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愈的表现活动, 在他一生中至少有三次用了“ 戏” 这个字眼。一见于一裴度对他的劝诫, 二是他答复张籍的自我辩解, 三是柳宗元针对世俗以韩愈为“ 徘”的舆论, 引《诗经》句为之辩护。这三处出现的“ 戏”一词究竟有什么样的意味, 具体又指韩愈创作的哪一部分而言呢至少, 韩愈在某个时期被用这个词来评论, 这与他的整个创作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本文就是要以“ 戏”为线索来探讨这些问题。
 
    一、“ 戏”之一—裴度的规劝
       
    裴度的批评, 见其寄李翱书中。[2]此文的写作时间大致可由内容推知。信的开头写道：前者唐生至自滑, 狠辱致书札, 兼获所贩新作二十篇。度俗流也, 不尽窥见。若《愍女碑》、《烈妇传》, 可以激清教义, 焕于史氏《钟铭》谓以功伐名, 于器为铭；《与弟正辞书》谓文非一艺, 斯皆可谓救文之失, 广文之用之文也。甚善甚善。

    据此可知, 李翱的书信和作品是自滑州寄给裴度的, 时李翱任滑州观察判官。《论故度支李尚书事状》《李文公文集》卷十“ 翱尝从事滑州一年有余,……当时翱为观察判官” , 即谓此。该文欲为因离婚而免官的李尚书雪冤, 可以确定就是旧、新《唐书》本传分别为卷一三二、一四七皆载“ 出妻” 纠纷的李元素。据《唐方镇年表》卷二载, 李元素任滑州节度使在贞元十六年九月至元和元年九月间。我们知道, 李翱贞元十六年和韩愈一起离开徐州, 同到唯阳。据罗联添氏的《李翱研究》说, [3]此后李翱独自返回沛州, 翌年九月在陈留归葬祖父李楚金, 他出任滑州节度判官应是贞元十七年或更后一两年的事。
       
    裴书开头所举“ 新作二十篇” 中的四篇今存文集中。《高憨女碑》卷十二末有云“ 贞元十三年, 翱在沛州。……昌黎韩愈始为余言之。余既悲而嘉之, 于是作高憨女碑。” 可知是贞元十二年从徐州到汁州初晤韩愈翌年的事。《杨烈妇传》同卷云“ 若高憨女、杨烈妇者⋯ ⋯予惧其行事湮灭而不传, 故皆叙之, 将告史官” , 显然是在前者之后, 是承前篇而作。钟铭》是指《泅州开元寺钟铭并序》, 但裴度没有直接引用此文, 而是引了先前答复撰铭请求的《答泅州开元寺僧澄观书》。[4]这是由越北归, 途经泗州时所作, 此行正如罗氏追溯其前后原委所述,是在贞元十五年。[5]剩下《寄从弟正辞书》卷八一篇, 罗氏因《与陆惨书》言及“ 适有书寄弟正辞” , 定为同时期所作。考《与陆惨书》作于贞元十五年晤陆惨至十八年四月陆惨下世之间, 则与正辞书为贞元十六、十七年之作。[6]综上所述, 裴度所举四文, 都作于贞元十三年至十七年间, 距李翱任滑州观察判官的时间不远。
       
    若拘泥于裴度书翰的写作年月, 而说“ 戏” 指什么时候的韩愈, 未免太强作解事。如上文所考, 自贞元十七年以降, 至迟延及元和元年, 可以确定大体在贞元末年。
       
    却说裴度这封书信中贯穿着他文学观的一个主张, 即被后世称为“ 载道主义” 的思想。文学在有助于传“ 道” 的前提下, 其表现应该是透明的自然的, 让人意识不到文体的。开头所举李翱“ 新作二十篇” 中的四篇, 正符合这种看法。《高憨女碑》赞李纳摩下高彦昭归顺朝廷, 其妻为李纳所杀之际, 七岁幼女凛然以殉《杨烈妇传》称扬县令李侃妻杨氏抗李希烈乱, 立阵头死守, 都是记述“ 孝女” 、“ 烈妇” 之鉴的时事中被具体化的事例。《答泅州开元寺僧澄观书》感叹当今的铭几乎流于与赋同等的物的铺陈, 记功绩而满含训诫的古铭之体已被遗忘。《寄从弟正辞书》说应志在以古人为规范的仁义之辞, 而不是时流便乘之文, 与韩愈这一时期的文论主张相一致。裴度举这些合乎自己文学观的作品加以赞赏后, 又说周孔之文、荀孟之文、骚人之文以及汉司马相如、扬雄、贾谊、司马迁、董仲舒、刘向等人的文章, 所以为文学的规范, 就在于“ 不诡其词而词自丽, 不异其理而理自新” , 即内容和表现虽都不有意脱离规范, 但自有其鲜明的特征。他还说《尚书》、《周易》、《毛诗》等经书的文体也“ 至易” 、“ 至直” , 不存在“ 奇言怪语” 的无理放纵。最后, 在提示文体的自觉运用、修辞功夫不能脱离古代的规范后, 他转而责备李翱过于排斥骄文, 偏向表现的意匠：
       
    观弟近日制作大旨, 常以时世之文, 多偶对俪句, 属缀风云, 羁束声韵, 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词远志, 一以矫之, 则是以文字为意也。且文者, 圣人假之以达其心, 达则已, 理穷则已, 非故高之下之, 详之略之也。
刻意表现而凝注功夫, 有悖于传达内容的根本目的。李翱“ 新作” 中这种不良倾向的背后, 有着韩愈的影响, 这似乎是众所周知的。裴度接着说到韩愈：
       
    昌黎韩愈, 仆识之旧矣, 中心爱之, 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济类, 云恃其绝足, 往往奔放, 不以文立制, 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 不及则已, 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
       
    他批评韩愈的才气与自信不是“ 为文立制” , 而是流于“ 以文为戏” 。裴度标榜的“ 为文立制” , 指书信开头称赞李翱一篇文章的“ 激清教义” , 即文学为光大儒家规范而发挥力量, 这是信中一以贯之的立场。那么与此相对, 韩愈的“ 以文为戏” 具体又是指什么呢？
       
    文中未具体说韩愈, 这显然是由文章源流批评李翱最近的偏向而连带说到对韩愈的意见, 让裴度忧虑的是韩愈最近的倾向, 即“ 以文字为意” , “ 故高之下之, 详之略之” , 比内容更用心于形式, 在艺术表现上故意造作而与内容无关, 醉心于逞才气。这里“ 以文为戏” 的批评, 常被理解为指韩愈《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传奇风格的文章, 结论过于匆忙。毛颖传》正如后文所述, 是元和初年的作品,《石鼎联句诗序》写明“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 , 即使出于虚构, 也不会是这一日期以前的作品, 被考定作于贞元末的这封书信当然不可能提到它。不仅如此, 若寻绎文理, “ 以文为戏” 也不是指特定的文类、具体的作品, 而是批评韩愈笔下所见的表现上的有意出格。裴度批评李翱“ 碟裂章句, 殡废声韵” 的那种出格, 在韩愈诗文中也可以看到, 具体的例子前文已触及一部分。[8]贞元到元和之间, 似乎也是韩愈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