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河南一个贫寒农家的阎连科，如果没有遭遇命运中的那些偶然，他的人生或许跟千千万万生长在乡村的孩子不会有多大不同，与那些靠天吃饭的父辈们的生活也不会有多大差别。

　　“这是60年代中期，”他回忆道，“似乎我的觉醒，比如自尊，比如对男女与城乡的理解，还有对革命的一些敬畏，也大都始于此时。”

　　那一学期，他有了一个新同桌，是一个洋娃娃似的城里女孩。“她成为我命运中的第一个偶然，一个幸运……她学习很好，每周测验考试，都九十几分，这不仅证明着她和我学习上的差距，也还证明着一种久远的存在，即与史而存的城乡差别；证明着她在课桌上画的那条中轴线，不仅合法，而且蕴含深意。”为了一个乡下男孩的自尊，他开始了日日夜夜学习上的追赶。这场暗自的较量，撞上了停课闹革命的时代大潮，无果而终。“那些住在乡村的城市户口的漂亮女孩的存在，时时提醒我一种与生俱来的城乡差别，正是一种我永远要逃离土地的开始。”

　　上世纪70年代，记忆深刻的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作。那一年，村里来了一批知青。他们衣着光鲜，日日在街头漫步吹笛。在村里人连红薯面还吃不饱的时候，知青们却顿顿细粮白面。这些外来者的存在，让饥肠辘辘的阎连科隐约地明白：“与其在土地上等待一种命运，远不如努力地去逃离土地，去试着改变一下什么。我开始渴望，有一天真的离开土地，走进城里。如同急着要从土地逃走的贼一样。”也就忽然在某一天里，从大姐的床头，拿到了一本长篇小说，书名是《分界线》，作者是张抗抗。书的内容提要里写着作者是从杭州下乡到北大荒的知青，由于写了这部小说，由于到哈尔滨出版社进行了修改，于是小说出版之后，张抗抗留在了省会哈尔滨。阎连科猛地一惊，“原来写一本书可以让一个人到城里去。萌动了写作的念头，播下了写一部长篇小说，到城里出版并调进城里的一颗狂妄的种子。”

　　因为贫穷辍学、背起包袱去打工的少年阎连科，仍继续着他的梦想。在火车站搬运煤沙回来他不停地写，在大山上撬石头放炮回来继续写。不久恢复高考，离考试还有4天的时候回到家里复习。集体填报志愿的时候，全县上百的考生，无一人知道中国有什么大学。向往首都的青年们集体填报了北京大学，结果集体落榜。

　　这一年，阎连科20岁。“在我意识到我已经没有能力考上大学，再不当兵就永无机会离开那块苦难的土地去实现我的贪念时，我在一天夜里突然站在了父亲的床前。我说：‘爹，我要去当兵。病重的父亲坐在床头，淡淡地却是肯定地说：“当兵去吧，总在家里能有啥奔头呢。”于是，便当兵走了。这一走，也便背上了无法偿还的“债”。

　　离家30个年头的时候，阎连科在散文集《我与父辈》中写下了对父亲的愧疚：“与其说我是参军入伍，不如说我是逃离土地；与其说我是逃离土地，不如说我是背叛家庭，不如说我是弃绝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和家庭承担的心债和情务。那一年，我已经二十周岁。二十周岁的我，肩膀已经相当硬朗……可父亲让我有了抵抗命运的力量之后，我便用这样的力量朝父母、家庭并不希望的方向背叛着狂奔去了。”

　　4 那些纸上的凛冽与温暖

　　他这样描写四季：

　　“初春悄然而至而又转瞬即逝着。先前还觉得麦田里只是透着绿色和腥气，可在三朝两日间，在没有任何预兆的那一夜，我一觉醒来后，屋子里塞满了仲春浓烈的清新和温润。空气里是湿的，眼前是绿的。”（《四书》）

　　“漾荡馍味的秋天，太阳如饼如球，四野阵阵飘香，世界都是暖气，都是甜味，腻得人倒胃。” （《情感狱》）

　　他同时这样描写灾难：

　　“你看呦，酷夏里落了一场大热雪，茫茫白白的一片哩。……不消说，……耙耧山脉的这场雪，让整个山脉和山脉间的受活庄人遭了天灾了。”(《受活》)

　　“千古旱天那一年，岁月被烤成灰烬，用手一捻，日子便火炭一样粘在手上烧心。”(《年月日》)

　　阎连科的小说就是这样，不断交织着希望与绝望、温暖与残酷，如同水与火的交融。2009年，《我与父辈》的出版，让人们看到一个温情的阎连科。那些父辈的故事，因了命运的残酷，更加让人动容。2007年秋天回河南老家奔丧。69岁的四叔不在了。也就是在某一瞬间，他“明白了父辈们在他们的一生里，所有的辛劳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温暖，原来都是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与油盐、生老与病死”。在这部书里，可以看到阎连科内心最温暖也最柔软的角落。正是这样一个贫苦却温暖的家庭，造就了他。

　　在城里打工的四叔，激起了少年阎连科对村外世界的向往。每年四叔坐着火车从新乡回家探亲时，都让阎连科着迷和向往。一年夏天，四叔回来时，穿了件白底蓝格的花衬衣。那衬衣的布料不是土织布，而是一种细腻、光滑的“的确良”。村人们围着布衫说了许多许多的话，表示了对都市的羡慕和对乡村的厌恶感。“我远远地站在一边，知道了那布衫其实不是布衫儿，而是一种幸福和生活。我渴望得到那幸福和生活。”这样，憋足了劲儿，在村人们都从四叔家里走了，“我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叔，把你的布衫给我吧。’这话让四叔有些吃惊，他站在那儿怔了怔。忽然我又红着脸朝四叔补充了一句：‘给我穿吧，我都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了。’四叔什么也没说，脱掉那件他新做的布衫叠了叠，用一张旧的报纸包起来，塞到我手里，又拿他的大手在我头上摸了摸，像我大伯给了我一把糖后，在我头上摸摸一样那件布衫就成我的了。因为那糖，那布衫，直到三十几年后的今天，我都能感到大伯、四叔在我头上抚摸的温暖和亲情。”

　　《我与父辈》感动了许多读者，但是对于阎连科来说，这只是一种生活记录，是他“疼痛写作”的一种放松。“我的小说写的是我对于人的灵魂和社会的思考，所以它凛冽、残酷和荒诞；散文只是我对亲人情感的认识，所以它温暖、善良和美丽。苦难什么都可以带给人们。善、恶、罪和温暖。我们说‘穷是万恶之源’，但贫穷也更容易产生温暖。《我与父辈》写的正是这一点。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我想不在于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而在于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那种生活。”

　　无论是书写温暖还是苦难，阎连科对自己的写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尝试不同的文体和叙述语言，因此也被称为文体家。用阎连科自己的话说：“在文体上，我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每次写作都是一次新的尝试，有难度的写作对我才是有意义的