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砚为黛黑微带褐色的上等端石所制，纯正秀嫩，温润如玉。砚堂周围的水池如水渠般围绕砚堂四周，故该砚又名“水渠砚”。这是目前发现的为数不多的一种砚形。此砚体型较高，砚体前后宽度一致，有厚重之感。从此砚的形制及铭文内容看，该砚应为明代时期雕制而成。

　　从砚背的铭文内容看，该砚的始有人为明代的王鏊。王鏊(公元1450—1524年)，字济之，别号守溪，晚号拙叟，江苏吴县 (今苏州)人。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乡试，次年会试，皆第一(解元、会元)，廷试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一时盛名天下。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以吏部左侍郎兼学士入内阁；不久，进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翌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衔。王鏊为人正直，敢于直谏。其时，宦官刘瑾弄权，陷害忠良。王鏊与之抗争，并联名上书，终因势单力薄，孤掌难鸣，遂连续三次上疏辞官，以武英殿大学士致仕。王鏊回苏后，一直潜心读书和著述。他崇尚经术，还身体力行地使弘治、正德年间的文体为之一变。著有《姑苏志》、《震泽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等，是明代文学家之一。明嘉靖三年 (公元1524年) 王鏊病逝。谥曰“文恪”，墓葬洞庭东山。

　　此砚铭是王鏊于“弘治甲子”即弘治十七年(1504年)在京邸(今北京)所书。铭文中说此砚所雕饰的动物为蜼，也即“宗彝”，王鏊考释了古人常将这种动物图案刻于器或绣于服上的原因，并将此砚直接命名为“宗彝砚”。

　　“蜼”实为一种长尾猿，《山海经》中记载有这种名叫蜼的动物。

　　彝本为古时一种盛酒器，常用作宗庙祭祀的礼器，为国家的重宝，是国家的象征。宗彝也是天子冕服上象征统治权威标志的十二章之一。后汉郑玄诠《周官》司服条中把《虞书》十二章与《周官》五冕内容相结合，把毳冕中的虎彝、蜼彝合在宗彝上面，即于宗彝上画上虎、蜼之形“谓宗彝也”，这里明确地提出了“蜼”即“宗彝”。所以王鏊在砚铭中说：“攷《尔雅》之蜼，即《虞书》之宗彝”。

　　王鏊在砚铭中说宗彝“性孝而清、礼且多寿”，宗彝具有多种象征寓意。首先宗彝为宗庙之祭祖礼器，表示不忘祖先，即宗彝是礼的象征。其次宗彝又是智慧、多寿、忠孝、威武等的象征。

　　砚铭中称古人将宗彝“刻之于器，昭良弓以也”。良弓本是指好的弓箭。良弓与国家政事联系在一起始于唐太宗，《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才也”。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斜，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唐太宗于是感叹道：“朕以弓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从而从制弓之道中参透出修身、治国之理：木心正则弓良，人心正则才俊。于是下诏要求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夜宿中书内省，以便自己一有机会就召见他们，询问宫外之事、百姓疾苦及政事得失。此后，人们就常将“良弓”与治理国家联系在一起。所以王鏊认为古人刻宗彝于器上，是作为“良弓”的比拟，寓意为皇权的威严或国君的圣明。而他自己是否也寄情于砚，以宗彝作砚之装饰来期盼如唐太宗一样圣明的国君呢？

　　从砚左侧的“太原阎若鐻藏”刻铭看，该砚后来的主人应为阎若鐻。阎若鐻，字百诗，号潜邱，祖籍山西太原。他学识渊博，为我国考据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又是清初的经学大师。其一生学术成就繁巨，经学、地理、历史详细考证，著述十余种，其重要著作有《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潜丘札记》《毛朱诗说》《经学论》等。尤其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证明了古文《尚书》之伪，渐开学者疑经之风，成为我国学术史上的不懈之作。此砚成为考据家阎若鐻收藏的墨宝珍品，大概也与王鏊的砚铭内容颇具考释的特点有一定的关系。

　　明代是一个藏砚之风大为流行的时代，一些士大夫等文人也都参与到砚台的雕刻当中，他们不仅参与砚的选料，而且还参与砚的设计与制作，所以明代的名人砚出现很多，并且砚石的典型样式也非常丰富。明砚一般端庄厚重，大件作品居多，纹饰简练不甚繁琐，具有精(精致)、约(简练)、厚(敦厚)、雅(典雅)的鲜明特征。该砚即为一方典型的明士大夫砚。它选料考究，造型古朴，其挺秀简约承接了宋砚之清风秀骨，体积品相显示了明人崇方正浑厚之时尚。

　　综上所述，该砚始拥有者为明代的王鏊，他在砚背刻铭留记以表心志，后来盖砚由清代的阎若鐻收藏。砚背、砚侧的不同时代、不同字体的书铭赋予了该砚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其具有了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原标题：南阳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刻铭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