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阎连科重新回到桌前，沉静写作。此前的一年对他来讲太不平静：一场突如其来的拆迁、小说《四书》预料之中的无法出版。

　　一切过去后，阎连科开始写新长篇，但遭遇了新的难题。“写到一半时觉得语言不满意。”这部小说写一个偏远小山村一夜间变成繁华都市的故事，这是阎连科感受中的现实中国。这十年，阎连科认为自己的写作毫无长进，而这次，他很谨慎，将之视为一次重新起跳。也因为谨慎，当发现不满意时尤为沮丧。

　　阎连科常说自己开始写作“动机不纯”，就是为了逃离土地。他的短篇处女作是在部队时写的，叫做《天麻的故事》，写一个战士想入党，偷偷给指导员送了一斤天麻，指导员发现后，又退给了他，并进行了革命教育。这篇小说发表后，轰动全团，是他文学创作的开始。这个当了28年兵的作家，在写作这件事上有自己的纪律，只要有可能，每天上午八点到十点雷打不动写两千字。

　　阎连科已经写了三十年，他说其实自己常常气馁，“不是一直发现自己的才能，而是一直不断发现自己的无奈和没有才能。”但一路写下来是因为发现总是有写不完的东西。在他眼里，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国的今天这样，有如此丰富的生活和故事。

　　现实在这里比小说更像虚构。阎连科在这里写出了被评论家李敬泽称为“狂想现实主义”的作品。从《日光流年》、《坚硬如水》、《丁庄梦》、《风雅颂》到《四书》。尽管阎连科将《四书》视为“一次不为出版的肆无忌惮的尝试”，但对于他而言，这本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他之前惯常写作的一次“变节”，而这变节才刚刚开始。

　　文学现状谈

　　南都：观察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作家，会发现轨迹非常不同，有的中断了写作，有的完全走到写作轨迹之外了，你自己的体验如何？

　　阎连科：谈文学从80年代初到现在，你会发现它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马拉松赛跑，谁跑到最后，或者没有跑到最后。我觉得可以归结为文学和作家命运的问题。当然我们会看到有的作家譬如贾平凹从80年代初一直写到现在，仍然写得非常好，当然还有莫言、王安忆、韩少功都是这样一直写下来的。回到文学上来说，我们会觉得坚持了30年的人都非常值得尊敬。其实我觉得没有坚持下来的人也非常值得尊敬，因为人确实不一定在一条路上走到最后，也不一定在一条路上走到最后就能取得成绩。

　　像刘索拉、徐星在那时候星光闪耀一下也留下了很好的作品，很多作家仍然在写，写了二十年、三十年，不一定比那些人的成绩大。最典型的就是汪曾祺。汪曾祺比王蒙这一代年龄略长，虽然现在人已经不在了，但是留下来几个短篇小说却可以供我们反复地阅读、研究。我想一个作家的成绩不在于坚持了多少年，也不在于你写出了多少作品，而在于你写过的作品中出了什么样的作品。阿城今天几乎是决然不写的。但是一本《孩子王》，一本《棋王》，一个小册子，也是很多作家一生无法达到的。

　　文学不光是一个马拉松赛跑。马拉松赛跑是分阶段的，在哪一个阶段你跑在前列，哪个阶段是跑在后列，也许后边你又跑到前面了。跑到最后不一定比中途休息、中途离岗的人更有成就。我们谁能跑过巴金呢？101岁。

　　南都：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文学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作家本身体会一定也很深？

　　阎连科：文学到今天确实从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鼎盛走向一个可以预料的衰弱。不管怎么说80年代的鼎盛是任何人没有想到的。文学改变一切，文学就是整个世界。像刘心武的《班主任》一夜之间名扬天下，家喻户晓。但是今天刘心武老师写了《续红楼梦》，它的读者远不及《班主任》的十分之一之多。

　　今天莫言小说拿了诺贝尔奖，我想诺贝尔奖并不是拯救文学的法宝。我们可以预料到文学不会消亡，不会消失，但是它就是会衰落。即便再有两个、三个人拿诺贝尔文学奖，文学的高峰从世界范围内就是从上往下走的，这个抛物线在19世纪达到高峰，20世纪往下走，21世纪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不要让文学跌入低谷。

　　到今天，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所有的事情确实都被科技所取代。科技在掌握着民主，掌握着社会进程，科技在取代我们所谓辉煌的文化。文化的含金量更大需要科技来支撑，怎么说这不是文化？但是没有人会拿着手机去看《阿Q正传》，没有人会在上面看《红楼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今年(中国)人民大学招生，要求一些教授要跟新生见面，不叫讲课，是聊天，保证第一年的新生能见到他们希望见到的教授。因为(我)是文学院的，我也被校长点名拉过去。人大文学院应该是生源比较好的，有5个班，一个班15个人，七八十个人。其中有两个班，没有完整地看过一本长篇小说。有一个人说“《百年孤独》特别好，我看了一点，没看完”。这是文科的，人大的，由此你会觉得文学就是这个样子。

　　南都：你会有灰心的感觉吗？

　　阎连科：不会，全世界都是这样，不只中国这样。但文学院比较好的学生在初高中阶段没有看完一本小说这可能是中国特有的，他每天就为了分数。你会觉得文学就是这个样子，完全可以预料到的那种寂寞。说耐得住寂寞，每个人都会说，我想每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你在马拉松赛跑的后半程，每个人的心理准备到底充分不充分。

　　理想的读者

　　南都：作为作家都会有“理想读者”的问题，面对文学这样的状况你有没有设想你未来的读者会是怎么样的？

　　阎连科：说心里话我也知道我的小说是不好看的一类，极其不好看的一类。以《受活》为例，如果说出版社印15万册，实质卖到10万到12万册来讲的话，一定有一半的书没有被大家看完，这个我心里是非常明白的。

　　南都：为什么你觉得读者会看不完？

　　阎连科：我经常说《受活》也好，《四书》也好，真的不如80后(作家)的写作，也不如今天的电影、电视，它实在是非常小众的东西。最理想的读者，比如说以《四书》、《受活》为例，他只要把这个(书)看完，都是我心目中的好读者。我是特别相信那种情况，我的书不是非常多人看，但是有一个人把它看完了他一定会记住这本书。他会记住这本书写得和其他作家不一样。《四书》在法国出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法国。因为写了没有(在大陆)出版，但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法国的媒体几乎没有人像讨论《丁庄梦》一样讨论现实的问题，恰恰相反，所有的媒体蜂拥都在讨论你为什么这样写小说。

　　小说讲述的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问题在我的写作中极其重要，但是中国人其实不关心这件事情。我无法说哪里的读者更理想，不能说法国读者理想，中国读者不理想。但是你会觉得是有差别的。

　　南都：《四书》遭遇了出版困难，但涉及“反右”、大跃进时期的作品其实也有出版了的。

　　阎连科：我是受到关爱太多的人。受到关爱太多，谁都想关心你的时候，什么都落到你头上了。我认为《丁庄梦》和《四书》如果是另外一个作家写不会有问题。你小说的某些内容会被无限地放大，放大到所有人都在误读你，甚至遮蔽其他的东西。现在我想对我都不是问题，我已经到这个年龄，完全可以面对它。

　　南都：所以有段时间你的压力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