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阳峪里说绞胎”系列之三 (2)
2013/8/30 14:28:50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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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只有佛家所说的“放下”——在政治舞台放下“君子与小人”,国家才会安宁。不然,谁在台上,都会依仗权威,就去骂在野之人为“小人”。如此这般,争斗必将愈演愈烈。这,已为北宋一朝政治的实践所证实。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能够放下的,不是“河朔君子儒”李洵等,而是出家当了和尚的圆融寺禅家。
这一说法,有何根据?
一如焦作市文物考古队前队长杨贵金研究员所言,这么多年,在焦作古墓考古中,始终难以发现一件绞胎瓷器——尽管绞胎产地就在当地的当阳峪古窑。
但是,在圆融寺附近,乃至圆融寺故址之上,绞胎瓷片、绞胎整器,乃至绞胎瓷窖藏,时有发现。
窖藏,显然是在某种紧急情况下,如失国藏鼎一般,被圆融寺和尚当做一种神器掩埋的——也许因为宋、金或金、元之战。在当阳峪窑遗址,不时发现烧好的整窑素胎,乃至当阳峪“瓷谷”深处竟然有“死人谷”,正是一种诠释。
“灾难突然降临时,也许当阳峪陶工乃至圆融寺和尚,被逼入深谷,惨遭集性大屠杀。”释果建法师说。
圆融寺遗址所见绞胎瓷,可能是当阳峪陶工供养的,也可能是圆融寺和尚自制的。就和尚自我烧制绞胎瓷器而言,这在那个农禅并举、禅家强调自我劳动的时代,当然是极为可能的——至少,圆融寺是把绞胎瓷当做自己的灵魂、来供奉的。
“圆融”是什么?
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圆融,是佛教哲学六大核心性范畴。而“圆融”,恰是中国禅宗佛教的最高理想,无量般若,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庞朴先生认为:“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圆融’,在《易经》中叫做‘圆而神’。儒家称之为中庸之道,中和之德;道家谓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西方所谓的否定之否定,差可比拟。通俗一点说,不妨叫‘中华智慧’。说得简单点,可以叫做‘一分为三’,三分法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色,是中国思维方法的精髓。”
这里的“三”,不是只有‘三’,而是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三”。
“圆融”是中国思维方法的精髓,不只是禅家才有,只是与儒家、道家表述方式不同而已。
其与当下流行的“中和”,相似相类。
玉壶征心
无论圆融,还是中和,作为中国思维方法的精髓,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作为一种哲学与智慧,它们包括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都离不开“技术操作”。
当然,这种技术层面上的操作,与古哲先贤的思考,是有互动作用的。甚至不是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人与自然的一种耦合。
只有耦合,才能通向圆融与中和。这就是“和如羹焉……君臣亦然”与“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就是五味调和、五音俱全与万事圆融。
五味不能只有一咸,五音不能只有一宫,陶器不能只有一黄,还要青、白、赤、黑,五色俱全。
但是,从技术层面上讲,制陶当初,就将赤、青、黄、白、黑五色“绞”在一个陶胎上,就是能“绞”,但过火之开裂问题,也是不能从技术上予以解决的。
也就是说,在同一陶器上,五色和谐存在,是当初的烧造技术所不能支撑的。
随着技术的发展,两种乃至三种不同颜色的泥土调和在一起,能够烧成器物时,古代陶工怎能不付诸实践,在同一器物上铸造五色调和?
是故,先有了巩义窑的绞胎陶,再有了当阳峪窑的绞胎瓷。
大都是两种颜色的泥土或瓷土相绞,少数也有三种质性不同的泥土或瓷土相绞。
从色彩细分上说,专家一般把绞胎胎体的颜色视为白、褐二色;对于像我这种对颜色并非敏感的人,特别是对色盲而言,就是黑、白二色耳。
因此,我愿意相信,唐、宋之人在绞胎胎体上探索的,无非就是个二色调和,阴阳相生;他们解决了的,也只是以胎装饰瓷器中的二色相生相克的问题。至于将五色瓷土在绞胎瓷上的调和装饰,也许他们尝试过,偶尔能够见到的,也就是个三色相绞。
当此之时,以釉色装饰瓷器,因“钧红”的成功创烧,而有了五色调和的瓷器——钧瓷。宋代钧官窑完成了“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梦想,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伟大创举。
如果说钧官窑以五色之釉装饰瓷器的创新,还走在当阳峪窑只能以二色之胎装饰瓷器前面的话,(以胎调和五色,主要出自人工;以釉调和五色,主要仰仗窑变;倘若强说难度,以胎人工调和五色,更为困难一些——绞胎装饰做到五色和美,难;烧成绞胎做到不开裂而五色相生,更难)那么在器型上,钧官窑的代表之作,主要是复古,学习青铜古器,如出戟尊等;当阳峪绞胎瓷的代表之作,则主要是创新器型,是不远流行的玉壶春瓶、梅瓶等。
玉壶春是宋代瓷器中具有时代特征的一种典型器物,其造型,则是由唐代寺院里的净水瓶(佛家器物,盛装佛家圣水,简称净瓶,梵名kalasa)演变而来的。只是净瓶,盛装圣水;玉壶春,则常被酒家盛装酒水。
玉壶春基本形制为撇口、细颈、垂腹、圈足,以变化柔和的弧线作为器皿的轮廓线,造型特征是:颈细,颈部中央稍微收束,自颈部下部逐渐扩展放开,过渡而为杏圆状下垂腹,曲线变化圆缓;圈足较大,或内敛,或外撇。该瓶造型,定型于宋,经宋、金、元、明、清、民国以至现代,都是中国瓷器造型中的一种典型器物。
玉壶春瓶既然由净瓶而来,当初自然要盛装佛家圣水,而后或装水以作报时滴漏,或盛酒以作酒家之瓶,再后而变为中国瓷器中典型的观赏性陈设“赏瓷”。
关于玉壶春瓶,一般以为因宋人诗句“玉壶先春”而得其名;也有人说因唐人“玉壶买春”之句而得其名。“玉壶”出现早于宋,实指玉制之壶。因为古人常以瓷比玉,是故,也将瓷壶称为玉壶。至于“春”,就是酒;“买春”,就是买酒。
除玉壶春瓶之外,在圆融寺附近还出土有窖藏绞胎瓷梅瓶。
关于梅瓶,清末民初许之衡著《饮流斋说瓷》云:“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
梅瓶,古称“经瓶”,实与梅毫无关联。
《宋史·职官志》云:宋代皇帝特设讲经制度,请大学士等为高官乃至皇帝讲读四书五经。讲经制度衍生出筵席乃至讲经用酒——讲经结束,皇帝总要设宴款待讲官与参加集体学习的官员。“经宴”之上,酒、瓶并美,这种专用的盛酒之瓶,被宋人称作“经瓶”。“经瓶”装酒,尊贵至上;皇帝请客,对饮者亦是至高荣誉。
自然,“经瓶”也是这一“国宴”的重要标志。
“经瓶”虽可插梅,但总归是酒瓶被后人误定为花瓶——还是插梅花的花瓶。
净瓶,是佛家器物,演化而为装酒的玉壶春瓶;至于“经瓶”,就与佛家无关,佛家亦可学习皇家的讲经制度,将其引到讲说佛经上——只是不再装酒而已。不然,绞胎“经瓶”当不会窖藏在圆融禅寺。
从玉壶春到梅瓶,都可盛水,都可装酒,都可观赏……它们的轨迹,或与禅家相关,或与皇家有缘。不然,其不会作为经典器物,自赵宋以降,盛行千年,流行于今。
考察其与佛家的关联,可知其功能演化,可窥其古今之变。
概而言之,不知玉壶春瓶与梅瓶的演进,也不晓得圆融寺缘何视其为圣器耳。
凡此种种,不是一句流行的“一片冰心在玉壶”,就能一下子说透道明的。【原标题:“当阳峪里说绞胎”系列之三】
责任编辑:C006文章来源:大河报 2009-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