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梦想是离开乡村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人生经历得越多越怀想故人、旧事，可能是想回归自然的淳朴，而我们知道今日乡村道德早已堕落，而且很混乱，我在2012年出版的散文集《一个人的三条河》，就是追忆生命的流逝、亲情的绵远，这是给人希望的东西。直到今天做梦有一半是做在老家青少年时期的梦，这些梦境中永远都有父亲的形象出现，虽然现在父亲已经不在了，我们如何能够对母亲好一点，当然也能够对姐姐好一点，对哥哥好一点。我一直在讲，爱别人，首先从爱自己最亲的人开始，你不要越过自己的亲人就爱朋友、同事，先把自己的亲人爱好，先爱好自己的父母，爱好自己的姐妹。

    我想这可能与我的经历有关，我的年龄使我对很多事情都比较明白了，比如说对于生和死，当你把这些想明白的时候，其他的事情都会显得非常渺小。

    与母亲和亲人们待在一起，可以暂时忘记城市的喧嚣，而乡村记忆可以源源不断转化成我写作的素材，这是取之不尽的源泉，虽然村庄同样在遭受破坏，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都在遭受破坏，但这里还有亲人、亲情。

    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作为社会底层，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困苦，所以说小时候唯一的梦想就是逃离出去，满足物质上的需求，写作只是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手段：离开农村，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这完全是一种生存的梦想，而不是什么作家梦。

    当满足了物质上的需要，我们最大的困境恰恰是精神的丧失，所以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梦想就是精神的自由，对精神生活的渴求我相信目前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

    中国在快速变化，一切都在改变，我又退回到了乡村写作，不是回到农村，而是寻找一种精神记忆，是对一种丧失的精神的缅怀，所以我的“乡村”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而不是物质层面的。

    自然、树是寄托着我们传统人文的东西，在东、西方有不同的方式，比如中国的陶渊明，西方的《吾尔登湖》，这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精神，是一部分人对现实的不满，他们渴求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正因为这些东西丧失了，我们才觉得可贵，才要去追忆。

    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坚持，坚持自己的表达。但有时也不得不妥协，所以对我们来说最大的精神自由有时并非是来自外部，而是一种自律。比如我们很多作家为了市场，为了要出版，就需要妥协，它就是一次自我审查的过程。我们并不害怕别人的审查，最终更害怕自己对自己的审查。

    可能在我最初写作的时候，不会存在这些问题，因为关注你的人少，而当你受到关爱多了，反而“表达自由”相对就少了，因为谁都想关心你的时候，什么都落到你头上了。现在我想这对我都不是问题，我已经到这个年龄，完全可以面对它，所以对我来说最大的梦想还是精神的自由、想象的自由。

    我还可以在写作中找到一种尊严，还可以表达，而更多的人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把想说的话说出来，用各种方式。因为当你不去考虑市场，也不用担心出版的时候，你就会进入你的想象领域，完全释放你的想象力，这就是自己要对自己有所约束，因为文学本就应该回到它本来的位置。

    我常开玩笑说最大的愿望是60岁以前要写出一本世界上“最黄”的小说来，当然这是一个玩笑，其实是希望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光保持今天的创作激情、探索热情，更重要的是老天帮忙写出和我一生作品都不一样的作品，这样才不会遗憾。(本报记者吴小曼 整理)【原标题：阎连科：渴望精神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