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实之说” 是指韩愈的传奇小说。[13]罗联添氏也接受这一看法, 说张籍指的是在当时传奇小说影响下写的古文。一般认为, 古文运动的勃兴与传奇小说的流行密切相关, 这广为流行的观点, 正像王运熙氏很早就曾质疑的, 似乎还可以再思考。这里不能展开, 但这个时期韩愈没有写传奇式作品的痕迹, 并且张籍书信的主旨是劝他著书, 正因为以著作为重, 所以应自著论阐明己见, 对此韩愈答以口头表达于今也是很有必要的。由此看来, 其间提到的“ 驳杂无实之说” 似乎并不是说著作, 而主要是指口头的议论、论战。其无内容的驳杂性是张籍的非难之一, 而论争之际的好战态度乃是次一个非难吧即使包括操瓤论争, 从韩愈“ 吾子又讥吾与人人为无实驳杂之说” 的说法也可看出,那不是展现于一般读者面前的编定的著作, 而只是某个场合针对特定对象的论说。看来张籍所非难、韩愈辩解说只不过是“ 戏” 的对象, 有别于裴度所批评的“ 戏” , 是指一连串的论争。
 
    三、戏之三—柳宗元的辩护
       
    元和五年, 流放永州的柳宗元收到岳父杨凭之子杨敬之带来的韩愈《毛颖传》。至此柳宗元才读到这篇传闻已久的文章, 写下《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柳宗元集》卷二一一文。《毛颖传》的写作年代, 除柳宗元这一记载外似乎没有别的线索。文章起首有云“ 自吾居夷, 不与中州人通书。有来南者, 时言韩愈为《毛颖传》, 不能举其辞, 而独大笑以为怪, 而吾久不克见。” 由此推之,《毛颖传》为柳宗元离长安后问世, 即永贞元年以降, 元和五年以前, 大致为元和初年。
       
    柳宗元的口吻让人感到,《毛颖传》似因内容出人意表而成为话题, 招致世人的冷笑和批评。对此《后题》多方作了辩护。后来柳宗元在元和九年, 出于对史官问题的不同看法, 曾与韩愈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与韩愈论史官书》,《柳宗元集》卷三一, 可见他是一位超越党派立场的说言正论之士。而在此他针对舆论视之为徘而加以轻鄙, 有力地论述了游戏因素于人也很有必要, 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且世人笑之也, 不以其徘乎而徘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日“ 善戏谑兮, 不为虐兮。”《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 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学者终日讨说答问, 呻吟习复, 应对进退, 掬溜播洒, 则罢惫而废乱, 故有息焉游焉之说。不学操绳, 不能安弦。有所拘者, 有所纵也。大羹玄酒, 体节之荐, 味之至者。而又设以奇异小虫、水草、植梨、橘袖, 苦咸酸辛, 虽蜚吻裂鼻, 缩舌涩齿, 而咸有笃好之者。文王之昌蒲殖、屈到之黄、曾哲之羊枣, 然后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独文异乎？韩子之为也, 亦将驰焉而不为虐欤？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
       
    世间非笑韩愈的《毛颖传》, 并不纯然是从对面否定的批评, 这个“ 笑” 是带有不怕危及自己领域的从容和对其他范畴的下一等东西的轻蔑的否定性评价。冷笑源于将《毛颖传》定位为“ 徘” 。“ 徘” , 诸家注都引《说文》日“ 戏也” , 如果说“ 戏” 是专就操作主体的态度而言, 那么“ 徘” 看来更指向由“ 戏” 的操作产生的作品的样式方面。而柳宗元说“ 徘” 自有其意义，首先也援引了《诗经• 淇奥》之句, 然后举《史记》立滑稽列传为例, 肯定“ 戏” 和“ 滑稽” 对社会都是有益的, 进而说明其功能。整天质疑讨论或自习等学个不停, 还有行礼作法、扫除等日常修行, 弄得人疲劳困惫。要解除紧张, 息焉游焉是不可缺少的。他引《礼记• 学记》来论证休息的必要, 又引《学记》“ 不学操鳗, 不能安弦”之说, 以见建立秩序的收敛是以从秩序中解放为条件的。再用味觉来比喻, 原汁的汤、替代酒的水、作牲牢的动物, 人们喜好的绝不是这些无味的供品, 而是“ 奇味” , 因此才能享受味觉的多样性。
       
    柳宗元就这样将《毛颖传》作为紧张的放松、休息、奇味, 确认了它存在的理由。与韩愈试图以经书为挡箭牌相比较, 柳宗元不是只引一下经书就以为足够了, 他在此基础上还要多方面阐说“ 戏” 具有的功用, 可以说是更积极地加以肯定吧。柳宗元此文或可以看作是肯定玩的意义的宝贵资料。
       
    但是, 即便是柳宗元, 正如从文章开头“ 徘又非圣人之所弃者” 的兜圈子也可感觉到的, 他也不能摆脱未予否定式的肯定模式。勤学仍占据中心位置,休息如文字所示只是作为歇口气而被许可的, 这表明它还不具有不可动摇的、独立的自我价值, 只限于附属性地承认其“ 有益于世” 的价值。柳宗元固然扭转了世俗以《毛颖传》为“ 徘” 的否定评价, 但与不正面作彻底否定一样, 他也只是从可以容许的意义上加以肯定的。
 
    四、韩愈的艺术观与游戏精神

    由上文可知, 三人说的“ 戏”都是就贞元十四年到元和初年这一时期的韩愈而发的, 但三人的议论恐怕并无关联, 都是各自独立的论述。并且所谓“ 戏” , 在裴度那里, 虽不至于彻底否定, 无疑还是非难之词与此相对, 韩愈同样用“ 戏”字为自己辩解, 柳宗元从中认识到更积极的意义和功能, 则显出三人的用法, 肯定的语气在逐渐增强。还要注意, 三人用“ 戏”一词来评论的对象是不同的裴度批评的是韩愈贞元间作品有意识地趋向表现的出格, 韩愈的辩解是谈耽于内容空疏之论战的态度, 柳宗元则是指的《毛颖传》。总之, “ 戏”不是只指向韩愈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事件的。换言之, 它不是一时性的偏好, 在相当长的时期, 在文学表现的不同方面, 同样都可以看到“ 戏” 。像前引《唐披言》文字, 所以无视张籍批评对象的时期, 误将《毛颖传》包括在内, 也正是其间有共性的缘故。然则在统摄表现之出格、论战、《毛颖传》等多种表现活动的韩愈这一主体中, 是存在着可用“ 戏”这个词来指称的要素的。那么, 关系到韩愈本质的“ 戏”究竟是什么,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如上所述, 三人所说的“ 戏” , 批判, 辩解, 拥护, 肯定程度依次增强,但“ 戏” 自身的独立价值最终并未论及。就是韩愈自己也只不过抓住经书的稻草, 示其可容许而已。因此说, “ 戏”本身的价值是并不存在的。恰似不待“ 圣人”来赋予意义, 人们也会继承“ 蜡” 这一祝祭活动一样,人类的行为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