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张一弓曾以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红遍中国文坛，被誉为河南文坛的“形象大使”。自1992年以后，张一弓逐渐淡出文坛。2002年，他用10年时间精心打磨出一部《远去的驿站》，令文坛大为震惊。两年之后，他的《在毛泽东的身影里———一个红色“特工”的人生回忆》又令《报告文学》一夜间脱销，一时洛阳纸贵。张一弓真的很像是拉满弓的箭，一旦脱弦，总是百发百中地给人惊喜。他不是文坛上炙手可热的作家，但是他的沉默和潜心写作，却总能令人刮目相看。采访张一弓，是一种心灵的沟通和感动。写作中，他的右眼黄斑变性，眼底微血管出血，不能阅读和写作。对于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来说，这是多么的可悲。但是他说：当战士瞄准射击时，是需要闭上一只眼睛的。他的乐观和以生命写作的精神，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读书报：先谈谈新作好吗？

　　张一弓：新作的名字叫《阅读姨父》。它的前身是《在毛泽东的身影里———一个“红色特工”的人生回忆》，写的是我的姨父，是他的真实经历，没有虚构，任何细节都是真实的。因为涉及领袖的图书审查总是严格一些，后来，我对这本书的内容作了一些调整，增添了从历史的夹缝里打捞出来的纯属姨父的个人化的经历，才改成了现在的书名《阅读姨父》。

　　读书报：姨父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张一弓：他是一个老八路，在抗日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他用另一只手支撑起作为革命战士的生命。在解放战争年代，他是刘邓警卫团政委，还曾作为野战军保卫部的特派员，保卫首长和首脑机关的安全，执行军队纪律。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他曾长期担任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湖北省、武汉市两边的“外事办”副书记、交际处处长，专事领袖、高级干部及外国贵宾在武汉、湖北期间的安全保卫和生活接待工作，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仍分管安全保卫和外事、交际工作。

　　读书报：这本书的视角是不是对准了领袖人物？

　　张一弓：不是，这本书重点写的不是领袖人物，而是写姨父以及为领袖和首脑机关服务的一批人，他们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保卫和接待工作，无限忠诚，呕心沥血，而他们的独特经历鲜为人知。作品的主人是长期工作在公安战线上的一个人和那个时代的一批人。这个视角过去是没有的。这些人过去也受过委屈，姨父在“文革”中被牵扯到所谓“窃听案”里，蹲了监狱，后来被莫名其妙地安排在远洋公司工作。“窃听案”后来平反了，但是谁都不知道他过去的一切。

　　读书报：谈谈创作的过程好吗？

　　张一弓：我曾三下广州、武汉。我跟姨父开玩笑说，我既当录音员（在广州先后三个多月，录了80多盘磁带），又当电脑操作员（把全部录音转换成文字，输入电脑），还当了广播员（根据20多万字的素材写了不到20万字的书。姨父的眼睛不行了，我照着书稿从头到尾给他念了一遍，请他订正事实）。每次念稿的时候，我都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这部书作为个人回忆，我没有再找别的人。牵涉到历史、党史事件的，我查找文献资料就是了。我从姨父那里得到的素材大部分是已有文献中所“考证”不到的，比如毛主席的诗里有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那么，是长沙什么地方、哪一口井里的水，是产在何处的什么样的鱼，又是哪个厨师做的、哪个服务员端上来的，这里边又有什么故事呢？我关心的是类似这样的历史夹缝里的事情。毛主席游泳时遇到过一次险情，姨父指挥“水上卫队”不动声色地排除了这次险情……这些都不会被写入历史，然而，这对于了解姨父他们那一代人来说，是有意义的、也是能够唤起阅读兴趣的事情。总之，它不是集体确认的历史，是个人记忆。

　　读书报：您的写作，付出很多精力和时间，对于姨父来说，他是怎样的心态？

　　张一弓：姨父很郑重其事，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但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发现他有极好的记忆力，从容不迫地摆“龙门阵”，表现了轻松的心态。他那么丰富曲折的经历差一点儿就会被历史淹没了。他的回忆不是为个人留下什么，而是循着历史的印迹，还原那代人是怎么生活、怎么工作的，包括他们是怎样谈情说爱的，使我看到了他们是由什么样的经历形成了他们特有的“文化性格”。

　　读书报：写作的过程对您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吧？

　　张一弓：是的，我写得很辛苦，很亢奋，不亚于我二三十岁时的状态，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写作冲动。我从16岁当记者，做了30年记者工作，作为记者的叙事，写姨父是最有挑战性的一次。这使我得以重新认识上一代人，时代造就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忠诚、牺牲精神甚至包括忍受委屈的精神。这些从血与火的战争中走过来的人也有弱点，比如文化知识不够，不大懂经济建设，但是他们高尚的人格和率真、粗犷的性格，令人尊敬。书里也有对一些隐含的文化现象的解析，并非板着面孔，而是带着一种幽默感去感受它、解析它。因为时间紧，我和姨父有几个月的时间，都在回忆的天空里驰骋。这项工作进行了整整两年。在漫长的记者生涯中，我从没遇到过这种挑战，一次采访和写作就延续了这么漫长的时间，每一个事情、一个地名、一个人名，都要订正多次。

　　姨父唯恐把同时代人谈少了。他不仅要谈他的老首长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王震，要谈周总理、毛主席、胡志明和蒙哥马利，还要谈他的老战友、老下级，包括警卫员、厨师和餐厅服务员，一谈到他们就津津有味。我就不得不打断他说，我现在需要听到你的故事了———他没有为自己立传的意思，而且我也不是为他立传，而是要写他和他生活其中、由他感觉着的那一代人。

　　就在这个工作的进行过程中，姨父瞎了一只眼，我也瞎了一只眼。一只眼不行了，我就想，当战士瞄准射击时，是需要闭上一只眼睛的。我一点也没有悲观。姨父或六姨有时候打电话问我，你在干什么呢？我说，我给张一弓做秘书呢！有时我说，我给张一弓当保姆呢！有时我说，现在不可以通话，我正给张一弓下面条呢，开水滚锅啦！

　　读书报：我真的非常敬佩您的精神。而且您非常乐观。您为那一代人立传，同时也为我们这个时代树立了一个丰碑。听说这本书马上要出版了，是吗？

　　张一弓：我现在正在看一校稿，边校边改。我感到，而且我的责编也认为，这个稿子比已经发表的前一稿还要丰富、生动。这本书将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和河南大学出版社联合成立的大河大图文传播有限公司出版。它今年7月才成立，希望我能支持。因为我父亲是河大的教授，我从小在那里长大，我又曾经是河南日报的记者。我对这两个单位都是有感情的，所以决定在“大河大”出版。

　　读书报：2004年底您获得由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红旗渠杯”———“终身荣誉奖”。在上个世纪80年代，您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分别获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有多部小说被搬上电影银幕。《黑娃照像》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不久前，您的《远去的驿站》又夺得“九头鸟”大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对于荣誉，您怎么看待？

　　张一弓：我获奖很多，但没有一个是我期待中的。“文革”后我被迫离开新闻工作，把自己交给文学，我怎么可能想到会拿奖呢！我从来没把获奖当成孜孜以求的事情，我不可能想到拿了一个奖还会拿另一个奖。《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时我已经过了四十岁。我在文学上是错过了生长季节的老树，不得不在夏季以后的日子里抽条、长个儿、发芽，而试图把夏季和秋季的果实挂在冬季的枝头上。二十几岁时我写过短篇小说《母亲》，当时我的母亲刚被打成右派，这篇小说被批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毒草”。一篇短篇小说招来了20多篇批判文章。我一下子沉默了20年。现在，我面临的是70岁的生日。面对这些荣誉，我是感动的，不能说不在乎，这次获得的既然是“终生荣誉奖”，那么，它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也将是终生的。本报记者 张戈【原标题：打捞历史夹缝中的回忆——访作家张一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