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写有《青海西寄窦三端公》、《经河源军汉村作》、《临洮送袁七书记归朝》等西部诗歌十余首。张祜，有《边上逢歌者》、《塞上闻笛》、《听歌二首》诗。吴商浩，有《塞上即事》。马云奇，“大约在贞元三年??７８７??吐蕃攻占安西后，从敦煌出发，经过淡水，被押送到安西。”??王重民《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编者按??有《白云歌》??自注：予时落殊俗随蕃军望之感此而作??、《送游大德赴甘州口号》等西部诗歌多首。
        
    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才能给予岑参一个恰如其分的文学史地位。岑参的边塞诗不愧是唐代西部诗歌中的一颗最为硕大、最为璀灿的明珠，但诗人在这方面的贡献毕竟只是发展，而不是“开创”。西部诗歌对于岑参来说，不但前有古人、而且后有来者。

    二、盛唐诗人 有边塞阅历者并非“少数”
       
   《新探》为揄杨岑参，而对其他诗人作了曲贬：“从生活阅历上看，除盛唐少数边塞诗人确有短期边地生活经验??如高适，但其足迹始终未超越西起陇右东至幽并一带??，此外，多数诗人诗中出现的地名和场景，则纯是沿袭乐府旧题，使事用典，借题发挥，借古讽今，有的很难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的边塞诗。”“盛唐其他边塞诗人，因为没有涉足西部，他们笔下的‘玉门’、‘楼兰’、‘交河’、‘天山’，都是虚拟想像之词。……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唐人咏边塞诗颇多，类皆捕风捉影。他??岑参??却字字句句从体验中来，从阅历里出。’”
        
    上节的摘引是一种纵向的评价，本节的摘引则是一种横向评价，二者一起构成了岑参西部诗歌的价值坐标图。关于“纵坐标”的问题已有前论，下面再对“横坐标”的问题作些分析。
   
    在盛唐边塞诗作者中，体验过边塞生活的人究竟有多少，很难准确考计，但从有关记载来看，人数甚多。唐代战争频繁，征戍成为广大士人的重要进身途径。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说：“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盛唐时边将“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通鉴》卷二一六??，士人从军出塞蔚然成风。我们这里只能举些名气最大的诗人略作考察。
       
    当时以边塞诗著称者，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崔灏、王翰、王之焕等，人称边塞诗派。其中高适前期曾三次出塞，在边塞生活的时间与岑参相近。其中第三次从军西塞，有时在陇右，有时在河西，写下了一系列的西部诗歌。后期又曾厕身西南边塞五年，这样，就既不能说他的边地生活为“短期”，也不能说他“足迹始终未超越西起陇右东至幽并一带。”另外，王昌龄曾出西北边塞，至少到过萧关、临洮等地。
       
   李颀曾出塞至幽、蓟、雁门。崔灏曾从军河西、幽州、河东等地。王翰生平记载约简，但其《凉州词二首》却会自我介绍。第一首“醉卧沙场君莫笑”，景象活现，似乎还不好肯定一定是在边地，而第二首“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怕不会再生疑义。王之焕生平亦不详，但据靳能《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之焕??墓志铭并序》，他在任文安县尉前曾沿黄河出游西塞，著名的《凉州词二首》当即作于此间。岑仲勉先生认为，高适的《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即是此作的和诗。如此，则说明之焕曾远到玉门。又高适有《蓟门不遇王之焕郭密之因以留赠》，王本人有《九日送别》??“蓟庭萧瑟故人稀”??，可证他又曾游历北塞。
        
    饶有意味的是，不仅边塞派的诗人们个个有出塞经历，即使那些山水田园派的诗人们也几乎都曾身临边陲。这个诗派的成员通常认为包括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祖咏、裴迪等。其中王维的大写山水田园诗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而在前期，他的边塞诗成就更为突出。这是与他的边塞生活体验有关的。开元二十五年三月，他曾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凉州劳军，遂留军中，兼为河西节度判官，呆过两年多，这同高适一样，都不能说是“没有涉足西部”。
         
    孟浩然的生平记载简略，无人提到他曾出塞，但在他的诗集中却分明有一首《同张将蓟门观灯》，云：“异俗非乡俗，新年改故年。蓟门看火树，疑是烛龙然。”面对这样真切的记述，我们便不能否定他确曾有过蓟门之旅。这样，他的一些边塞诗也就不同于凭空臆造。储光羲生平记述亦简，但他自己却有《观范阳递俘》诗为其幽燕之行作证。他的《哥舒大夫颂德》诗中也说自己“游燕非骐骥，踯躅思长鸣”，再次证实。祖咏有《望蓟门》云：“燕台一望客心惊，萧鼓喧喧汉将营”，完全是写实。斐迪，虽曾做过西南边塞的蜀州刺史，但并未留下边塞诗篇，则无须多论了。
        
    至于李白、杜甫，大家更为熟悉。李白曾于天宝十一载北游幽燕，杜甫曾于乾元二年西迁出陇，后又从军西南幕府。他们的大写边塞诗都有一定的生活经历作基础。除李、杜和边塞、山水田园两大流派的诗人之外，盛唐著名诗人中可以判明曾经出塞的还有不少。如：张说，曾任兵部尚书，奉敕出巡北塞，皇帝与群臣赋诗送行，自己集中则有《巡边在河北作》、《幽州夜饮》等篇。崔国辅，曾于“陇右长亭堠，山阴古塞秋”??《渭水西别李仑》??中与人惜别。张渭，“二十四受辟，从戎营、朔十载，亭障间稍立功勋。以将军得罪，留滞蓟门。”??《唐才子传》??李华写有《奉使朔方赠郭都护》，陶翰写有《出萧关怀古》。另外，西凉府都督郭知运曾进《凉州歌》数首，西凉节度使盖嘉运曾进《伊州歌》数首。西鄙人有《哥舒歌》，僧慧超有《逢汉使入蕃略题四韵》、《冬日在吐火罗逢雪述怀》。皆是直接源自边塞生活。
       
    事实如此，便不能再说“多数诗人”的边塞诗只是“使事用典，借题发挥”。还须指出，当时大量的东府古题诗写得十分真切而生动，也未必不是出于边庭，只是此种写法已极流行，作者众多，我们不便明断罢了。
        
    弄清盛唐诗人的出塞情况，对研究当时的边塞诗以至诗歌全貌，无疑至关重要。整个唐代，边塞诗盛兴，盛唐尤盛。这种现象的形成是和当时整个社会的尚武风气不能分开的。众多诗人的从军出塞及塞上游历，正是这一风气的产物和表征。当时，不仅明皇天子喜好边功，而且士大夫阶层的广大成员也充满着对边功的向往，并影响了整个社会。一时上下激鼓，声浪甚高，盛唐边塞诗创作正是在这种热潮的冲撞下达到鼎盛的。忽视了这一史实，就会失去对边塞诗的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郑振铎先生评岑参说：“唐人咏边塞诗颇多，类皆捕风捉影”，这一论断就是由此失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