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群让人尊敬的老人，已退休或接近退休，他们同属于姜太公古文化研究会的成员，痴迷于太公研究或数年或数十年，自己搭工夫费钱力，不求报酬。理由很简单，就因为自己是姜太公故里人，就因为对姜太公发自内心的尊重。

　　或许正是因为对姜太公事业的热爱，他们在研究姜太公文化方面都或多或少有了些建树。

　　不说随行的王振中先生，单是卫辉市从事太公文化研究的，就有数十人。

　　这是记者自开始厚重河南采访报道以来，所见到的一地某一专题文化研究的最庞大队伍。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下午，因为到达姜太公故里太公泉镇太晚，又因为刚刚落过雨，通往姜太公遗迹的路泥泞难行。是晚，记者不得不返回卫辉，住在了卫辉宾馆。

　　晚餐后，这些老人中的一些，如李志清先生、姚金泉先生、韩凤岭先生、孔令奎先生、王习敬先生先后来到记者的房间，共话姜太公，而李志清先生和王习敬先生是特意从二三十里外的太公泉镇赶来的，当晚还得回去。对于姜太公文化之热爱，由此可见一斑。

　　当晚座谈后，已是十二点多了，目送这些老人一个个走进夜色，我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一直以来，我总是坚信，一个人专心痴迷于一桩事业，只要假以时日，总会让老树发芽，石头长花，草木生情，那么这么多老人加起来不下二百年对于姜太公文化的研究呢？

　　据说山东人为了把姜太公争到山东，组织很多专家出了一系列有关姜太公的书，但这些老人，以自己的努力，在姜太公故里，在卫辉，树起了一棵大树，一棵有关姜太公在卫辉的不倒的文化大树。

　　老人们的太公情结

　　这是一次让人心里很柔软又很感动的聚谈，老人们畅所欲言，几个小时的访谈，对于姜太公文化大树的把捉，显然不够。但它却让我触摸到了老人们的心，洞见了姜太公回归卫辉的过程。

　　很久很久以前，除了《封神演义》里的姜太公，姜太公实际上是被人们遗忘的，卫辉人也不例外。

　　李志清先生说，自己就是太公故里人，从小就听过关于姜太公的很多传说，但并不知道姜太公就在卫辉，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让他开始走进姜太公的世界。

　　那是１９８０年９月８日，当时几个日本人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太公泉，说是考察太公故里。这给了李志清很大的触动，其时只有２８岁的他，便对姜太公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因为此前就李志清所知，太公泉有姜太公的庙，庙就在他所执教的太公泉村小学，而那庙是很小的一座庙，当时还被小学占着。

　　日本客人走后，李志清开始留心有关姜太公的文化遗存，因为凡事都要讲个证据。皇天不负有心人，结果还真让他找到了东西，那是１７４８年立的“重修尚父殿碑记”和“文化大革命”时被破坏、如今只剩半截的“太公故居”碑。

　　这让李志清很有成就感，兴趣也由此大增。

　　就这样，到１９８４年，他鼓动镇领导开发太公泉太公庙。但开发一拖再拖，太公泉镇的每一任都表示要开发，都想做这件事，但等调走了也没开发成。实际上没开发成，归根结底是经济匮乏。

　　这一拖就是十几年，直到１９９９年，李志清终于做成了一件自研究太公文化以来最得意的事。鉴于当时台湾、香港及外省、本省很多姜姓人士不断来太公泉太公祠祭祖，李志清就提议另建一处姜太公祠。

　　提议很快得到各方支持，四个月后，一个新的姜太公祠建在了太公泉镇东侧。

　　李志清说，这也算自己对姜太公文化做的一件事吧。

　　６９岁的姚金泉老先生提到姜太公，颇有些激动：“姜太公出生在卫辉，全世界都知道，但有些地方硬是要争，我们研究姜太公文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拿出更多的证据，让姜太公锁定在卫辉。”

　　实际上，老先生们的努力是明显见了成果的。

　　２００１年农历八月初三，山东日照举办世界钓鱼节。节日期间，要举办一个姜太公的研讨会，同样执著于姜太公文化研究的耿玉儒先生要代表卫辉发言，有一个姜姓的太公后裔不耐烦地说：“姜太公的出生地就在日照，这没有什么可争论的。”

　　但等到耿玉儒发完言后，与会的人没什么可说了，反过来都说：“你们说得好，姜太公故里就在你们卫辉。”就这样，日照钓鱼节反成了卫辉是姜太公故里的宣传节。

　　“我们的发言为什么能赢得与会代表的赞同，说到底，是我们的实证多、资料翔实，而这，与各个研究者的研究分不开。”姚先生说。

　　“全国有十一处争太公故里，但卫辉一处的证据比其他十处加在一起的证据还要多。”王振中先生说。

　　所有这些成果，是研究会专家们辛勤研究的结果。

　　就拿王振中先生来说，为了查实有关姜太公故里在卫辉的每一个小问题，他到北京自己出资，一次就买了３０００多元钱的书，５年时间看了不下５０００万字的研究姜太公文化的专著，他还常常骑自行车从新乡到卫辉，实地考察。为此，眼累出了毛病，现在看书要拿放大镜。

　　６７岁的韩凤岭先生说：“姜太公古文化研究会成立后，连买一张纸的钱都没有，但我们还是在２００２年自费召开了太公文化研讨会，我们开发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对得起太公，也是为了对得起卫辉人。”

　　其实，研究会的每一个成员境况都差不多，孔令奎先生说，自己１９８１年就开始研究太公文化了，当时为了搜集资料证明卫辉就是姜太公出生地，都是自筹资金印资料。

　　正是这些老人的努力，让卫辉成了姜太公出生地证据最多、资料最翔实最可靠的地方。

　　太公遗迹卫辉最多

　　按照卫辉市及河南省专家对姜太公故里的历史轨迹调查，锁定姜太公故里在卫辉的，是任何别处都没有的完整实物证据，其中包括庙宇、碑记、地名等。

　　在卫辉，姜太公的庙宇创建早，数量也最多。根据乾隆二十年的《汲县志》记载，太公庙在卫辉就有五处，其他庙宇附设有太公殿两处。其中现存的距县城西北三十里的太公泉村太公庙，建于汉代初期。《水经注》载曰：“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生于汲，旧居犹存，君与高、国同宗太公，载在《经》、《传》，今临此国，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义。’于是国老王喜，廷椽郑笃，功曹盼勤（或曰邵勤）等咸曰：‘宜之’。遂立坛祀，为之位主。”这是东汉时期太公泉建有太公庙由来的一段史证。东魏武定八年（５５０年）重修了这座太公庙，汲郡太守穆子容撰了碑文。

　　卫辉的碑刻因为记载较多、时间最早，也成为姜太公在卫辉的有力证据。

　　如东汉汲令崔瑗创建的《太公庙》碑、晋武帝太康十年（２８９年）汲令卢无忌创建《齐太公吕望表》碑、东魏武定八年（５５０年）汲郡太守穆子容《修太公望祠》碑、清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年）卫辉知府加伍所立“姜太公茔葬处”墓碑、清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年）巡抚毕源《修太公庙》碑等。

　　其中以《齐太公吕望表》碑最为有名，此碑是太公裔孙、自太子洗马来为汲令的卢无忌尊祖修庙的碑记，卢无忌根据在汲县出土的《竹书纪年》，确认了太公的籍贯，所以，碑文的第一句就说：“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人也。遭秦焚书，史失其籍……”《竹书》是魏国的国史，因埋藏在魏安　王墓中免遭秦始皇的焚书。《竹书》的撰写时间和所记史实当比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更早，距离姜太公的年代更近，史料的可信程度更大。所以，宋朝的董追对姜太公的史实研究后说：“《竹书》最古，所书宜可信。”我国史学家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中关于姜太公的卒年，就曾引用过《齐太公吕望表》碑的碑文。
　　另外，在卫辉，以姜太公命名的纪念地也最多。

　　按专家的考证，卫辉以太公名字命名的泉水，最初有太公泉。《水经注·清水》载：“汲县城西北有石夹水，飞湍浚急也，人亦谓之　溪，言太公尝钓于此也。”说明汲县西北三十里山村中的这片泉水原来叫“石夹水”，也叫“溪”，俗称“钓鱼沟”，因太公早年常在此钓鱼，以自养谋生；后来，因姜太公筹划伐商纣王，往来周旋于孟津、朝歌一带刺探商纣情报，也大多在这个山村垂钓，以思考施展鸿图之志。所以，后人就以太公命名此泉水，为太公泉。

　　有明以后，以泉命名村，如前太公泉村、后太公泉村，逐渐发展为今日的太公泉镇。明代，在汲县县城西关熟肉火街北头，建一太公庙，该街道就以太公命名，为太公庙街。原熟肉火街南端，因太公早年在此屠宰卖肉，就保持熟肉火街名不变。而直到现在，位于卫辉太公泉镇的县第四中学院内，还有太公祠。清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中州大儒李敏修偕王静波、王锡彤与卫辉知府于沧澜创建卫辉府经正书舍于卫辉城内道西街，经正书舍之绍闻堂内，供奉有卫国乡贤３２人，其中将卫武公、卫灵公与姜太公并列为“一国之君”同祀，命名为“卫之冠冕”。此外，还有以太公命名的吕村。１９８３年４月吕村出土吕　墓志，名为《魏故诏假河乐太守吕君墓志》，志文说墓主人于“武定一年（５４３年）改定于朝阳乡太故里。”即迁葬于太公的故里吕村。北魏时，吕村称“朝阳乡太公里”。是以太公命名的故居之地。所以，《水经注·清水》载：“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生于汲，旧居犹存”。文献记载与出土墓志是吻合一致的。

　　地方文献对姜太公故里的记载，每每见于卫辉史籍方志。

　　除地方志书以外，姜太公故里在河南卫辉（原汲县）记载的文献典籍也有很多，如春秋时的《孟子·离春》和《孟子·尽心》，战国时的《战国策·秦策五》和《汲冢书》（即《竹书纪年》）、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清代武亿的《金石三跋》和《授堂金石跋》等。

　　耿玉儒先生认为，“这些文献史籍与地方史志的太公故里记载、历代的金石碑刻记载，相互参照，互为增补，较为充分地提供了卫辉太公故里的可靠信史。”【原标题：一代“谋圣”姜子牙的前世今生系列之二 老人们的心愿：留住太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