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通碑是东汉延熹二年（159年）刻立。碑文为汉代公文体裁，内容分三段，第一段是南阳郡太守告诉大家，说有乡民张景愿意拿出钱来，包做举行立春仪式时所需要的土牛、瓦屋栏盾等设施及犁、耒等一切用具，并请求免其本家世代徭役，郡府同意这事。第二段意思是某官吏拟写和发布文件，并遣张景建造深有五架椽的瓦屋两间，周围栏盾拾尺和其他什物。第三段文字残缺过多，从现存文字推断，大意是讲，张景这事政府处理完了，特此告知大家。三段内容结合起来，将“张景造土牛”的来龙去脉都讲清楚了。

　　土牛是什么东西呢？它又叫春牛，用藤竹扎成，外抹以土。旧时风俗，立春前一日有迎春仪式，由人扮“勾芒神”，鞭土牛，由地方官行香主礼，叫做“打春”。有古诗云：“不得职田饥欲死，儿侬何事打春牛。”宋代文学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看来“打春”是历代皆有的政府行为。

　　“这通碑出现的地方，正当东汉宛县城南门外，即当时举行立春仪式之处。张景，史书无载，当是本地一名乡绅。碑文中‘右丞’、‘追鼓贼曹椽’等，都是当时官名，汉书不见记载，据此可补史阙。记录的这件事，也可为研究南阳汉史及东汉徭役提供重要资料。”南阳市博物馆刘霞女士说。

　　张景碑的发现，既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书法成就亦很突出，碑文字体宽扁，点、画、波、尾显明，端正工细，秀丽多姿，代表成熟的隶书体的一个流派，是汉代书法艺术精品。专家认为，“它虽出自民间无名书手，但直与著名汉碑‘史晨’、‘乙瑛’、‘曹全’等相伯仲”。

　　赵？李孟初碑都是歌功颂德

　　在南阳汉碑亭中，南边那通便是赵 残碑，只存上截，存字17行，每行5至7字，共92个字。碑首为半圆形，有穿（圆形洞眼），上面刻的三道弧线纹即弧晕，线条强劲。“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晕者”是东汉中后期常见汉碑形制，汉末魏晋以后，穿晕逐渐消失。

　　赵？残碑是怎么来的呢？

　　“1937年春，它出土于南阳城东李相公庄，是农民犁地时发现的，发现时就是通残碑。当时南阳县有个由地方名流组织的文献会，职责相当于现在的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献会就把碑收藏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先归南阳市文化馆，有了博物馆后归了博物馆。”马俊乾老先生讲道。

　　石碑上有小篆题额：“汉故郎中赵君之碑”，赵君名赵？，碑文为隶书，从残余碑文看，内容是歌颂赵？功德的。

　　馆内专家认为它是东汉初年碑，因为“碑身残缺，立碑年月已缺，赵？，史籍不载。故立碑的确切年代不可考。根据碑额右刻‘建武四年政工此口王’等隶书题名，可以判断此碑不会晚于建武四年即公元28年，这是东汉初的一通碑”。

　　也有书家持不同意见，认为“其书法内敛外拓，波磔分明，方严峻利，布局疏朗，有古厚之风，镌刻刀法似可追寻，是汉末隶书的典型风格，当是东汉末期汉隶达于鼎盛时之制”。

　　汉碑亭中，北边一通是李孟初碑，碑文隶书残存13行，字径5厘米，现仅存51字可识，是三通碑中存字最少者，它的字体端正工细，书法疏秀多姿。

　　这通碑高175厘米、宽73厘米，只是碑身下部剥落约70厘米，因此只剩下很少的字可辨识。剥落处有题记，交代了此碑部分流转经过。

　　这通碑是清道光初年白河涨水塌岸时出土的。居民因为它上头有碑穿，把它放在井池侧安装辘轳汲水。

　　1860年，河南学政景其浚给南阳知府金梁写信，索取此碑拓片，金梁在南阳县任伯雨家访到这通碑，移到南阳府衙中，镶在二堂东厢房墙上，在石碑下漫漶处刻了题跋。后来，南阳知府顾寿彤又特地为之建亭加以保护。1959年南阳市博物馆将此碑移至卧龙岗汉碑亭中。

　　“后来南阳府衙（博物馆）还向馆里要了好几回，要不回去。”马先生笑言。

　　李孟初碑碑文剩了51个字，识其大意，是李孟初官宛有德政，义民为之立神祠纪念，这通碑为神祠碑。

　　此碑出土后，名家争相著录，清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清代著名学者毕沅《中州金石记》等书中均有著录。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尚载入可识者145字，到现在，只剩了51个字。

　　我注意到，此碑碑穿处所刻“永兴二年”“年”字的那一竖，拖得特长，占了其下两字的位置，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云：“详其笔势，盖以当穿未得放笔，故于穿下不嫌过垂以伸其气，此不独可悟书法，亦文章蓄泻之理耳。”从书法悟出作文道理，翁方纲可谓体贴入微。

　　“年”字的这一拖，又和张景碑的“府”字写法相同，张景碑上的“府”字，曳脚特长，一个字占了三个字位长，呈刀币形，十分有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在汉简、帛书中所见甚多，当为汉隶书体的同一流派，是研究我国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张晓刚先生说。

　　李孟初碑书法浑朴圆劲，气宇轩昂，字形有长有扁，仪态自如，堪称汉隶中上品。

　　“每碑各出一奇”

　　三通汉碑均为隶书，却是风格多样。正如清代书法家王澍所言：“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有书家根据汉碑的书体特征和风格倾向，将汉碑概括分为三类：第一种是方拙朴茂，峻抒凌厉。张迁碑、鲜于璜碑等为代表，保持着早期汉隶朴拙博大气象。第二种典雅凝整，法度森严。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张景碑等为代表，为典型的庙堂正体，刻写俱精，八分披拂，装饰意味极浓。第三种奇古浑朴，诡谲多变。此派汉碑隶变程度不高，具有强烈的复古倾向。

　　从甲骨文到金文、小篆，汉字形式尚未摆脱象形阶段，笔画形体还不够固定。到了汉代，隶书取代篆书，成了汉字的主要形式。文字学家将这一过程称为“隶变”，它使得笔画更简洁、结构更固定，更易辨识了。以后产生的草书、行书、楷书，均源于隶书。汉隶的尊崇文化地位，历经魏晋南北朝不衰，直至初唐才遭到动摇。

　　汉代“隶变”的完成，有赖于一个物质载体，即石碑，也就是说隶书与碑的结合，才在终极意义上为隶变完成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三通汉碑，无一例外地，字最初经过书丹时是用笔写出，再由石工镌刻。

　　石工技艺再精湛，也不可能将原来笔意完全表现，所以落在石碑上，隶书点画含蓄凝重，不像墨迹上的字笔画纤巧，笔锋流转清晰。细细品读起来，还需透过刀锋见笔锋。

　　那么“隶变”到底变了什么？汉代隶书，相较之前的小篆，又有什么不同呢？

　　汉隶是小篆的省易写法，改篆书圆转的笔画为方折，变弧线为直线，并截断了篆书的笔画，行笔中有停顿和换笔。这些原因造成了隶书方正的体式，为方块形汉字奠定了基础。隶书还由于点画俯仰呼应的产生和波势挑法的确立，产生出了一波三折、蚕头雁尾的横和分张外拓的撇捺，成为隶书最有特征的笔画。

　　专家点评

　　汉代南阳是全国大郡，经济文化发达。东汉时期，南阳是光武帝刘秀发迹之地，号称“南都”，当时立碑树碣者很多。但东汉至今近两千年，留存至今的汉代碑碣凤毛麟角，其中南阳卧龙岗汉碑亭内所立三通汉碑，即东汉桓帝时期“李孟初碑”、“张景造土牛碑”（简称“张景碑”），以及东汉时期的“赵碑”，在汉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研究汉代书法艺术、研究汉史和南阳地方史，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文物和文化价值十分突出。【原标题：河南城市博物馆“镇馆之宝”不完全系列豫南篇之一　南阳三通】

　　点评专家：

　　南阳市博物馆副馆长张晓刚

　　赵？残碑

　　“所处时代：汉代器物规格：张景碑高125厘米，宽54厘米赵？残碑高85厘米，宽79厘米李孟初碑高175厘米，宽73厘米碑身下部剥落约70厘米

　　来 源：民间征集

　　藏 馆：南阳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