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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这一首,就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
[1] 标题直接翻译是《C大调前奏曲第一号》,说明巴赫作曲的依据是欧洲的音律旋宫及其理论方法,不是中国的十二平均律旋宫及其理论方法。具体说,至少有这样一个区别:该作品是为每个音律而作的起始篇章;“完美律”旋宫的大调起始音是中央C,巴赫正是用它来写作整套作品的开头篇章。而中国的十二平均律的起始音是相当于F3的“黄钟”、无大小调区别。很明显,巴赫没有用中国的十二平均律。
[2] 宗教音乐曾对和弦进行有严格规定,譬如,I-II是不允许的;而巴赫作品劈头就用I-II-V-I,与旋律进行结合是恰到好处而严谨规范,同时,又打破了宗教音乐的限制,充分体现了文艺复兴的个性自由的古典音乐浪漫主义美学思想,时代的气息和特色都非常浓厚显著。这些音乐艺术理论方法及变迁,是中国古代音乐的十二律或十二平均律都没有的。
沿着巴赫开辟的道路而创造性地用“完美律”发展了古典音乐的大音乐家有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肖邦、李斯特、门德尔松、舒曼、柴科夫斯基、斯特劳斯、布拉姆斯、格里格、等等,一直到19世纪结束和20世纪的到来。他们筑起了欧洲古典音乐的艺术殿堂,至今灿烂辉煌。
由于从巴赫开始到19世纪结束的作品的基本依据都是“完美律”,那些音乐家又都是属于古典音乐的,所以,“完美律”及其相关乐理也被看作是文艺复兴开始后的西方古典音乐的基石,有个代称叫作“巴洛克”音乐。就是说,没有平均十二律,世界上就有了丰富多彩的音乐作品;所谓没有平均十二律就没有钢琴问世、就没有音乐的殿堂等等,都是些不符合事实的想当然说法。
属于科学时代的“十二平均律”
到了19世纪结束之际,众多因素开始把十二平均律迅速地推上了音乐历史的舞台。
一个因素是“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即“科学如此圆满,可以替代宗教而统治一切”的思想在欧洲泛滥,造成以某门科学到处插手替代的潮流。在物理学方面,有“牛顿主义”用力学数学公式替代社会分析和经济分析;在生物学方面,有“达尔文主义”作为人类行为规范准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时,在音乐艺术方面,就是十二平均律的“科学定音”的施行。十二平均律的一大特点是“一刀切”,不管什么乐音、乐器或作品,都用一个公式和一套数字,非常符合单一标准的机器成批生产的需要,跟“科学主义”思潮很合拍。换句话说,特定思潮为十二平均律扫除了社会障碍和开通了市场道路。
另一个因素包括音乐在内的“现代派”艺术的兴起和蓬勃发展。“现代派”音乐的基本特征,是打破古典音乐“完美律”的和声规范和旋律规则,由个性乐感来更自由地选择旋律进行、和声应用和移调变化。通俗了说,“现代派”音乐就是作曲者根据自己的乐感表达需要而任意地选择乐音及组合的进行,不受已有规则约束。一个明显例子:古典音乐作品的开始和结尾的主音与主和弦是一致的或有调性对应关系的,而“现代派”音乐作品的开始和结尾的主音与和弦可以彼此不同、甚至是任意的。如此一来,就需要一种不管选择什么乐音都能保持两两音程相等的音律系统,譬如,不管哪一个八度,C2到E2 或 C6到E6 的音程彼此要完全相等。不言而喻,“十二平均律”的想法恰好能满足这类要求。换句话说,十二平均律不但在科学界得到赞赏,而且,终于也在音乐艺术界找到了共鸣者客户。
再一个因素是现代化工业生产进入乐器制造业。乐器制作属于精细加工,适合于手工业,但成本价格都很高。如同其它科技革命都有个由粗到细的过程一样,现代化工业开始也是粗旷生产,因而长期难以进入精细加工的乐器生产。19世纪中叶,物理化学和仪器的发展使现代化工业进入了精细加工阶段,进而为工业化成批生产进入乐器制造业提供了技术条件。与此同时,文艺复兴培养起来的个性自由精神和任何人都可以从事音乐活动的平民意识终于成熟,大众对低价乐器的市场需求迅猛增长。有需求市场、有供给条件,于是,乐器生产现代化制造业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而在能够满足工业成批生产乐器的定音要求的音律中,十二平均律是首当其冲,自然就成了乐器工业的首选。
社会条件、市场条件和生产条件都具备了,十二平均律终于走上了音乐历史的舞台。音乐史料说,到1917年前后,即仅仅用了20到30年的时间,乐器生产的现代化就大体完成了,随之而来,十二平均律也成了垄断全球乐器市场的“音律之霸”,并迅速地普及到音乐世界的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