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表现在哪里？”张名振正色答道：“成功就表现在实绩上，不成功就表现在方寸间。”郑成功大惑不解，追问道：“你所说的‘方寸’指的是什么？”张名振说：“‘方寸’就在我后背上！”说罢，立即解开衣服。郑成功发现，他的背部正中刺有“赤心报国”四字，长径寸，深入肌肤。史载，“成功见之愕然”，他一定感到了汗颜。可他是否因此而感奋——与浙东明军精诚团结呢？还是没有！
       
    他正忙着与清廷议和，当然不是真心议和，而是漫天要价——力图拥有浙、闽、粤三省，拥有军队自行管理权，不赴京、驻于闽，不受部院节制，享有地方自治权。像他这种要求，清廷当然不会同意，但清廷还在讨价还价，因为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拖住郑成功，防止他与所向无敌的李定国集团军联合，然后抽调全国精锐，集中优越兵力攻击李定国集团，从而扭转清军此刻在西南战场上的不利战局。清廷的策略是，先消灭李定国，再一举解决郑成功。
       
    郑成功并不笨，他当然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另外，郑成功臣服于南明的真实目的，也不过是想借此招兵买马而已，他并不想听从南明朝廷的节制。
        
    1654年，南明将军李定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清军发起浪潮般的进攻，其兵锋犀利，所向披靡。挥师东进新会(今广东新会）之际，李定国先后9次 致信郑成功，希望他出兵协助，东西夹击。李定国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收复广东，将西南、东南两大抗清基地融为一体，从而重整河山。
       
     可郑成功不愿出兵，他始终把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的策略是，明清双方谁能让他割地自雄，他就奉谁为“正朔”。他多次讲过，他的理想是做一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而不愿成为陷阱中的虎豹。前一阶段，清廷招抚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只肯给他高官厚禄，不愿赋予他“地方自治权”。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好继续当他的“明臣”。可这个“明臣”，却不愿听从南明调遣。他希望其他抗清势力坚持下去，以缓解自己一方的压力，又担心“东西对进”后，南明势力兵连一体、地成一片，这样，他的独立王国将不复存在——军政大事将禀承于朝廷，这是郑成功万万不能忍受的。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声望、爵位等各方面都逊于李定国，届时在朝中必然受制于人——这也是郑成功极力回避的政治态势。
       
    郑成功真是太聪明了，他一路盘算，掂量着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孰轻孰重。
        
    最终，他作出了选择——应付李定国，派部将林察率领一支偏师，进入广东沿海，以示“声援”。可是，就连这支规模不大的水师，也照样因循不前，只是大张旗鼓、虚张声势而已，直至悠闲地看着李定国的军队在清军优势兵力的猛攻下全线溃退。
       
    郑成功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南海旅游，对这次足以改变明清战局的重大战役虚与委蛇，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可他却在事后写给南明朝廷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胜负兵家常事，不足深忧”，还批评李定国“骄兵致挫”，反而将自己“依违不前”的罪过轻轻带过，把失败的主要责任推给对方。这种跋扈自雄的举动，不仅损害了民族利益，而且对他自身的利益也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定国由于新会一战损失太大，从此再也没有力量主动进攻清军了。大好良机付诸东流，令所有反清志士扼腕浩叹。
       
    伍 1658年，清军主力兵分三路，进军西南。李定国等人应接不暇，节节败退，永历朝廷危如累卵。
       
    郑成功见清军主力云集西南战场，正是扩大势力范围的大好时机，当即决定挥师北上，发起“长江战役”。他的首要目标就是攻占南京，进而占领整个江南。江南，从唐代开始就是财政重地。一旦夺得江南，不仅将使明、清经济实力发生逆转，而且可以将清朝统治区南北切断，为下一步用兵创造有利条件。
 
    1659年四月，郑成功、张煌言亲率两路大军北上。闽浙联军一举全歼镇守浙江定海的清军，焚毁清军水师战船100多艘。这样，闽浙联军不仅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制造了进攻宁波的假象，吸引了江、浙两地的清兵日夜兼程，救援宁波。
        
    五月初，郑成功亲率兵马10余万，分乘大小战船3000余艘，从定海北上。郑军于五月十九日进入长江，沿江一些地区望风而降。六月一日，郑军水师兵临江阴水域。清军摆开阵势，坚守江阴要塞。攻与不攻，郑军上下展开了争论。文官认为，江阴抗清群众基础较好，一旦拿下要塞，进可以就近获取江南富庶地的粮饷，退可以重登战舰，发挥郑军水战特长。而郑成功看到江阴要塞易守难攻，担心消耗掉进攻南京的军力，就接受了武将的建议，“以县小不攻”，继续溯流而上。这是郑成功发起“长江战役”后战略上的第一个失策，因为一旦拿下江阴要塞，就算攻打南京失利，郑军在江南也可以拥有一个依江而恃的稳固立足点。
       
    六月十六日，郑军在镇江水域大败清军，攻克瓜洲；二十二日又大破来自南京的清军援军，一举拿下镇江府城。占领瓜洲、镇江之后，南京就近在咫尺了。此时此刻，南京城内兵力严重不足，郑成功只需亲率主力登陆，顺陆路直驱南京城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速攻城，定能一战而功成。因为瓜洲溃军只用一两天就逃回了南京，这说明郑军也可以走同样的路线，在最短的时间内推进到南京城下。
       
    可是，郑成功的海盗思维，让他再次作出了重大误判：竟然决定由水路进军南京。水战虽是郑军所长，但由于海船形体巨大，逆水而上，又不顺风，需要靠纤夫拉进。郑军就这样磨磨蹭蹭，竟然于七月九日才到达南京。而此时，城内的清兵早已以逸待劳，做好了防守准备，并且数千八旗援兵也从荆州顺流而下，抢先占据了有利的地形。郑军“一鼓作气、速下南京”的良机遂付诸东流。
       
    尽管如此，郑成功毕竟还拥有10万精兵，在人数上占据着压倒性优势。只需分兵数路佯攻，借以迷惑守军，然后集中船上优势炮火猛攻清军薄弱环节，还有攻下南京的可能。
       
    可是，郑成功又作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他迷信自己在军事上的威慑力，想不战而取南京，于是决意采取“围城待降”的战略。军事家孙武早就认为，这是不得已而求最次的取胜方法。而郑成功却屡试不爽，其根本目的就是想保存自己的兵力。
       
    郑成功没有料到的是，镇守南京的清军将领正是利用他的这一心理，以卑词请降，作缓兵之计。郑成功接到归降信，得意忘形，陶醉于表面上的胜利中，竟然轻易许诺以一个月为期限。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正履于险境，一月为期会给清廷调兵遣将、部署反击提供时间，而己方孤军深入，利在速战，如若犹豫，必致于被动挨打。
       
    在这紧要关头，身在安徽作战的张煌言目光如炬，看到了危机。他立即致信郑成功，劝他赶快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