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有争论的文章

　　此指韩愈（768-824）的《原道》。韩愈作品很多，目今较易找到，并便于阅读或研究的本子，应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和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钱、马两位先生积数十年之功，分别写成这两部传世之作。本文仅谈文，且仅谈《原道》一文，用的即马氏的文集校注本。

　　《原道》这篇文章，自公元九世纪初唐朝元和年间问世流传以来，迄今一千多年，未有定论，原因何在？我看历来的解读者虽多，大抵集中在维护儒家道统和排斥佛老异端上着眼，辩来辩去，老话连篇，新意少少；却忽视了《原道》作者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学角度，在东方首先提出了早于十八世纪西方的卢梭（1712-1778）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所表达的社会契约（或称社会公约）和社会分工的思想与理论。这才是《原道》文章的核心所在，也是韩愈的贡献所在。

　　我们不妨先从卢梭书中摘录两小段文字，再与《原道》文中的文字比照一下，便可见出分晓。

　　卢梭《社会契约论》（一译《民约论》），现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何兆武中译本，译文经过一再修订，并附有详尽的译注，最适合中国读者阅读。此书第一卷第六章《论社会公约》，卢梭说：

　　我设想，人类曾达到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消灭。

　　然而，人类既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结合并运用已有的力量；所以人类便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自存，除非是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够克服这种阻力，由一个唯一的动力把它们发动起来，并使它们共同协作。（引者按：在这段下面有一条译注：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第一部：“随人类的发展，困难也就与之俱增……人于是便与别人结合成群……这就是人们之所以能不自觉地获得某种粗糙的相互订约观念的由来。”）

　　再看韩愈在《原道》中说些什么：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请看，几乎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思想，在卢梭之前的一千多年，韩愈在《原道》中运用东方中国独有的奇妙汉字组合，仅用“古之时，人之害多矣”八个字就概括了社会契约和社会分工的产生。这都说明对《原道》这篇文章的研究，不妨扩大点视野，打破古今和中外的某些界域，当然立足点还是东方本色的实事求是。

　　此属小引，下面仍将从头说起。

李汉序文和两《唐书》评论

　　李汉，韩愈门人（即弟子，一说女婿），韩愈殁后为之编订文集并作序文。序文描写韩文问世时，人们的反应：“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就是说，韩愈大小文章在当时人们阅读流传中间，大都经历惊讶-嘲笑-排斥-认定，四个阶段。序文没有列举各个阶段的文章篇名，但不会漏掉《原道》这篇重要文章。

　　《旧唐书》编于五代后晋年间，即公元936-946年间，主编是当时的宰相刘昫，系据唐末史臣吴兢、韦述、令狐峘旧稿，增补修订而成，距离唐亡时间（约公元906年）最近，只有三四十年，见闻真切，史实可信度高。此书韩愈本传写道：

　　（韩愈）常以为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杼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多，无以过之，故史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戾孔孟之旨。

　　接下具体列举了《柳州罗池庙碑》《讳辨》《毛颖传》及《顺宗实录》等篇，评称“讥戏不近人情”，“文章之甚纰缪者”，或“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等等，一一符合李汉序文所说的韩文经历惊讶、嘲笑、排斥的三个阶段，可谓一片排斥之声。唯独缺少“终而翕然随以定”这个第四阶段有些什么作品。我则以为上引《旧唐书》传赞末句说“时有恃才肆意，亦有戾孔孟之旨”这两句，实际就是不点名指向《原道》的批评。李汉序文所说“终而翕然随以定”，只是门弟子少数人的评价，还不是多数人的定论。

　　这段“排韩”历史的直接后果，便是韩文有两个世纪之久，处于沉寂状态，读书人不读韩愈文章了，家中的韩愈文集也被束之高阁，几乎成了一堆废纸。直至北宋天圣年间，十七岁少年欧阳修（1007-1072）参加科举考试，所考科目便是“以礼部诗赋为事”了，“是时天下学者，杨（亿）、刘（筠）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这是欧阳修在经过三十多年为韩文的复兴呼号倡导，掀起一股学韩高潮，终获成功后写的《记旧本韩文后》一篇文章说的话。这时方可说，李汉序文说的“终而翕然随以定”方得到正面印证。

　　因此，随后由欧阳修主持编撰的《新唐书》本传内，与《旧唐书》正好相反，对韩愈的评价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如说文章：

　　（愈）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

　　这里，欧阳修特别把《原道》列为韩文之首，表示他对这篇文章的重视，也是对《旧唐书》所谓“恃才肆意，有戾孔孟之旨”评论的反批评。而传末的论赞，有一段直是专为《原道》辩正的，就更见明白：

　　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牴牾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淳，宁不信然。

　　李汉序文早就关注文与道的关系，序文冒头二句说，“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否）也”。但他说的第二个“道”字，指“文”还是指“道”，甚至或可作“道途”解，都没有说清楚。欧阳修的功劳，是把韩愈的文与道融合在一起，而道在前，起领导作用。这点得到了稍后于欧阳的大文学家苏轼（1036-1101）的响应。他在有名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写道：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