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阳峪绞胎瓷被赋予文化人格,被称为“瓷中君子”、“君子之瓷”,与范仲淹“君子有党”、欧阳修《朋党论》“君子与小人”的政治主张与理论休戚相关。
宋代士大夫谋求君子与君主共治天下,“以能辨君子与小人”的虞舜与周武(周武王)为“聪明之圣者(圣君)”,认为君王与君子共治天下,则天下治兴;君王与小人共治天下,则天下乱亡。
但是,小人常“居庙堂之高”,君子常“处江湖之远”。
“怀州致仕人李洵”即“竹林吟叟”,就是在“君子与小人”都在谋求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斗争中,被迫回到老家怀州修武县赋闲的。
先是赋闲,而后“李洵大夫”,这位“河朔君子儒”,又在蔡京等奸佞小人的鼓动下被宋徽宗“直入(元党籍)续籍”,成为一位光荣的“元党人”。
“竹林吟叟”在云台山百家岩上,刻下自己的《百家岩》诗,至今犹存:
明月池边酌玉,玉未倒玉山颓。秋风吹断华胥梦,卧看飞云过岭来。君子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梦想,被小人搅乱了。李洵只能学习晋代“竹林七贤”领袖嵇康,啸傲山林。
南朝宋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云:“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山涛,竹林七贤之一)曰:‘嵇叔夜(嵇康,字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巍峨)若玉山之将崩。’”
嵇康风姿秀美,玉树临风,后人常用“玉山”比拟他,以致拿“玉山”状写大丈夫佳姿;嵇康善饮,饮后常醉,醉后摇摇晃晃,常自倾倒,遂以“玉山自倒、玉山未倒、玉山颓、玉山倾”等形容醉酒、醉态。
但是,什么都有例外,这就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李洵“玉未倒玉山颓”——既然他在强调酒杯未倒,自然其“重”,不是“买醉”;何况其诗最后落在“秋风吹断华胥梦,卧看飞云过岭来”。
这种“买醉”,也许是强调唯我独醒,抑或暗喻北宋将亡——朝廷会毁在小人即蔡京等奸臣手里。
但是,清醒与买醉,都是于事无补的。
“君子有党”、“君子与小人”的理论划分,从北宋末年的实际政治效果看,很难说有什么积极意义。
绞胎瓷从“君子之瓷”,演进而为“又因为每一件绞胎瓷的纹饰不尽相同,而被诠释为‘君子和而不同’”,自然有其积极的一面。
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还是政治,“和而不同”在儒家看来,似乎都是一种最高境界。
但是,孔夫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还强调了“小人同而不和”。
因此,绞胎瓷走到“君子和而不同”,似乎只是显得更有了文化,依然缺乏灵魂。
真正赋予绞胎瓷灵魂的,是坐落在当阳峪窑址之上的圆融寺,是佛家禅家,而不是儒家,乃至道家。
“绞胎瓷无论作为‘君子之瓷’,还是诠释‘君子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都没有错。”焦作市修武县圆融寺住持释果建法师说,“绞胎瓷铸造的是‘和’,是和合大美;但在佛家这儿,这是万物‘圆融’之德。因此,与其说绞胎瓷是‘君子之瓷’,背后非要暗藏个‘小人’,倒不如说绞胎瓷是‘圆融之瓷’。”
圆融之瓷
“圆融”,消弭了绞胎瓷承载的“君子与小人”的矛盾与对立。
先秦时代,“和”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是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和”不是“同”,它有别于“同”。
譬如烹调,酸、甜、苦、辣、咸“绞”为一“菜”。五味调和,才有五味俱全;五味俱全的菜肴,才是佳肴。
譬如音乐,宫、商、角、徵、羽“绞”为一“曲”。五音调和,才有五音共鸣;五音共鸣的乐曲,才是神曲。
《左传》中,有晏婴“治大国如烹小鲜”之说,其云:“和如羹焉……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以水济水”、“琴瑟专一”,是说同类事物简单重复,不能做到五味相济、五声调和;只有多种不同,乃至相互对立的因素相互调和在一起,才能铸造出大美与大音。
孔子将“和”与“同”的差别引入到人际关系中,有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是说君子在与人交往中,应当恪守和谐友善之道,不必苟同于对方的一切;“同而不和”,是说小人习惯于迎合别人的心思,附和别人的言论,则不苟同他人的观点,怀抱不和谐友善之心。
日常生活中,不同的人对某一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是极为正常的。在此,孔子只是强调君子当肝胆相照,小人则见风使舵。
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就可能划出不同的圈群,形成不同的帮派。因此,也就有了范仲淹的“君子有党”、欧阳修的“君子与小人”的政治宣言。
“君子与小人”一旦挣脱孔子所言的日常“人际关系”,走上政治舞台,其害,亦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