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个失忆的时代，健忘是这个时代的流行病。一方面，在脚步匆匆的今天，人们需要全力去“打拼”，于是很少缠绵于过去，而“过去”也并不如想象的那般美好；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解构与重估并行的时代，人们满足于“现世”享乐和“过程”感受，于是，回忆苦难、直面苦难、咀嚼苦难，就不再是重要的事，甚至有点儿煞风景。但是，读完刘庆邦的小长篇《平原上的歌谣》（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感觉却不是这样,我的心境变得清凉起来，进而想深思和诉说一些什么。
　　
　　应该说，《平原上的歌谣》是一首用真情哼唱的歌谣，旋律也许有点平淡，内容也许有点老旧，但在波澜不惊中，慢慢地，你的心灵会敞开，你的思绪会活跃，一些温柔的东西会刺痛你的心脏，你明白了，古老的歌谣，用心灵去唱，也依然动听。因为，这部小说融进了作家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和生命体验，甚至浸染了作家的血泪，故而一枝一叶总关情，透发出了遮掩不住的对母爱，对忍辱负重，对生命本源的追寻和尊重，这就给了我们持久的感动和强烈的冲击。
　　
　　就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看，以较大篇幅穷形尽相地书写饥饿的作家，突出的有张贤亮、路遥，从维熙，刘恒等人。对饥饿及大饥馑年月的正视，说明了作家们对历史的诚实态度。通过对饥饿年代几乎令人绝望的生活叙述，表现生存的酷厉和人在绝境面前的耐力，追问造成饥荒的种种人为的荒唐成因，是这些作家作品共同关注的焦点。大体看来，《平原上的歌谣》也是如此，但不同处在于，《平原上的歌谣》似乎淡化了剥夺、失爱、反专制、知识分子受难等叙述维度，而是以更大幅度转向民间立场，平民情怀，更加专注于对饥荒年代普通人的种种行状以及饥饿对人性的伤损。尤其是它通过对特殊情境下人与人关系的透视，折射出存活在民间的，我们民族精神中特有的人性美、人情美。有些篇章，作者把人与饥饿的搏斗叙述到了极致，人们生存的目的只有一个：活下去，为了肚子。活着的目标极其形而下，辛酸得令人窒息，就是在种种琐细、无意义的日常化叙述中，人生的无望、无奈、苍凉力透纸背。当然，对饥饿的叙述并非终极目的，作者想告诉我们：人民，我们整个的民族，曾经那样艰难地活过，遭遇过那样的极限挑战，人的生命力曾达到那样柔韧的程度，就在那样的绝境中，不是别的什么，正是人性中某些闪亮的品性温热着曾经冰冷至极的世界。从这个角度考虑，我宁愿把这部小说看作是作家对当下精神现实的某种间接的、曲折的批判。
　　
　　《平原上的歌谣》与同类作品的另一不同处在于，作家摒弃了纯净化、理想化的处理方式，大量用原生态的还原手法写人物。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原生态的还原手法，不同于新写实的“零度”介入，作家并没有放弃“深度追求”，只不过感情更加深隐、有意模糊化而已，这样的处理效果，使人性的展呈更加自然而充沛。小说的主要笔墨，是为我们塑造了一位不幸的、坚强的、仁慈的母亲形象——魏月明。这是一个为丈夫、为孩子而活，惟独没有自己；对身边遭遇不幸的人蓄满了同情，一有机会就伸出援手的温厚的女人。但作家并没有回避她身上的局限，比如魏月明有重男轻女思想，坚持让女儿长青退学，早点回家干活；小儿子长朋的罗锅腰定型后，魏月明叹了一口气，以商量的口气说：“长朋，你死了吧？”反映出魏月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的“世故”与“势利”；公爹到镇上卖干草，不慎把钱弄丢，魏月明压抑不住的恼火和发泄等等。通过这些原汁原味的琐事，作家把人性在生存压力下自私的一面真实地表现了出来，从而使人物形象趋于丰满，人性内涵更为丰富。无需讳言，作家在塑造这一人物时，也有不够理想之处：魏月明成为寡妇时还很年轻，在漫长的岁月里孤身一人带着一大群孩子讨生活。生活的压力自然沉重，心无旁骛地为生存操劳也是真的，她确乎很少心底微澜和情难自已的时候。但不论有怎样的理由，这样的处理仍然过于“简化”，不利于揭示人物的深层心理真实。
　　
　　可以看出，作家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村生活非常熟悉，无论是春种秋收，还是禽养牧放，写来得心应手，细节也生动逼真，无隔膜之感。这种熟悉使得作家的叙述从容、自信，读来如水一般流动。作家的这一选择是明智之举。在结构上，作者不以具有戏剧效果的矛盾冲突来推动情节发展，而是以日常琐事的叙述来构织全文，这种散文化的笔法也有几分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们的传统的追求。但是，由于作家在收放、开阖上还欠火候，故而给人散漫、芜杂之感。比如，在小说前半，对文钟山和杨兰英的描写，有喧宾夺主之嫌，后半部分把焦点逐渐对准了魏月明一家，对文钟山和杨兰英的命运缺乏呼应，使人在几经琢磨之后才明白了作品叙述的重心所在，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此外，作家的议论稍显浮露，减弱了文本的悲剧力量和本应有的含蓄蕴藉。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都市逐渐代替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重心，这倒不是说乡土文学作品数量不多，而是乡土精神和农业文明的价值日渐衰微，丧失其独立性。在都市经验的叙事中，以“西化”和白领姿态代替本土化经验和平民立场的情形比较普遍，且已成为时尚，这使得不少文本与本土生活脱节，对中国读者的亲和力和公信力大为减少。以此观之，《平原上的歌谣》不趋潮流的独立姿态和平实质朴的底层情感着实可贵。乡土世界中常见的人事景物，加上每章前面的民谣，特定地域的民俗，不时嵌入的方言土语，都在增加文本的民间色彩和底层意识，它亲切、自然，宁静中有一股深远的吸引力，拉近了我们和乡土世界的距离，使我们有了一次精神还乡的机会，哪怕它是苦涩的。作者:雷达【原标题：生命本源的吟唱 ——读刘庆邦《平原上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