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毛泽东接见老舍(右一）、梅兰芳(右二)、田汉（右三）。

    200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日，这是个举国欢庆、令全球华人振奋的日子。从本期至10月中旬，本报文化周刊将陆续推出特别策划的系列报道，从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等方面深入关注60年来少数民族文化领域的大发展，以大量翔实的历史为依据，展示少数民族文化风雨兼程的过程，借此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

　　《文化周刊》：许多学术著作都是从厘清有关概念开始的，你2004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也是这样，你能说说有关情况吗？

　　李鸿然：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和西方国家的“少数族裔文学”不同，但是都与特定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一直没有“少数民族文学”这个名称，千百年来处于“未名”状态。查阅大量文献后知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是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茅盾。当时茅盾还兼任中国文协（即后来的中国作协）主席，《人民文学》主编。就在1949年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那个伟大的十月，在茅盾主编的《人民文学》发刊词中，响亮地提出了“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运动”的口号。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有“少数民族文学”之说，而这一概念，也比西方“少数族裔文学”或“少数民族话语”等概念早几十年。不论从政治层面看还是从文化层面看，“少数民族文学”概念和“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运动”口号的提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60年后回望历史，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与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一致，是新中国文化战略的组成部分，此后少数民族文学不断发展繁荣，成为新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有愈来愈高的声誉，都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结果。默默无名——郑重命名——获得盛名，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总体历程。少数民族文学千百年来“默默无名”，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而在新中国60年的时间里，它被“郑重命名”并“获得盛名”，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可以称为奇迹。

　　《文化周刊》：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就在中外文学史上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你是否可以作些简要而又具体的概括？

　　李鸿然：我在2004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和即将出版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60年》中都说过：新中国造就了一支多民族、多梯队的作家队伍，这支队伍谱写了一曲多语种、多声部的宏大交响乐，创作了一大批多门类、多色调的艺术精品，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形成了一套包括多部门多领域的系统机制，这都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光辉成就。第一，作家队伍逐步形成和壮大，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和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后继有人的根本保证。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少数民族作家寥寥无几，而今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浩浩荡荡，中国作协少数民族会员988人，地方作协会员5000多人。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第一生产资源，也是少数民族文学持续发展和不断繁荣的根本动力。第二，少数民族作家有的用母语创作，以母语揭示本民族的文化密码和心灵密码；有的用汉语创作，在以汉语表现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同时，又使汉语产生了新的生长点和新的能量；有的用双语创作，在两个语言世界里自由徜徉，使自己的作品获得了双重的语言美、双重的文化美和双重的文学美。这一切不仅使我国多民族文学成为世界罕有的多语种文学大国，而且使中华民族的语言艺术跨进了人类最优秀的语言艺术之列。第三，6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了一批又一批艺术精品。中国作协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编辑的20卷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虽然不能说都是艺术精品，但是都有较高的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深刻地反映时代精神，真实地记录历史变迁，艺术地呈现55个少数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传统和广大人民群众丰富的内心世界，是少数民族作家共同的创作追求。他们的创作，是与时俱进的，其中不少人的作品，已抵达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第四，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少数民族文学已经走出了孤立发展的阶段，建立了一个包括创作、研究、翻译、出版、教学等各方面互相配合的系统机制。它不仅拥有一支6000多人的作家队伍，而且拥有与这支队伍协同作战的翻译家、评论家、研究人员的队伍，一个由报纸、刊物、出版社、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因特网组成的信息系统，一个由学会、学校、研究单位组成的研究体制，一个由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组成的教学序列。如果把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60年的历史简明地划为前30年和后30年，那么前30年的发展有崛起，也有颠踬，是曲折前进；后30年的发展则是一路顺风，从一个高峰登上另一个高峰。我把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正好在后30年，这很幸运，但我的研究总是落后于它迅猛前进的步伐，它一个又一个重大成就总是超越我的想象力，这又让人苦恼。

　　《文化周刊》：阅读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总有一个突出的感觉，那就是这些作家都注意表现鲜明的民族意识；与此同时，作家们也都看重民族团结和爱国情怀的艺术表达，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李鸿然：确实是这样。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有的民族意识比较强烈，有的相对薄弱，但是不论民族意识强弱，在作品中都会有所表现，使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呈现出一定的民族性。作家的民族意识，与作家的血统、家族、文化认同有关。“我是胡人”（满族作者启功），“我是回民的长子”（回族作家张承志），“我是哈萨克”（哈萨克诗人夏侃），“我是神人支呷阿鲁的子孙”（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这不同风格的话语，都摘自他们的作品，最鲜明最直接地表现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以及他们的民族意识与血统、家族、文化认同的关联。对于多数作家来说，这关联是内在的、深层次的，用人民群众的话语说，是“骨血”里的，对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影响相当深刻。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后自报汉族，但是他的苗族意识根深蒂固，直到年近80，蜚声中外，这种苗族意识没有丝毫消减。1979年有人写信问及他的民族成分，他表示：新中国成立前他对苗族人民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深深不平”，所以“在作品中为苗人唱了无数赞歌”，不怕别人恶毒地骂自己是“苗杂种”；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改行从事文物研究，扎扎实实，坚韧不拔，取得了卓越成绩，自己认为是“得了‘苗里苗气’的性格上的好处”。而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散文和书信，也都不自觉地流露出“苗里苗气”的意味和神韵。与沈从文一样，老舍的满族意识也是极为强烈的，这种意识在他的重要代表作《茶馆》和《正红旗下》中都有明显表现，两部作品的民族特色也相当鲜明。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55个少数民族的确定，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日渐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心态、艺术追求和文学风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强烈地感到他们对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其他民族和伟大的祖国有着真诚的爱，歌唱民族团结，表达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他们作品中的共同主题。可以说，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一直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旋律，是少数民族作家坚持和追求的核心价值。“为壮山河我们理应群峰般崛起，跨山越海就像鼓翼的雁阵你依我*”，这是著名藏族诗人伊丹才让的诗句；“祖国之爱就是我的爱，祖国之恨就是我的恨，她的任何烦恼忧愁，都会牵动我的每根神经”，“对于无耻背叛她的负心之徒，只要一旦被我撞见，我将唾其面，斥其谤，看他如何回答我的质问”，这是著名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的诗句。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表现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的作品不胜枚举，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另一个重要特色和突出成就。

　　《文化周刊》：你研究少数民族文学长达30年，阅读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很多，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可否给读者推荐一些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李鸿然：在撰写《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60年》时，我也有过这种想法。这样做可能有助于读者阅读，大概也有集中展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划时代成就的作用。难办的是少数民族作家多达6000人，作品汗牛充栋，作家作品又分属55个民族，不好操作。后来我选取60个作家，100部作品，用很长时间，算是做出来了，可是缺点不少，免不了存在顾此失彼的问题。因此，我把自己整理归纳的“百部名篇”公之于众，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原标题：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李鸿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