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大考古发现对舜文化研究的影响。

    我国考古两项重大发现——湖北的郭店楚简和山西的尧舜古城遗址的发掘，不仅为我们研究舜文化提供了新的历史佐证，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思维定势。
       
    1993年，沉睡于我国湖北荆门郭店村二千余年(竹简制作时间在公元前310年至前300年间)800多枚竹简(13000多字)终于面世。那是孟子、庄子、屈原仍然活着的年代。这次发现于1998年5月公布。这是一次震惊世界学术界的地下文献的发现。它使我们对古代思想文化的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庞朴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王博写过不少文章评介过郭店楚简。郭店楚简里揭开了儒学三重道德体系的本来而目。其中有新发现的《唐虞之道》，这对于研究《尚书•尧典》提供了新的史料。《尚书》主要讨论政治问题。庞朴先生说：“这次郭庙楚简的出土，在儒家伦理学方面，也给了世人一个惊喜，那就是，它向我们披露了儒家伦理学体系的一个重要侧面：三重道德层次。”它们是人伦道德、社会道德和宇宙道德(天地道德)。①竹简里的《唐虞之道》篇写道：“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这为我们提供了舜帝道德文化的内涵及其与儒学的关系。这是研究舜帝道德文化非常重要的发现。
       
    考古的另一项重大发现是2000年6月公布的山西省襄汾县境内发掘的尧舜时期的古城遗址。专家们推测，中国的文明国家起源可能比人们认可的夏代早上一千多年。尧舜时代已有了文明国家，那么，虞舜无疑是国王而不是部落联盟的首领。舜文化是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华文化。以农耕文化为内涵的炎帝文化、以政体文化为内涵的黄帝文化和以道德文化为内涵的尧舜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三座里程碑。它们是三个远古文化源头，既是各个历史时代的概括，又是中华民族共祖的概括。尧舜时代城市出现及其规模的扩大，文字产生及其交往的扩展，青铜器的发明及其生产力的发展都标志着文明国家的日臻成熟。
       
    据《史记》、《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等古籍所记载，虞舜为中国上古五帝王之一。我国投资大量人力财力修建的炎帝陵、黄帝陵和舜帝陵构成了中华三大远古文化景观。它们是联结三种文化的超血缘的血缘纽带。舜文化中的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和人文史料是中国远古文化闪光的结晶。它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汇人了华夏民族文化血液之中。

    二、仍然面临如何对待传统道德文化的问题

    以“德治”为内容的中国道德文化是一个沉重而敏感的话题。
       
    在具体分析道德文化之前，先得弄清楚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要弄清道德的概念。何谓道德?按《辞海》的解释(狭义)是指“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由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永恒不变，适用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道德是没有的。我这里所讲的“道德”是广义的道德。它指的是“德治”传统道德。正如谭双泉先生所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道德、政治、法律三位一体，从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道德政治模式。”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今天如何发掘舜文化遗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我们研究舜文化提供了科学可靠的思维方法。我们应当认真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通过批判、改造和诠释，从而实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目的。今天我们研究舜帝道德文化的观点和史料，主要来之于儒家学说及神话传说。对于儒家“德治”的观念，中国历代志士仁人都提出过深刻的批判。
　　
    我们在发掘传统道德文化时，绝不能以为经过二十世纪几代人的努力，儒家倡行的“三纲八目”封建伦理意识形态已经灰飞烟灭。到今天儒家道德文化的腐朽观念仍然死而不僵。专制主义和奴性主义的老根依然存在。鲁迅先生早在1907年就说过，新中国文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一百年过去了，鲁迅先生提出的继承传统的方法和建设新中国文明的任务仍然没有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仍然很艰巨。
　　
    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起，到宋代程朱理学家们把封建伦理纲常说成是“天理”，是善，把人们的物质欲望说成是“人欲”，是恶，从而得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结论；再到清代和国民党一党专政，专制主义成了中国的一种生活方式，贯彻于中国几千年“政教礼俗”之中。他们把皇权绝对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必须忠君。在皇权之下，整个国家成了皇室的私产，全体国民成了皇帝的“子民”，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以“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来掩盖其专制政策的。绝对的皇权培养绝对的“奴隶主义”。儒学最通行的伦理道德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们懂得只有愚其民，才能奴其民；只有奴其民，专制主义才可以搞暗箱操作。董仲舒发明了天人感应论。这是一套精微绝伦的理论。当皇帝的都有“瑞应”，谁反皇上，就是反抗“天道”。绝对的皇权需要绝对的“天人合一”的一元论。一元论保证皇权不受限制和监督。这就是中国的“伦理政治化”或“政治伦理化”。这些道德观念与舜帝“天下为公”的道德认知和践履已毫无共同之处。因此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痛斥儒家“德治”礼教是“吃人”的礼教。    这样说来，以儒家道德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有没有可以肯定，可以继承的东西呢。回答是肯定的，不但有，而且还有不少好东西。从郭店楚简中解读的儒学道德观，可以看到孔子及其当时的儒家们的言论主要为了当时制定一系列行为准则，并没有想到为专制主义服务。他们的诸多言论，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包含的注重个性的观念；“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包含确立独立人格的观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道精神；“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等等，都是现代或者将来的人们必须继承的“跨时代伦理”。又如，孑L子的“大同”思想，反映了早期儒家的“天下为公&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