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郑成功的“自我中心症”
        
    历史的天空，往往只呈现一种颜色。
        
    人们习惯于歌颂文天祥的浩然正气、爱国豪情，却忘记了他亦有声色享乐之求；习惯于揶揄钱谦益的贪生怕死、屈节降清，却忽略了他亦有暗中资助抗清志士、幡然悔悟、改过自新之举；习惯于歌唱某位“民族英雄”的赫赫武功，却在不经意间错过了一个机会——揭开隐藏在史籍文本深处的种种秘密。
       
    公元1662年二月初一，困守台湾热兰遮城堡的荷兰殖民者被迫与围困该城达9个月之久的郑成功集团军达成投降协议。9天后，荷兰殖民当局及其士兵举着降旗，灰溜溜地离开台湾，撤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沦陷时间长达38年的宝岛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此，率军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将军，也就被描绘成了一位为了民族的尊严与国家的利益而战斗的民族英雄，被形容成了一名大智大勇的反侵略斗士，被刻画成了一个正视世界、愈挫愈勇、矢志不渝的佼佼者。
        
    那么，事实上是否如此呢？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的行为，是否真的是出于“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爱国热情而毅然作出的正义之举呢？
        
    壹 郑成功是明朝福建总兵郑芝龙的长子。郑芝龙从小不喜欢读书，却爱好舞枪弄棒，属于天生的海盗性格。他18岁就外出闯荡，流浪日本之后，娶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国文献称翁氏）为妻，生下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郑成功。不久，郑芝龙凭着自己的能力成为一个“在日华侨首领”的义子，因此继承了一支庞大的走私船队，并逐渐发展成为“作乱东南沿海”的海盗集团头目。被明廷招安后，郑芝龙反戈一击，因剿匪有功，升至总兵，掌握了福建10万铁甲军的指挥权。同时，他以此为后盾，通过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
        
    郑成功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已经7岁。郑芝龙给他取名为郑森，字明俨，号大木。由于明廷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武将饱受文官歧视，因此武官们普遍重视子嗣的文化教育。郑芝龙也不例外，他重金聘请饱学之士给郑森讲解经史，终于使这个从小生长在异国的长子，于1638年五月间进学成为生员（俗称“考取了秀才”）。1642年，郑森18周岁，去福州参加乡试。当时郑芝龙已经加官都督，“富拟王者，远交朝贵，近慑抚按，炙手可热”。郑森也因此而摆出了一副贵公子的招摇派头，昂首挺胸地踱入试场。提学副使郭之奇看他不顺眼，就略施小计，没让他中举。
        
    1645年六月，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朱聿键以恢复中原为己任，而郑氏集团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借隆武朝廷的权力来巩固自己独霸福建的地位。为了笼络郑芝龙，隆武帝不仅将郑芝龙列为定策元勋，使之位高权重，而且赏赐郑森姓朱，改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这就是“郑成功、国姓爷”等名字、名号的由来。 
       
    1646年正月，郑成功奉隆武帝之命领兵出大定关，从此弃文就武，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军事生涯。
       
    与此同时，清兵开始大举进攻浙东，福建形势骤然紧张起来。郑芝龙接到了“附清同乡”洪承畴的劝降书信，决意解甲降清，而郑成功则坚决反对父亲轻易交出兵权的行为。
       
    郑成功之所以反对父亲投降清军，并不是忠心耿耿于复明大业，而是从保护郑氏集团利益这一角度出发的。与郑芝龙不同的是，郑成功在7岁之前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日本民族的传统因子中有杀身成仁、渺视投降、争强好胜等思维方式存在。郑成功从小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必然秉承了这种思维方式。
       
    文化知识的积累，也使郑成功轻而易举地判断出，只要郑军利用闽中地利上的优势，倾尽全力层层抵御，在全国各大战场上正穷于应付的清军，自然也没有足够的兵力闯过福建的道道险关。他甚至精确地判断出清廷诱骗郑芝龙的真实用心。在郑芝龙前往清营之际，他牵住了父亲的衣襟，跪哭着劝说：“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可见，他为挽救郑氏集团及其领袖郑芝龙，尽了最大的努力。可郑芝龙一意孤行，不但下令弃守仙霞关，放清兵一路轻松入闽，而且后来又不听劝阻，亲自赶赴清营投诚，结果被清军扣押，他的掌权福建的美梦终于化作了泡影，并由此而开始了长达15年的软禁生涯，直到1661年被斩首于北京。
       
    郑芝龙自寻死路，肇因于急功近利的海盗思维，加之文化层次太低，缺乏分析判断形势的能力，更要命的是他还一意孤行，不听良言，以至于一生心血毁于一旦，同时还将福建的大量要塞拱手送于清兵，此举大大增加了日后郑成功在闽地抗清的难度。那么，深具文化修养的郑成功，能否挽回父亲一手导致的不利局面呢？
       
    遗憾的是，郑成功虽有抵抗清军、恢复中原的能力，但最终却没有如愿。其根本原因在于，家庭影响制约了他人格的发展——西方心理分析学家阿德勒认为，一个人在生命起初的若干年，会在心灵和肉体之间建立起最根本的关系，从而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生活样式，并产生相对应的情绪和行为习惯，而这样的生活样式及情绪、习惯几乎会贯穿于其一生的所有表现中。
        
    洵非虚言，正是这一原因，使郑成功一生都摆脱不了海盗思维、浪人性格。他的这两大致命缺陷，表现在日后——那就是只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抗清，对于全国范围内的其他抗清势力只作声援，不予配合，这种“隔岸观火”、“不以大局为重”的价值取向，阻碍了反清势力的战略联动，不能让清军腹背受敌、顾此失彼。各路清军能拧成一股绳，全力打击抗清势力，而各股抗清势力却貌合神离，终于被清军各个击破。郑成功在东南沿海难以立足，东渡攻台，实为迫不得已。
  
    贰 1647年九月，泉州战役结束后，郑成功加强了自身力量的积聚，广泛招募文武人才。在“反清复明”的口号中，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相继而来。起初，郑成功对他们礼敬有加，每遇重大事件都会征求他们的意见，逐渐形成了一个善于理政的文官幕僚班子。同时，他还凭借自己在隆武朝廷中的地位以及郑芝龙的旧关系网，招集兵将，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他的宣传攻势中，陆续又有反清将领、随郑芝龙降清复又懊悔的闽中将领、深怀故国之思的降清明将奔走而来。
          
    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军需供应问题很快浮出了水面。由于郑军控制的地区仅限于沿海岛屿以及小片滨海土地，而靠当地的物力与财力，根本不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舟师、陆战部队及其家属的日常生活。郑成功是如何解决后勤问题的呢？
       
    他采取了两个措施：首先，他继承了郑芝龙开创的海上贸易事业，充分利用自己的水师优势，把内地出产的物资通过秘密渠道运往海外，从中赚取高额利润，购买军需品的费用即由此而来；其次，就是在攻占地区强行征收粮饷。此举虽然解决了郑军的燃眉之急，但如此竭泽而渔，直接导致了民心的向背——百姓宁可做清朝的顺民，也不愿做郑军辖下的“义民”。“民心尽丧”，这也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