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内容丰富，结构清晰，语言简练，广受欢迎，至今累计发行40多万册，国外还先后出版了日、俄、波兰文几种译本。

　　1959年，继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尚钺、孙冶方和巴人（王任叔）等也成为史学界、经济学界和文学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
　　
    批判尚钺，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从魏晋时期才过渡到封建社会（这就是所谓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当时主要有三派：一是范文澜、翦伯赞等的西周封建论，二是郭沫若等的战国封建论，三是尚钺的魏晋封建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有一句说，中国的封建制度“从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尚钺的观点与毛泽东的上述说法不相符，因此受到大批判，《人民日报》、《历史研究》等中央级的报刊都发表了包括一些历史学权威在内的大量批评文章，把尚钺的学术观点说成是“托派观点”、“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认为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不准他讲课，不准他发表文章。党内酝酿党籍处分，北京市委的个别人，试图将他全家下放农村，由于许多同志的抵制，他才免于更大的灾难。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次不只是学术思想上的批判，而且是肉体上的折磨，罚繁重劳役，蹲牛棚……

　　虽然毛泽东采纳了翦伯赞、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论，翦、范二人也曾对尚钺进行过批评，但他们在文革中仍难逃厄运。文革开始不久，翦伯赞就被北京大学的造反派批斗一百多次，拳打脚踢。翦伯赞和他的夫人戴淑婉二人不堪凌辱，于1968年12月18日服毒自尽，以死抗争。

　　范文澜的遭遇比翦伯赞好些，但因长期头上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沉重帽子，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翦伯赞自杀后八个多月，即1969年7月29日就去世了。

　　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勉强可以和毛泽东的“周秦以来”论挂钩，郭沫若在文革中委曲求全，所以虽然屡受凌辱，但他本人仍勉强活了下来，不过他的两个爱子郭世英、郭民英都悲惨地死于非命。

　　吴晗，是尚钺在抗战后期在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的同一战壕的战友，又是史学界的同行，却被当作文革的祭旗牺牲品，被迫害致死。

　　史学界的这些同行一个个被摧残，对尚钺是沉重的打击，他自己的命运也十分悲惨。1968年，他的妻子阮季和儿子尚嘉齐分别自杀。这是尚钺第二次丧妻失子。

　　尚钺在文革中忍受着巨大的悲痛，但他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坚持不变。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尚钺复任中国历史系主任。1981年恢复他1927年入党的党龄。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组织力量修订《中国历史纲要》和编写《续篇》，他还筹划改写大型的《中国通史讲义》。

　　他在最后一篇论文中写道：“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能辨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的真理。”

　　1982年1月6日，这位为追求万世之是非、追求客观真理而奋斗一生的史学家、教育家，在受尽苦难之后去世了。作者:李凌【原标题：历史学家尚钺的悲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