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一部分，《辟韩》对《原道》的解读，虽与前人有些不同，但在关键要点上，似尚不能超越朱熹的见解。如《原道》所说，“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云云，是这样“辟”的：

　　如古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如韩子之言，则彼圣人者，其身与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后可，必皆有羽毛、鳞介而后可，必皆有爪牙而后可。使圣人与其先祖父而皆人也，则未及其生，未及其长，其被虫蛇、禽兽、寒饥、木土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乌能为之礼乐刑政，以为他人防备患害也哉？老子道，其胜孔子与否，抑无所异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明自然，则虽孔子无以易。韩子一概辞而辟之，则不思之过耳。

　　按：此似仅凭猜测，无历史事实根据。其实所谓“有圣人者立”，这一“圣人”尊号是后人“文饰”上去的，不过是初民群体共同推举的一位领头人，由他带领众人，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众人中又包括有巢氏、神农氏、仓颉等一批次一级的领头人。韩愈把这种共同推举大小领头人的过程称为“有圣人者立”，卢梭则称之为“社会公约”，并说“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过，然而它们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所默认或者公认的”（《社会契约论》第23页）。从下面第二部分引文中，我们即可知严复其时已经接触卢梭著作，应该了解这个道理。

　　紧接，《辟韩》又以相同方式，续“辟”《原道》表达的君臣民三者社会分工思想：

　　而韩子又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嗟乎！君民相资之事，固如是焉已哉？夫苟如是而已，则桀、纣、秦政之治，初何以异于尧、舜、三王？且使民与禽兽杂居，寒至而不知衣，饥至而不知食，凡所谓宫室、器用、医药、葬埋之事，举皆待教而后知为之，则人之类其灭久矣，彼圣人者，又乌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

　　而韩子胡不云：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养者也，有其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其强梗，备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乎？

　　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而韩子不尔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老之言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窃尝闻“道之大原出于天”矣。今韩子务尊其尤强梗，最能欺夺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为之令，而使天下无数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劳神虑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则诛，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按：《辟韩》在上段引文之后，有两句追问的话：“且韩子亦知君臣之伦之出于不得已乎？唯其不得已，故不得已为道之原。”其实这就是《原道》中的“有圣人者立”的分工约定，以及《社会契约论》第一章《第一卷题旨》说的，“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问题在于懂得这些约定是什么”（第8-9页）。这说明韩愈是懂得“君臣之伦之出于不得已”道理的。

　　早在1992年，我应巴蜀书社“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主编蔡尚思先生之邀，编著《韩愈文集导读》，在《原道》一文题解中，已曾提出过这个看法，“它不是单方面的决定，而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约定。表面上看，对君、臣失职处分轻，对民的处分重。实则不然，居统治地位的君、臣并没有免于处分。‘失其所以为君’、‘失其所以为臣’，做不成君，做不成臣，失去地位、财产，甚至生命，在君权时代这种处分不轻了。”又说，“韩愈在这里透彻地阐明了儒家民本思想的精髓。民本思想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专制社会的产物，它忠诚地拥护这个制度和社会；但是它要求民即被统治者安守本分，劳动生产。但是民本思想不是民主思想，二者是不可混淆的。”这里明显有《社会契约论》的影子的在摇晃，未提书名，反映其时大环境和作者的自律意识。

　　附带一说，日前读2012年9月27日《南方周末》第六版，有著名画家黄永玉的访谈，这位被记者昵称为“如婴儿般”的“老头儿”，以自己八十多年来的生命体验，也谈到了历史上社会分工的重要性。黄永玉说：“‘五四’，起了这么大的作用，革命性的功劳，但是也有一些把孔夫子的比较重要的东西一起给扔掉了，我觉得有点可惜。要重新捡起失掉的文化传统和习惯，好艰难。你比如说，学习《礼记》，《礼记》的一个要点，现在说是礼貌。其实《礼记》里更深的东西，是承认分工，这是它的重点，很有趣的，值得去研究的。这么早就懂得分工的重要性，形成一个社会分工，你怎么讲，从道理上推翻了它，你还得按照它的方法做，非常客观的道理。”按此论可备一家言，为《原道》此文张目。

　　本节的第二部分论中西政治之比较，是《辟韩》的精彩部分，多警策语，发人深思，足可垂鉴后世。今摘录如下：

　　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国且不能，而况中国乎！今夫西洋者，一国之大公事，民之相与自为者居其七，由朝廷而为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荦荦尤大者，则明刑、治兵两大事而已。何则？是二者，民之所以仰于其国之最急者也。是故使今日而中国有圣人兴，彼将曰：吾之以藐藐之身托于亿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吾又乌得而靳之！唯一国之日进富强，余一人与吾子孙尚亦有利焉，吾曷贵私天下哉！诚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进，六十年而中国有不克与欧洲各国方富而比强者，正吾莠言乱政之罪可也。彼英、法、德、美诸邦之进于今治者，要不外百余年、数十年间耳。况夫彼为其难，吾为其易也。

　　考西洋各国，又当知富强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馁，道在去其害富害强，而日求其能与民共治而已。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蝟毛而起，质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