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关斋，一个让很多商丘人不太在意的地方，很可能在历史上也是不经意间的一瞥，因为作为斋会，并不稀罕，佛产生后的数千年里，斋会犹如日出日落，是生活里很平常的一页，但因为颜真卿的书法，这一页不再平凡。

　　实际上，八关斋此地的意义不止一个盛会，一方书法。

　　商丘市睢阳区文联主席张学勇先生介绍，这里还有一些人们熟知的故事和传说。

　　禹王锁蛟龙的传说，全国各地有很多，在这里也被传得煞有介事，因为这里有一口井，据说就是禹王锁蛟龙的地方。相传，很久以前，有一条作恶多端的黑蛟龙，它处处与黎民为敌。有一次它又兴风作浪，致使宋州城外一片汪洋，城内房屋倒塌，淹死砸死者不计其数，禹王知道后，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决心惩治黑蛟龙。

　　于是禹王变成一位慈祥的老妇人，提着饭罐，迎着蛟龙缓缓走去。蛟龙发水后又渴又饿，将饭罐夺去。老妇人道：“我儿子几天没有吃饭了，这是送给我儿子的，你不能拿走啊。”蛟龙厉声说：“我想吃就吃，你能把我怎么样？”说罢，端起饭罐，一口气将里面的面条吃了个精光。老妇人冷冷一笑道：“屡教不改的畜生，多行不义必自毙。”蛟龙勃然大怒：“老乞婆！你敢骂我！我要你的老命！”上前便去打老妇人。只听老妇人道了声“停”，黑蛟龙便动弹不得；又道了声“变”，只见黑蛟龙刚喝过的面条立即吐出，霎时变成了锁链，将黑蛟龙捆了个结实。蛟龙这时才恍然大悟，知道上了禹王的当，可是为时已晚。从此，黑蛟龙就被锁在了这口古井里。古井上确有锁链，锁链－看上去也有类似血迹的东西，当地老百姓传说这就是蛟龙的血。

　　传说的东西不足作为信史，但它放在八关斋，就有了特别的意义：八关斋之地，一个自古以来就不太“安宁”的地方，一个在历史沉浮中起伏跌宕的地方。

　　八关斋碑风雨剥蚀中独立于世

　　佛教信徒中，有出家修行和在家修行之分。八关斋戒，就是佛陀为在家弟子制定的暂时出家修行的戒律和斋法。因为在家－俗务忙碌，无暇修行，佛陀悲悯，为让他们既过一日一夜的出家人的清净生活，种出世善因，又能适应在家生活的特点，所以制定在家人的出家戒，即八关斋戒。

　　“八”指八条戒律，即“八戒”。“戒”有止恶防非的作用，是法身慧命的“护身符”；“斋”指不非时食，即过午不食，有净化身心远离妄想的作用；“关”指关闭，即关闭众生生死之门，因为众生生死的关键就是淫欲与饮食。淫欲是生死的根本，饮食是生死的助缘。饱暖思淫欲，为了抑制淫欲心，所以要持斋。这便是八关斋戒的意义所在。

　　八关斋戒可以在佛前自受，就是将《受八关斋戒法》一文至诚读诵一遍，即算受戒，不必去寺庙。时间方面，六斋日中，假若有事，可提前或移后。泰国法身寺为方便居士，在每周星期六清晨受八关斋戒，让受戒人在寺院过一日一夜清净的修行生活。如果是已受菩萨戒的居士，按《居士菩萨戒》规定，每月六斋日（农历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应受八关斋戒。

　　八关斋戒，包含五戒和沙弥十戒。受持五戒，虽可不堕三恶道，成为人天道善人，但不能了生死，出轮回。而受持八戒则可出离生死轮回；受持八关斋戒，兼修定慧，可证四罗汉果；受持八关斋戒，念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但这样的佛学善意和戒忍，却没有让八关斋得以安枕，颜真卿书写《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也难逃劫数，屡经磨难。

　　据张学勇先生介绍，已故商丘书法家程德卿生前考证，竖碑73年后，即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因皇帝痛恶僧民耗蠹天下财力，下诏大除佛寺。“凡熔塑绘刻堂阁殿宇关于佛祠者焚灭销破，一无遗存。遣御史复视之，州县震畏，至于碑幢铭镂赞述之类，亦皆毁折瘗藏之。”一时间，与佛事有关的塑像、绘画、碑幢等一概被销毁。开元寺及“八关斋”碑也在这场劫难中毁坏。因该碑“大不可折，遂錾凿缺败以仆之”。时隔五年，一位名为崔倬的人到睢阳任宋州刺史，为寻访前贤事迹，寻找到被毁的“八关斋”碑，但此碑已是“瘢痍坏失，文义乖绝，寻泽研究，不可复知”。后来，崔倬从前任刺史唐氏家中求得原碑文拓片，命令工匠将“八关斋”碑重刻立于原址。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夏，黄河泛滥，睢阳古城被滔天洪水所吞噬，开元寺遭受灭顶之灾，整个寺院瞬间荡然无存。明武宗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重筑新城时，新城址“为避洼趋高乃徙而北之”，今天的睢阳城南门即为睢阳古城的北门处。清嘉庆十九年，为防水患，在城外重新修筑护城大堤。

　　“新堤筑成，水患有防”，于是在开元寺原址北端建大殿三楹，原来立于开元寺山门内东侧的“八关斋”碑，则被留在新修的大堤南侧。嘉靖二十九年，在碑亭北面、护城堤南侧修建三间大殿。当时，正逢一位名为王楠的巡抚御史到此视察，由地方官吏陪同观看此碑。王楠认为：“八关者乃佛事戒规也，而饭僧忏悔，事不雅驯，不足传于后也。”而书写此碑文的颜真卿高风亮节，取义成仁，“宜以废寺为鲁公祠，以表风节，且令郡中有以知鲁公也。”于是，命令地方官吏将拟放佛像的三间大殿，改设颜鲁公之神主牌位，春秋祭祀，并为其题写“颜鲁公祠”。从此，“八关斋”碑亭的三间废寺，便改为“颜鲁公祠”。明崇祯年间，为防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再次攻城，开始加固城堤，与护城堤毗邻的“颜鲁公祠”被拆除。护城河被加深加宽后，河水漫浸到“八关斋”碑石，后来，该碑被西移至护城河约35米处。到了清顺治年间，告老还乡的国史院大学士宋权，为“八关斋”碑修建了碑亭。康熙年间，又有人在碑亭北侧修建大殿三间，供奉佛像，复名开元寺。

　　新中国成立后，“八关斋”作为文物得到保护，1952年商丘县人民政府将八关亭修葺一新。可惜，这个早在1963年就被河南省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八关斋”在“十年动乱”中被毁。历经一千余年的“八关斋”碑被推倒在地，断为两截。后被当地文物部门收藏。

　　上世纪90年代初，当地政府又重新修建“颜鲁公祠”，重刻“八关斋”碑于祠内。

　　2008年9月，记者前往八关斋时所见到的完整的“八关斋”，其实是重刻的，颜真卿真迹保存在亭后的展室内，那是断残的八关斋碑，其上能看得到历史的沧桑痕迹，也能让人洞见过往的古老和陈旧，更显示了碑的珍贵。

　　八关斋碑险落日本侵略军之手

　　实际上，除了自然的剥蚀和战乱的冲击，几十年前，八关斋碑还经受了抗日战争的“考验”。

　　这是让商丘人津津乐道的过去。

　　那是1938年5月，其时，日本侵略军向中原地区大举侵犯。至6月，一支由太平三郎小队长率领的日寇先遣队突然向商丘古城扑来，他们不为别的，目的就是要抢掠开元寺内的《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石碑。

　　原来，这个日寇小队长太平三郎特别喜欢中国书法，而且是个中国书法通，他不但知道碑文上的刻字记载了中国唐朝当地官吏为当时的河南节度使田神功办八关斋会的史实，还知道，这石碑上的碑文是由颜真卿亲书、难得一见的书法艺术珍品。

　　面对这样一通珍贵的石碑，太平三郎率领的日本小分队，气势汹汹而来，想明目张胆地抢掠石碑。不独如此，他们还早已计划好通过陇海铁路把石碑掠运到日本本土。但是，面对三米多高的石碑，太平三郎也知道搬运起来十分困难，更令他们没想到的是：附近村子竟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为日本人搬运石碑。苦等了3天，搬运人数还没凑齐，太平三郎终于恼羞成怒，下令由军队搬运石碑。这个消息很快震惊了商丘的乡绅和百姓，当地商会急忙召集地方士绅商议，这石碑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国宝，决不能让日本人掠走。与此同时，太平三郎也开始进行部署，决意先乘夜偷盗石碑，如果不成，便武力军事解决。

　　石碑面临蒙难，情况万分紧急。怎样才能既阻止日军劫掠又保护好石碑呢？对此，人们想了很多方案，最后决定智取。

　　这一天，天刚蒙蒙亮，几辆军用卡车悄悄开到开元寺，太平三郎企图趁人们还在睡梦中时，把石碑偷运到火车站。可是，当他下了卡车一看，一下子傻了眼，只见近百名学生和百姓团团围坐在石碑前，他们面前放有笔墨纸砚，正在聚精会神地临摹颜氏书法真迹，乡绅们在老会长的带领下，给同学们讲解着颜真卿书法的精髓，面对众志成城的商丘百姓，这种默默的示威，让太平三郎非常惊奇，他似乎明白，中国人之所以能写出好书法，是与他们的民族气节和情感分不开的。太平三郎不敢轻举妄动，只好下达了撤退命令。紧接着，一场无声的拉锯战又开始了，为了防备日军再次偷盗石碑，开元寺巡更的更夫增加到了十个人，他们轮换值班，在寺内外巡逻，一有情况便鸣锣，百姓们就会前来保护石碑。更让日军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商丘的百姓还秘密联络了游击队，一部分人在家护宝，另一部分人跟随游击队，乘着夜色悄悄扒掉日军白天修的铁轨，一连几天，日军无法盗走石碑，还耽误了修筑铁路的工期。没办法，太平三郎只好打消了盗抢石碑的念头，撤走了。为保险起见，日军刚一撤退，村民们就连夜把石碑埋了起来，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将石碑取出，让这件国宝重见天日。

　　保存于八关亭后展室内的这通八关斋残碑，是颜真卿的真迹，其古老和陈旧的相貌显示了历史的沧桑。

　　八关斋传说中的禹王锁蛟井（李红军）【原标题：商丘八关斋里的小社会系列之二　八关斋的历史浮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