幻化出一班衙役、耳边竟也幻出声声威喝。

　　门内东西硬山各有一班房，这便是古代“皂、壮、快”三班衙役及更夫、轿夫值班的场所。三班衙役各有分工：皂班负责内勤，司仪仗护卫，知县升堂问案，分列两旁值勤；壮班负责外务，征税赋；快班负责侦缉治安。

　　但如今这班房做了导游小姐的办公室，看上去不再是官样的威势，而是随和的人文和温馨，你要走进去，先客客气气为你让座。

　　下台阶，往前，和内乡县衙一样，便是仪门了。仪门面阔三间，也称桓门。在汉代，县治所两旁各筑一桓，两桓之间加木为门，曰桓门。宋代避钦宗讳，改曰仪门。到明代，通称仪门。仪门是通向大堂的屏障，在建筑环境上起到屏蔽的作用，在建筑气氛上起到烘托大堂庄重、森严、神秘的效果。仪门还有一个实际作用：迎送上级官员时举行礼仪的地方。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规定，下级官员不得迎送上级官员于城外，这也是其管理官吏的一项重要措施，原因是害怕官员之间相互串联生是非，违规便是犯罪。但在等级森严的明代，一般的仪式还是不能少的，于是这些繁琐的迎送仪式就在县衙内举行。仪门的设置还含有一层警示意义，取“有仪可像”之意，旨在提醒经常出入的知县要为民做表率，严于律己。

　　平时仪门中门关闭，行人只能从两个侧门出入。逢新帝登基、新官到任、上峰视察及举行重大庆典时，中门方可打开。《明会典·官员礼》载：凡新官到任之日，至仪门前下马，由官员迎入仪门之内。喜庆大典、皇帝临幸、宣读诏旨或举行重大祭祀典礼活动时，也要打开仪门。仪门东西两侧各有一小门，东边的称 “生门”，西边的称“死门”，是专为犯人而设的，提审犯人或行刑时方从这里通过。古代人重避讳，西门经常是关闭的，只有处决“死囚”的当天才打开，由衙役将死囚推出问斩，因此人们又称过西门为“过鬼门关”。

　　仪门东侧为萧曹庙，为纪念西汉名相萧何、曹参而建。秦末佐刘邦起义，起义军入咸阳，萧何收取秦政府的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和当时的社会情况。楚汉战争中，荐韩信为大将，以丞相身份留守关中，安抚秦民，为前线输送兵卒粮草，使刘邦战败后常得到补充，从物质上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起了重要作用。萧何任丞相后为汉政权制定了律令，凡处理政务，一依律令执行。在生活上提倡俭朴，不滋事扰民。这些措施使得饱受战乱之苦、穷困至极的人民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能在一定的律令下生活，自然感到环境宽松，人人自安，极大地巩固了新建立的政权。

　　曹参是与刘邦一道在沛县起兵反秦的开国功臣。公元前201年，刘邦定“元功十八人位次”，萧何居首，曹参第二，足以见其在功臣中的地位。曹参做了相国后，全部事务都不作变更，一律遵照萧何当年的规定。他把各郡国中为人质朴拘谨、不善言辞的敦厚长者召来任命为丞下所属的掾吏、长史等官，对那些在语言文辞上苛刻深求、专门追逐名声的官员，立即予以斥退。曹参做相国，出入朝廷三年，百姓称颂他说：“萧何制定法令，清楚整齐划一；曹参接替为相，固守职责而无偏失；实行清静无为之治，百姓安心社会稳定。”由于萧曹两相在治国安邦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后代统治者多以此为榜样，利用不同形式，向官员灌输两人的忠君思想。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农民皇帝，他出身寒门，曾讨过饭，还做过和尚，深知人民之疾苦，十分重视国家治理，令各地县衙内建萧曹庙，是让县令学习萧曹的治国方略。

　　仪门西侧为土地祠，敬有“土地爷”。“土地爷”简称“土地”，是道教神名，它是道教系中地位很低的小神，但民间信仰极为普遍，该是源于古代“社神”崇拜。《孝经》：“社者，土地之神。地阔不可尽祭，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祭祀日期，称为“社日”，一般分为春社和秋社。秦、汉以后，总司天下土地之神，逐渐演变为与天帝相对应的“后土皇地”，由国家专祀。而各个地方乡村之社神，则逐渐演变为土地神。据记载，最早称为土地爷的，是汉代秣陵尉蒋子文，死后成为钟山之守护神。汉、唐以后土地庙遍布全国各地，庙中“土地”常为一穿袍戴帽的白发老翁，有的在土地爷旁塑一老妇人形象，称为“土地奶奶”，道经中又称为“土翁神”和“土母神”。同时，民间乡里村社皆祀“土地”，祈祷年岁丰登，人家殷富。以前的土地祠，是不能建在县衙的。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 年)，朱元璋出生在一座破旧的土地祠中，是母亲正在干活时把他生下的，对土地祠怀有特殊的感情，所以在其称帝后不久即令全国各级衙署都要建土地祠，供奉土地神。其用意一为知恩图报，二为保一方平安。庙前设剥皮场，若遇贪官污吏，即将其皮剥下，填充麦草，置于大堂上，用实物对官员进行廉政教化。

　　叶县大堂级别不低

　　因为是五品县衙，建筑上当然与七品县衙要有所区别，叶县县衙的大堂由厅堂和卷棚两部分组成。它位于中轴线上的制高点，气势威严庄重。四周的建筑都略低于大堂，集中体现了知县在该县的中心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威。

　　大堂在古代称“黄堂”、“正堂”。县衙大堂坐落在高1.5米的长条青石台基之上，面阔五间，七架檩，进深三间，青碧绘饰。堂前的八根青色廊柱傲然挺立在八块覆莲柱础上。

　　作为县衙，虽是五品，功能也多不到哪儿去。和内乡一样，叶县县衙大堂是作为一县之长的知县发布政令、新帝登基、庆贺国家庆典、新官到任、迎送圣旨等重大活动仪式举行的场所。在古代封建政体中，实行的是“民刑不分，诸

　　法一体”的法律结构形式，知县始终是封建政治司法体系中最基层的执行者，审理案件成为知县日常工作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大堂设有公堂。公堂设在屏风之前，三尺公案上放着官印、惊堂木、文房四宝及红绿头案签。红头签为刑签，是下令动刑的；绿头签为捕签，是下令捕人的。

　　叶县大堂同样少不了正面绘着“海水涨潮日出图”的屏风。它的寓意十分明了：为官者要清似海水，明如日月。正对着公案5米开外的卷棚地面正中有一块长1.5米、宽0.5米的石英砂岩石板，石板上有一个明显的膝形凹陷痕迹，这是审理案件及平时人们拜见县令下跪的跪石。古代涉案的原被告及证人上堂都要跪下来回禀县太爷的审问，即使是下级吏员，在禀报事情时也要跪下说话。深深的凹痕，见证了叶县县衙的沧桑岁月。

　　公案两旁，照例竖着肃静、回避的牌子，东西两旁的刑具架上，插放着10根黑红各半的“水火无情棍”。这些“水火无情棍”又叫皂板，它其实不是刑具，是让威仪即站班人员用的，至于对犯人行刑则另有刑具。公堂用刑男女不同，男人多打屁股，这与唐太宗李世民有关。唐朝以前刑罚没有固定部位，加之衙门里面隐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黑暗与龌龊，所以公堂上常常出现打死人的场面。一天，李世民看到一张针灸图，发现腰背部穴位很多，而屁股上穴位相对少些，由此受到启发，就下旨：但凡是公堂上对男嫌疑犯行刑，改成打屁股，从此成为一种定例。对于女嫌疑犯，则用特制的刑具夹她的手指，十指连心，想想吧，女人，细皮嫩肉的，哪见过这样的阵势，一般经过这样的刑罚，嫌疑犯早早就招供了，当然这招供也包括屈打成招的。明代县级公堂上最常用的刑具男为夹棍，女为拶子。

　　像所有影视作品里的场面一样，审案时，堂役击堂鼓三通，三班衙役分两厢站定，齐声高喊升堂，知县身着官服坐上大堂，然后带原被告上堂。由于古代缺乏宣传工具，一般审理案件都要公开进行。这样做，一是显示公道，二是教化百姓。案件审理完毕，也要击鼓三通，叫做退堂鼓，有清场的意思。

　　和内乡县衙不同的是，叶县县衙大堂前有一个卷棚。可别小看了这个狭长的棚式建筑，要是官员不够级别，那是断不能建造的。它源于宫殿、庙宇中拜殿的建筑形式，用于官署衙门，是高级别官衔的官员在建筑形式上的反映。叶县县衙现存卷棚建于清同治年间，由当时知县欧阳霖主持增修。欧阳霖原在河南中牟县任职，后任上加任，调署叶县事，以增修卷棚来突出自己身兼两职的特殊性。而这样的卷棚，据说是我国现存县衙中唯一的一座。【原标题：叶县县衙”系列之二　叶县县衙有点儿“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