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对我造成的伤害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大。大家说很好嘛，翻译了很多，挣了很多钱，其实我经常说自《为人民服务》之后，我的十年写作没有长进。如果以《日光流年》开始，《日光流年》写完两年又写了《坚硬如水》，接下来又有三年写了《受活》。但《为人民服务》后你的想象力是往下走的，如果不是《为人民服务》,我非常清楚《丁庄梦》会是什么样的写作，那是我一生中间遇到的最好的题材之一。因为我的妥协，因为我的忍让，因为我的退缩它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在我看来《丁庄梦》是非常诗意和温暖的，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子。《风雅颂》又不断地修改，出版社修改，当然这中间我还写了《我与父辈》。《我与父辈》不管读者多么喜欢，这是完全不经意之间的一次写作，并不是自觉的，无论它多么受读者喜欢，对我来说那是没有难度的写作，那就是你的生活，你就那么诚实坐下来写就可以了。我可以再多写5万字，读者也会非常喜欢，少写2万字它仍然有影响。一直到写《四书》，这十年、九年之间是我写作年龄最好的阶段，也是创造力最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理解。你好像得了多少好处，全世界都关注你，但我非常清楚这十年我应该写得更好一点，可是没有。这个伤害没有任何人可以体会，他怎么会知道原来《丁庄梦》是另外一个构思，后来把它扔掉，写了现在这个故事。

　　南都：当时把构思扔掉是为了什么？

　　阎连科：为了出版，为了温和，说白了就是妥协，就是一次自我审查的过程。我说并不害怕别人的审查，最终更害怕自己对自己的审查。

　　南都：写《四书》时已经从这件事的影响中走出来了？

　　阎连科：你已经更加理性，更有能力面对现实，更加自觉地知道怎么去做了，所以《四书》的不出版是有心理准备的，你不会有任何惊讶。一个作家不管写二十年、三十年，其实你的好作品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写出来的，当你做好了充分写一部好作品的（准备）时可能真的是不行的。我想一个作家充满着创造力却浑然不知的时候那，是最好的状态。

　　同代人的努力与野心

　　南都：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前夕我看到徐星在微博上写，如果有中国作家得奖的话，他赌你能得奖。类似这样的期待你自己怎么看？

　　阎连科：它不会给我，这一点很明确，我觉得莫言是实至名归的，第一他写得很好，第二不管是中国还是海外读者都是可以认同的。

　　你给了我和别的作家会让很多人不认同，给了阎连科大家会觉得为什么给他，是不是因为他备受争议就给他？莫言拿奖了结了中国人的一桩心愿，很多作家都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平静下来，重新去认识文学，重新去认真写作，再不需要有那种焦虑或者被焦虑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所有的作家都是一个好事情。那一把烈火就交给莫言了，燃烧的是他，被燃烧的也是他(笑)。

　　南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你怎么评价你这一代作家的成就与得失？

　　阎连科：大家说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家，19世纪是那样，20世纪是这样。这一代的作家我借着大江健三郎的话来说，他认为在世界上少有的像中国这样在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有这么整齐的一批，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时代是属于年轻人的，但是这个时代的文学至少在目前还是属于这些作家的。

　　第一因为这代作家的经历、命运、经验比任何一代作家都丰富，他亲历了30年前和30年后的状态，他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又经历了我们所谓的比1949年更远的时代，他也或多或少在体验你们这个时代的生活。老一代70多岁创造力、生命都逐渐进入消退的状态。中国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作家无论你读多少书，写作还是和这一代人太不同了。这代人更多是关心他人，关心社会或者说更关心人本身。我想80、90的人更关心“我”本身，这是有差别的。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属于80、90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但属于80、90写作的文学作品还没有到来，或者说我们所渴望的真正属于他们的最理想的作品还没有出来。

　　我经常说，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遇到了写作资源最好的一个时期，我相信这些作家50多岁，有可能40多岁也是正当写作最好的阶段。我们会说王安忆的写作、莫言的写作、刘震云的写作、贾平凹的写作、韩少功、李锐等，60年代(生人)余华、格非、苏童，再年轻的李洱、毕飞宇都是非常优秀的。

　　最重要的是，这些作家无论他们开什么玩笑，说什么，这些人骨子里都是有文学理想的人。例如余华、苏童、刘震云。别看刘震云每天说说笑笑，那是在写作上有巨大野心的人(笑)、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人。当有巨大的文学理想的时候，就会让作家的才华成倍地放大。当然每一代人，80、90也许有他们的文学理想，我们不知道。但是(50年代出生)这一代人的文学理想其实我们是能够看得到，摸得到的。他们心目中的好作家、好作品是在他们眼前摆着的。而且当他们充满着文学的野心、理想的时候他们对经典的理解是正确的。

　　南都：正确的？

　　阎连科：他非常明确哪些是经典，哪些不是经典，哪些是他所努力的经典的方向。他写不出经典来，但是他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谈阿城也好，王安忆也好，莫言也好，这一批作家他们其实在30岁左右或者40岁左右都把他们最好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写出来了。我们说30、40年代张爱玲也好，萧红也好，沈从文也好，这些经典的作家也已经都在这个年龄段写出了他(她)具有一生意义的作品，但是今天我们去反观所谓“80后”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是30岁的人了。一代充满才华的年轻作家没有写出属于一代人的作品，市场成就了他们，市场也害了他们。

　　南都：阎老师刚才谈到文学理想，包括文学野心，你写作的野心是什么？

　　阎连科：我没有野心(笑)。我经常开玩笑说最大的愿望是60岁以前要写出一本世界上“最黄”的小说来，当然这是一个玩笑，其实是希望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光保持今天的创作激情、探索热情，更重要的是老天帮忙写出和我一生作品都不一样的作品。

　　我的上一代作家，你去医院看他们，或者从他的回忆录上看到他说，我最理想的作品没有写出来，无比惋惜。但是回头冷静去想你一生最值得写的作品没有写出来，那最值得写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现在50多岁，我在最该写出什么样作品的年龄里确实把那个它写出来了，我想这让你躺在病床上稍作知足和安慰。

　　南都：前段时间马原在云南被打了，包括像去年发生在你身上拆迁的事情，也有人评价这是这个时代作家境遇的一种表现，你怎么看？

　　阎连科：我觉得也不能说作家的遭遇，这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都不要特别悲观，每一个人也都别幸灾乐祸，你也是中国的一员，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你头上。拆迁落到阎连科的头上，它有一天也会落到另一个人头上，这都是中国的现实。阎连科你遇到你也不要过分悲伤，认为你的命运多么与众不同，通过这次拆迁你知道无数被拆迁的人的命运比你阎连科更加痛苦，更加悲伤，他连说话的可能都没有，你是一个作家你还有表达的可能。在中国不能表达，你还能在海外表达。因为你能发出声音来，那些拆迁的人就会对你相对宽容和没有那么肆无忌惮，但是更多人每天遭受着肆无忌惮地对待。

　　以我五十几岁的年龄没有别的，我们毕竟在相对温馨、平和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