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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704—765)字达夫,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
高适一生的经历比较丰富。他早年生活困顿,二十岁时西游长安,开元十九至二十年间曾北上蓟门。以后约有十年滞留宋州,过了多年“混迹渔樵”的落拓浪游生活。四十六岁时应试举有道科中第,然仅得汴州封丘尉之职。三年后弃官,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充掌书记。安史之乱发生后,高适自骆谷西驰见玄宗,陈潼关败亡之势,又从玄宗至蜀郡,拜谏议大夫。至德元年(756),受肃宗命征讨永王璘,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此后数任地方大员。
代宗即位后,先后入朝为吏部侍郎、刑部侍郎,进封渤海县侯。《旧唐书》说他“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他最坎廪不遇的是在第一次出塞前后的时期,那时他漫游蓟北一带,想投笔从军,但未能如愿,不得不在梁宋一带栖游,但这却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高潮时期。晚年做了大官后,虽也间有佳作,较之以前却不免有所逊色了。有《高常侍集》。
高适的性格狂放不羁,年轻时结交游侠,过着“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别韦参军》)的放浪生活;浪游梁宋时,也是“酒肆或淹留,渔潭屡栖泊”(《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行止不定。杜甫称他“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殷璠称他“性拓落,不拘小节”(《河岳英灵集》)。他又是具有纵横壮志和实际政治才干的人物,生平第一次任官(封丘县尉)即因与宏阔志向不合弃印而去。安史乱中他主动诣阙献计,又先后得到玄宗和肃宗的赏识,受命于危难之际。可见他志大才雄,并非好作空言之辈。
诗人的性格和经历反映在创作上,使他的诗歌具有沉雄深厚的特色。他对自己的抱负和才具充满自信:“公侯皆我辈,动用在谋略。圣心思贤才,朅来刈葵藿。”(《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对历史上的英雄勋绩也不胜向往:“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下曲》)因其如此,现实中的不遇使诗人格外愤激不平。在《效古赠崔二》诗中,他讥刺那些“邈然在云霄”的贵宦唯知游宴享乐,而有才之士只能沉沦草泽,揭示了布衣与权贵的对立。他渴望得到明主的见赏和重用,常借古代人事抒发自己的情怀。如《宋中十首》其一云:
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
诗中借西汉梁孝王延揽人才的史迹,寄托了知音难觅的悲哀,情调和陈子昂的《蓟丘怀古》诸作颇相仿佛。但是,坦荡不羁的性格使诗人即使在失意时也不失英雄气度,如《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
蹇步蹉跎竟不成,年过四十尚躬耕。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 诗人壮怀激烈的性格,正是形成他雄健诗风的重要因素。
高适抱负远大,以“谋略”自许,又长期沉沦于社会中下层,使得他热心关切许多现实问题,并表现在诗中。譬如,他笔下的农村,已不复是孟浩然、王维诗里充满牧歌情调的桃花源,而是负载着不幸和痛苦的世界。像《东平路中遇大水》,写出了“虫蛇拥独树,麋鹿奔行舟。稼穑随波澜,西成不可求”的悲惨情状。诗人还进一步指出:人祸——尤其是沉重的赋税,更加深入了解民众的不幸:“惆怅悯田农,徘徊伤里闾。曾是力井税,曷为无斗储?”(《苦雨寄房四昆季》)这种带有为民请命意味的诗篇,在同时代诗人中并不多见。在边塞诗中,高适也敏锐地提出不少问题和主张。如《塞上》指出:“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反对应付一时的权宜之计,主张作好充分的准备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蓟门五首》其五就戍卒待遇之低,对统治集团的寡恩提出了抗议。而《蓟中作》则从塞外部族降而复叛的现象,进而对边将只顾拥兵自重,无意安边的事实表示了深切的忧虑。这类诗有较多的议论,作为诗而言未必佳,但从中可以看到诗人的胸襟。
岑参(715—769),江陵(今属湖北)人。他二十岁后有十年时间,出入于京洛求仕,三十岁应举及第,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以后又任右补阙、虢州长史等官,后转嘉州刺史,秩满罢官后卒于蜀中。有《岑嘉州诗集》。自天宝八载至至德二年春,岑参曾两度出塞。第一次赴安西(今新疆库车),为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僚属,第二次入封常清幕府,在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呆了三年,经常往来于北庭和轮台之间。他的生平遭际和高适有相似之处,如年轻时曾至长安求仕不成,以及一度任卑职而终于弃官从戎,等等。他的思想也和高适颇多相通之处,例如对于从军立功的向往:“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对于权贵的反感:“何处路最难?最难在长安。长安多权贵,珂珮声珊珊。儒生直如弦,权贵不须干。”(《送张秘书》)这些都可以说是高、岑的共性。但是岑参的想象力更加丰富,并且性格好奇,在诗歌创作上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个性。
岑参以边塞诗著称。沈德潜说:“参诗能作奇语,尤长于边塞。”(《唐诗别裁集》)翁方纲也说:“嘉州之奇峭,入唐以来所未有。又加以边塞之作,奇气益出。”(《石洲诗话》)
盛唐边塞诗中的高亢乐观之作大多产生于开元年间,如王维诗作于开元十年前后和二十七年赴凉州幕时期,崔颢诗作于开元十八年到天宝三载前河东代州幕中,王昌龄诗作于开元中期以前,王之涣的诗也成于天宝元年以前。天宝年间,由于统治集团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诗人们开始转而采取批判的态度,杜甫的《兵车行》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岑参两次出塞都在天宝后期,但他处于安西北庭的特殊环境之中,当时西域地区尚未受到开边政策的波及,仍能保持融洽和睦的民族关系,因而他的诗歌就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成为盛唐边塞诗的殿军。
岑诗“诗奇体峻,意亦造奇”(《河岳英灵集》),这个特色在他早期的诗作中已可见到。他的写景诗喜摄取不寻常的奇观,如:“雷声傍太白,雨在八九峰。东望北阁云,半入紫阁松。”(《因假归白阁西草堂》)他又喜以奇俊语写巧思,如“涧花燃暮雨,潭树暖春云”(《高冠谷口招郑鄠》),从涧花的艳丽生发出燃烧的温度感,使云雨潭树都浸淫在春暖之中。
“孤灯燃客梦,寒杵捣乡愁”(《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则把乡愁和客梦化作可捣、可燃之物。这些诗都可见出诗人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
出塞以后,岑参诗好奇的特点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喜以瑰丽的笔调,描写带异域情调的新鲜事物或奇特风光,给边塞诗开拓了新奇的境界。他的一些诗兴致勃勃地描写了由各民族的交流而带来的新事物,例如《优钵罗花歌》写“叶六瓣,花九房,夜掩朝开多异香”的奇异花草;《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写当地别具风味的饮筵:“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据有的研究者考证,金叵罗系指饮酒用的吸管,平时可作为簪子插在发髻上,至今藏民饮酒仍普遍使用吸管。《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鋋歌》则对由其他民族传入的音乐舞蹈进行了热情的描述。他还以丰富活跃的想象描绘边塞的异域风光,如写吐鲁番北部的火焰山: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平明乍逐胡风断,薄暮浑随塞雨回。缭绕斜吞铁关树,氛氲半掩交河戍。迢迢征路火山东,山上孤云随马去。(《火山云歌送别》)
火云随风雨晨散暮聚,炎热的蒸气弥漫四处,写出了其变幻出没的奇观。又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写水咸不冻的伊塞克湖,借助传闻和想象,以奇崛的语言和夸张手法,写出了一个斑驳陆离的童话世界,给人留下了极其鲜明的印象。这种瑰丽奇峭的景物描写,在盛唐边塞诗中是独具一格的。
岑诗又好以出乎常情的奇特想象抒发豪迈情怀,化平凡为神奇,使他的诗歌充满奇情壮采,富有力量感。例如他写对长安友人的思念:“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明日归长安,为君急走马。”(《忆长安曲二章寄庞灈》之二)把思友之情着落在翩翩翻落的马蹄下。【原标题:高适岑参:唐朝不朽的边塞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